1979年，秘书突然面色匆忙地走进叶剑英委员长的办公室内，将手中的一封信件呈了上去。

叶剑英接过信后便拆开阅读，表情却愈发地凝重起来，读完后立刻就对说道：“帮我拟一封信，要求抚顺公安部门务必尽快将此事彻查清楚，尽快给老人家一个答复！”

这封信是辽宁抚顺一位83岁的老农民寄来的，信中所提及之事让叶剑英大为震惊，老人称自己曾经活捉过蒋介石！

要知道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领军人物向来处事谨小慎微，说起蒋介石被活捉，叶剑英立刻就想到了西安事变。

可就在前不久，当时的各大报社已经刊登了“捉蒋第一人孙铭九”的相关报道，此刻却突然冒出来一个人说自己才是活捉老蒋的第一人，不论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还是对革命先烈的尊敬，都应该还原事实真相。

那么，这位年逾耄耋的老人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捉蒋第一人？当年的事实经过又是怎样？为何时隔多年后老人才想起给叶帅写信澄清事实？

老人名叫王玉瓒，一切还要从1896年开始说起。

“请蒋入瓮”

1896年8月18日，王玉瓒出生在辽宁省黑山县八道壕乡大夏村，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

对于王玉瓒来说年少时最幸运的事情就是有机会上了几年私塾，当时战乱纷飞时局动荡，根本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王玉瓒虽然有心研究学问，可迫于现实的无奈，年仅十八岁的他还是选择了弃笔从戎，成为了一名普通的东北军士兵。

王玉瓒加入东北军后却阴差阳错地踏入了人生快车道，一路平步青云，没过多久就成为了少帅张学良身边的亲信。

最开始王玉瓒只是个普通的大头兵，因为之前上过学就被派去做文书，正是在这期间结识了一位同乡，得到赏识后一路从上士文书被提拔到了少校副官。

1929年，王玉瓒作为年轻的优秀军官被送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九期进行培训学习，时隔一年后以同期学员第十名的成绩顺利毕业，还获得了一把指挥军刀作为奖励。

张学良在这批毕业学员中挑选优秀人才时一眼就相中了王玉瓒，直接破格提拔，将王玉瓒留到了自己的身边。

张学良跟王玉瓒接触得多了以后，愈发觉得这是个可塑之才，平日里对王玉瓒赞誉有加，还曾送给王玉瓒一块瑞士手表作为礼物。

王玉瓒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不只是报张学良的知遇之恩，更向尽忠报国，这也是张学良看重他的地方。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悍然出兵侵占我国东北地区，作为盘踞东北的关东军，却在这时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被迫执行不抵抗的绥靖政策。

王玉瓒对此十分的不解，日寇践踏国土，大敌当前蒋介石竟然宣称“攘外必先安内”，从这时起他便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可偏偏应了那句话“不是冤家不聚头”，王玉瓒驻防西安时成了蒋介石的保卫营长。

1936年，蒋介石对红军展开大肆围剿，并命令杨虎城的部队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合力围剿红军，为了防止两人向红军投诚他特地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蒋介石抵达西安后入驻在临潼县南门外的华清池，而王玉瓒则收到张学良的命令率领卫队营一营保卫蒋介石的安全。

蒋介石来到西安后给部队训话时见无人伤心，也就不再自讨没趣，带着一行保卫人员开始游山玩水。

王玉瓒作为卫队营营长自然要随身保卫，当他看到蒋介石走累了以后便坐在滑杆上让苦力抬着走时，瞬间气不打一处来，自己的祖国尚处在危难之中，蒋介石却在这里作威作福，他恨不得上前了结了蒋介石的性命，但出于理智还是忍住了怒火。

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依旧住在华清池，王玉瓒也顺其自然地继续担任保卫工作。

六天后，也就是12月10日，王玉瓒正在华清池执勤时看到张学良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并径直朝五间厅走去。

王玉瓒在外面隐约听到里面爆发了争吵，并且听上去十分的激动，断断续续地听到：“人民……抗日……民族的罪人！”

听到争吵后王玉瓒心中大致已经猜出了张学良与蒋介石在谈论什么事情，张学良是有心抗日的，但蒋介石却是铁了心的要打内战，两人意见不和自然爆发了争吵。

不一会儿，张学良气冲冲地离开华清池，很显然他没能说服蒋介石共同抗日，次日下午，张学良再次与蒋介石进行“争谏”，同样未果后急匆匆的离开，当看到正在执勤的王玉瓒时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王营长，你跟我回城里一趟吧！”

“是！”

王玉瓒的心里有些疑惑，张学良叫自己一起离开肯定是有要紧的任务要布置，而回城也就意味着任务十分的机密，不适合在华清池谈论。

王玉瓒来不及多想，骑上一辆三轮摩托车就追赶着张学良的座驾往城里开去，没多久就来到东门里东大街路南的金家巷一号。

这里是张学良在西安城的府邸，王玉瓒下车后跟着张学良来到西楼的客厅，里面空无一人，张学良进去后便坐在椅子上，随后对王玉瓒说：“关上门。”

王玉瓒知道西楼是张学良居住的地方，平常一般不会有人出入，而此时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张学良还要求自己把门关上，很显然接下来张学良要说的事情属于绝对机密。

王玉瓒没有多问便照做，而张学良没有着急开口，一双眼睛来回地审视着王玉瓒，片刻后才开口说道：“交代你一个任务，把蒋委员长请到城里来！”

王玉瓒听了以后心里开始纠结起来，张学良明明刚从蒋介石住处回来，为什么还要自己请呢？这个“请”字似乎有不同的意味，可王玉瓒又不敢妄作揣测。

紧接着张学良继续说道：“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

这下王玉瓒彻底明白了张学良的意思，张学良现在这时软的不行来硬的准备兵谏了，他的大脑立刻飞速运转盘算着怎么顺利地完成任务。

王玉瓒说道：“蒋介石这次就带了二三十个侍卫，我们卫队一营有三百多人，保证能完成任务！”

见王玉瓒如此胸有成竹，张学良会心地点了点头，可是紧接着又板着脸说道：“明天，谁死都说不定，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不仅要做好行动部署，更要做好思想准备！”

王玉瓒领命后便告别了张学良，为了防止走路风声他没有回华清池，也没有回家，而是在张学良公馆中楼的一间办公室内休息。

可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索性坐起身来思考捉蒋的部署事宜，一旦枪响之后就没有了回头路，他不敢想象计划失败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

“捉蒋第一人”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两点多，王玉瓒调整了一下心情后骑上三轮摩托车离开张学良的府邸驶出西安城。

王玉瓒首先找到十里铺的骑兵连连长绍兴基，吩咐他立刻带领部队包围华清池，不允许任何人外出，一旦发现立刻逮捕。

紧接着他又赶到灞桥镇，找到手枪排排长金万普，命其将部队调往华清池附近待命。

下达完调令后王玉瓒回到华清池，找到步兵连连长王世民和排长马体玉、匡德润、王金铭等人，将其聚在一起商讨具体的捉蒋事宜。

可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突出出来，有的士兵与宪兵的住处紧挨着，一旦行动恐怕会惊扰宪兵。

王玉瓒当机立断命令道：“把所有宪兵的枪全都下了，派人看着他们，一个也不能放走！”

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后，王玉瓒带领士兵们穿过第一道门进入蒋介石的住所，因为外围的保卫工作由王玉瓒负责，所以没有收到任何的阻碍，可是第二道门再往里全都是蒋介石的侍从负责守卫，也就意味着必须要动用武力。

凌晨四点多钟，王玉瓒带着士兵穿过庭院，来到三园门门口，借着微弱的月光可以看到一个步兵岗哨正在门口来回的巡逻。

王玉瓒伸手示意停止前进，随后掏出手枪瞄准哨兵，见时机成熟后接连扣动三次扳机打响了捉蒋行动的第一枪，以枪声为信号，大批的士兵立刻就涌上前去与蒋介石的侍从展开激战，一时间华清池内枪声大作。

因为府邸内建筑物较多很难突破防守，王玉瓒生怕蒋介石听到枪响后会逃走，趁机以连廊、亭子为掩体穿过荷花阁绕过贵妃池后来到蒋介石的卧室五间厅外围。

王玉瓒见蒋介石的侍从都跑到外面迎战，便快步冲进蒋介石的卧室三号厅，结果里面空无一人，床上没有人，但被子散乱还有些温热，蒋介石的衣物都还挂在衣架上，就连他的假牙都还泡在水杯里，看样子他应该刚刚逃走不久。

王玉瓒见蒋介石不见了踪影，立刻开始紧张起来，万一被蒋介石逃走后果不堪设想，偏偏这时张学良突然来电说道：“捉不到蒋介石，以叛逆论处！”

这下王玉瓒更着急了，完不成张学良交代的任务是小，可计划失败将会贻误两军共同抗日的大计，将来可就是千古罪人。

正当王玉瓒焦急地寻找蒋介石的踪影时，一连的战士石志中突然报告说在厅外的后墙根发现了一只鞋。

王玉瓒当即率领士兵赶到后墙，后墙外面就是后山，如果蒋介石逃到山上可就难找了，他立刻带领士兵开始从山脚向山上进行地毯式搜索。

“蒋委员长在这儿！蒋委员长在这里！”

手枪排班长刘允政的一声惊呼将所有的人都吸引过来，王玉瓒听到以后立刻赶过去查看。

此时蒋介石穿着睡衣光着脚，正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瑟瑟发抖，见藏身之处被发现后还强装镇定的质问道：“张学良在哪儿？我要见你们张副司令！”

王玉瓒没有理会蒋介石的质问，命人将蒋介石带下山押到西安新城大楼好生看管，并立刻赶回城中向张学良复命。

张学良对于王玉瓒的表现十分的满意，特地奖励他五千元，并提拔他为东北军十五旅四十三团上校团长。

王玉瓒成功地捉拿蒋介石为国共合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是他对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最开始却保持不同的意见，坚持不同意释放蒋介石。

直到张学良将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参谋长请来，一连半个钟头的游说后王玉瓒才明白自己的想法还是太过狭隘，应该听周副主席的话，以民族利益为重。

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在事后却将张学良扣留在了南京，王玉瓒感觉到蒋介石对兵谏一事怀恨在心，肯定会遭到报复，于是将所有参加捉蒋的士兵全都遣散回家，并且自掏腰包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此后王玉瓒先后辗转多地为抗日战争付出了无数的心血，但东北军的势力已经被蒋介石逐步瓦解，王玉瓒也萌生了隐退的想法。

抗日战争结束后王玉瓒托曾经一个旧部的关系，到云南二十三临时教养院做了院长。

直到1946年12月9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昆明时，王玉瓒看到了希望，率部在起义通电上签字，随卢汉一同起义，对他来说这更是解脱和救赎。

1950年7月，王玉瓒在军代表的照顾下被送回原籍，见到了分别20多年的母亲，激动地喜极而泣，抱着90岁的老母亲留下喜悦的泪水。

澄清事实

回到老家后的王玉瓒本以为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可没想到前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却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王玉瓒本身就不好大喜功，回到家后对于曾经领导士兵打响捉蒋第一枪的事情更是闭口不提，也就没人知道他曾经为了革命做了多少贡献，一直把他当做国民党军官对待。

王玉瓒对此没有任何的怨言，他认为捉蒋不仅是张学良交给自己的任务，更是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去做的事情，反而能够负责指挥这项行动是他的荣幸。

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纪念会时，将当年参加兵谏的人员都请到北京，可王玉瓒作为行动的指挥者却没能有机会参加。

王玉瓒一直都在告诫自己，不要拿过去的事情去邀功，党和政府现在让人们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已经是最大的幸福。

王玉瓒就这样一直把所有的事情都深埋在心里，多年后回到抚顺努力经营着质朴的生活。

原本王玉瓒以为自己的余生将会平静地度过，可一份报道却打破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宁静。

1979年6月，王玉瓒的儿子拿着一份报纸找到他，说道：“爸，我记得您也是东北军的，你看孙铭九披露了西安事变捉蒋的细节！”

王玉瓒听了以后极为震惊，一把将报纸夺过来，带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的阅读，看完以后气不打一处来，对儿子说道：“明明是我活捉的蒋介石，他只是后来赶到负责配合收尾的，歪曲事实！”

王玉瓒的儿子听了以后也震惊了，之前从没有听父亲提起过这件事情，于是劝父亲向组织说明实情，历史不允许亵渎！

83岁的王玉瓒从这天便开始拾起多年未动的笔，一个字一个字地给叶剑英委员长写亲笔信。

王玉瓒的儿子见他写字如此艰难，提出要替他代笔，可是王玉瓒却怎么也不肯同意，手忍不住颤抖时就用左手握着右手写，就是不肯让儿子帮忙。

一篇长达6000字的亲笔信王玉瓒足足写了一个月之久，在信件的结尾王玉瓒写道：

“关于西安事变到现在这43年中，我所作所为，尤其是捉蒋和云南起义两事需要调查核实的话，请向我提出的见证人征取书面证明，即可完全清楚了总之，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已登载了孙铭九的两篇有关捉蒋文章的今天，不会有敢于冒充捉蒋先行官，而甘愿受法律制裁的蠢人。”

这封信送到叶剑英魏院长的手中后立刻就引起了高度重视，并责令抚顺市公安局、市委统战部立刻调查此事。

1979年6月25日起，两位负责外调的同志历经三个半月的时间，行程8700公里，共查证了22个线索，证实王玉瓒所说的均为事实。

1979年11月16日，抚顺市委统战部的外调同志找到王玉瓒，出示了一份《关于王玉瓒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请他签字。

83岁的王玉瓒看到结论中“爱国”、“正义”、“有功”等字眼时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情绪，抱着结论书痛哭起来，这不仅是数十年来受尽磨难后最好的抚慰，更是党和组织对他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1980年初，王玉瓒被增选为辽宁省政协委员，不久后又被推选为常委，开始积极地参与人民政协活动。

1981年12月，全国政协文史办将王玉瓒及其他西安事变的亲历者邀请到北京，参加“关于华清池捉蒋‘二二’时间座谈会”。

在会上，王玉瓒生动形象地向大家讲述了自己从接到张学良命令，到最后捉住蒋介石的全过程，当经过讲完的那一刻王玉瓒留下两行滚烫的热泪。

1984年2月17日，88岁的王玉瓒因患心脏病逝世于辽宁省锦西县（现改为葫芦岛市）。

作为老一辈的革命工作者，王玉瓒不仅为国共合作达成了关键的一步，更为抗战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谨以此文向王玉瓒前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