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可怜的“一月皇帝”
如前所述,万历一朝,混乱不堪。三大征全胜,萨尔浒战役却是惨败,丧失了帝国野战精锐,也奠定了明朝覆亡的基础;皇帝自己挑选接班人不得,只能以四十年不上朝不批奏折抵制文官系统,可惜也没什么鸟用,大明帝国照常运转,太阳照常升起。
说回万历继承人之争。福王朱常洵是皇位的强有力竞争人选,除了他妈妈郑贵妃深受万历宠爱之外,他哥哥朱常洛是万历偶然临幸宫女王氏所生(王氏是太后宫里的,此前万历调戏宫女被太后责罚了一番,可见有报复成分)。母亲出身卑微,自己长得也不行,朱常洛当然不受他爸爸喜欢。无甚作为,在位也只有一个月,因此被称为“一月皇帝”,但是明朝三大案居然都与他有关。
且看——
万历的皇后王氏、昭妃刘氏自万历六年(1578年)册封后,都无子嗣。
万历九年(1581年),万历在其生母李太后的慈宁宫中私幸宫女王氏,后来王氏有孕,万历忌讳这件事情而不敢承认,但在内起居注中记载了这件事情,并有当时赏赐给王氏的实物为证,再加上李太后盼孙心切,最后被迫承认这件事情。
万历十年(1582年),册封宫女王氏为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生子,是为皇长子,取名常洛。
国本之争
明万历正宫皇后没有子嗣,众多嫔妃中对郑氏尤为宠爱,万历十二年(1584年),晋封为贵妃,产下皇二子朱常溆,可惜夭折。皇帝对她宠爱不减,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初五生皇三子常洵。随后郑氏便晋封为皇贵妃,并借机乞求皇上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自己则做皇后。两人写下合约,在道教庙宇中立誓。万历的承诺,违背了祖制和礼制,当然引起重大的政治危机。
皇帝专宠郑皇贵妃,迟迟不立太子。朝中大臣纷纷猜疑,担心郑氏谋立皇三子,损害国本。他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奏折累计成百上千,无不是指责后宫干政,言辞之间矛头指向郑皇贵妃。皇帝置之不理,仍旧宠爱郑氏。
为了平息皇储争议,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皇帝终于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三子朱常洵为福王,争国本事件最终落下帷幕。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总计逼退内阁首辅四人(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有谣言说皇帝想要换太子,矛头指向郑皇贵妃,结果皇帝株连逮捕者甚众。到了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又有进言,说郑皇贵妃以及福王将要谋害皇太子,结果皇帝仅仅是让福王就藩,但被郑贵妃暗中阻止了。
再说那位不幸的恭妃王氏仍旧当着实际寡妇,见不到皇帝,整日以泪洗面,流泪度日,渐渐双目失明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王氏薨逝,大学士叶向高建议厚葬,可是皇帝居然不同意。再进言,皇帝才勉强同意追谥皇贵妃。
梃击案
梃击案更是匪夷所思。一个平民拿着木棍可以闯入皇宫,逢人便打。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1615年5月30日),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伤及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内官韩本用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平静下来。事发过后,张差供认系郑贵妃手下宦官庞保、刘成差遣。郑贵妃为免心腹受罪,向皇帝哭诉。但是太子差点遇害,朝中大臣们议论纷纷,皇帝无奈,说这件事最好是你向太子争取谅解。郑氏跪拜太子,太子慌忙回拜。最后,万历与太子不愿深究,以疯癫奸徒为罪名,杀张差于市,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六月一日,明万历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史称“梃击案”。
《明史》中未曾证实这一案件,但郑贵妃企图夺嫡之事确有此情。李三个人觉得,此系明朝政府做了关键词屏蔽。
红丸案
光宗继位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驾崩。八月,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宣布改元泰昌。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初一日,泰昌帝朱常洛在登基大典上,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1。泰昌帝做了几件大事,他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一个是补发饷银,一个是免除被人诟病的矿税撤回矿监,再一个就是弥补他老爹的债,把文关系统补足补齐,使得内阁可以正常运转。
不幸的是,朱常洛举行登基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初十日,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为什么呢?还是跟郑贵妃有关。这家伙给皇上送了八名绝色女子,皇帝体弱不堪,于是得病²。
八月十四日,泰昌帝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以后,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这是不是很奇怪?本来是一辈子的竞争对手,做皇子时处处被陷害,登基后却处处听命郑贵妃。陪侍姬妾是郑贵妃进献,连最重要的秉笔太监也是郑贵妃宫里的。
朱常洛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通利药”大黄。大黄相当于泻药。所以,接下来的一昼夜,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案发后,大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³。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八日,朱常洛召英国公张惟贤、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十三人进宫,让皇长子出来见他们,颇有托孤的意思并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注意,对郑贵妃的人还是宽厚有加。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1620年9月26日)五更,朱常洛驾崩。于是,廷臣纷纷议论,指定李可灼、红丸是致皇帝暴毙的罪魁,而且还牵涉到方从哲。不过,方从哲、李可灼对于朱常洛服药,本就是抱着一试的希望,对于朱常洛的死并不要负什么责任。后来,内阁大学士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在给熹宗的奏疏中说明,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是用妇人经水、秋石、人乳、辰砂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就虚弱的朱常洛,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磨,便暴毙而亡。
明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仅一个月,年仅三十九岁。
至于移宫案,发生在光宗死后,李选侍死活不愿意迁出新任皇帝所居宫殿。此事并不复杂,就不赘述了。
明光宗登基一个月便死去,史上籍籍无名。但,由于此人并非万历首选接班人,文官系统、后宫及郑贵妃等各方势力的角逐带来了国本动摇。
随之,熹宗继位,却开启了九千岁魏忠贤专权时代。明朝对宦官约束很严,但是却出现了三个宦官专权时代,英宗王振,武宗刘瑾,熹宗魏公公,尤以魏公公权势登峰造极!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下文接着再讲。
注释:
1、“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
2、《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
3、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当时,朱常洛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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