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走邪路

“诗三百”，是指《诗经》，集中周朝以来数百年间，各个国家的劳人思妇的作品。所谓劳人就是为社会、国家在外奔波劳碌的人。男女恋爱中，思想感情无法表达、蕴藏在心中的妇女，就是思妇。

每个人内心的情感，有时候不可以对人说，就用文字记下来，后来又慢慢地流传开。孔子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可以从中知道社会的趋势。其中有的可以流传，有的不能流传，必须删掉，所以叫做删诗书，定礼乐。集中了以后，精选编出来代表作品三百篇，就是现在流传下来的《诗经》。

读《诗经》的第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一定要吃饭，一定要男女追求，不过不能乱，要有限度。正规的男女之爱，并不妨害风化，这也叫“为政”，正规的。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是什么呢？“思无邪”。人的思想不要走歪路，告诉我们为政的人，除了领导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对于自己的修养，更要有诗人的情操，才能温柔敦厚，才能轻松愉快地为政。

合理的情感和欲望，是无邪的一个表现：不矫情、不滥情、不放荡，有节制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避免人生在痛苦和无聊之间不断波动。

仁政

领导一个国家，如果以政治体制为领导，再用法制来管理，使大家不犯法，犯法就罚他。但是用法制来管理人民，一般人会钻法律的漏洞，而且他逃避处罚，还会自鸣得意。“民免而无耻”，人们能够遵守法令，免于刑罚，但心中并没有耻感。无所羞愧，虽然不敢为恶，但为恶之心还在。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假如以道德来领导，每个人都有道德的涵养。“道之以德”，用你自己的德来引导。领导人躬身示范，引导感化他人。

“齐之以礼”，以礼教化。人人有耻，不敢做不道德的事，不要等到法律制裁，自己就很难过。到了这种情形，则“且格”，就达到了政治的目的。

道德是弱约束，是倡导人们要去做的事。法律才是强约束，强调的是人必须去做的事。

故事

武德九年末(公元626)，即李世民登基数月后，大唐君臣就围绕着未来的施政方式展开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讨论。

李世民提出：“我朝承大乱之后，恐怕人民不容易接受教化，欲求天下大治，恐怕也不容易见成效。”

魏徵率先亮出了他的观点：“不然。长期安定之人容易骄逸，骄逸才难以教化；而久经离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于治理。譬如饥饿的人什么食物都觉得可口，什么水都觉得好喝一样。”

李世民说：“贤明的人为政百年，才能祛除残忍好杀之风。大乱之后，欲求大治，怎么可能像你说得那么容易，在短时间内达到？”

魏徵胸有成竹地答道：“百年而治者是庸常之主，非圣哲之君。若明君施政，上下同心，四方响应，相信大治并不太难，三年成功尤嫌太晚！”

李世民频频颔首，深以为然。

可是，魏徵的观点立刻遭到大多数宰执重臣的反驳。

为首的人就是右仆射封德彝。他用一种近乎嘲笑的口吻说：“自夏、商、周三代以降，人心日渐浇薄诡诈，所以秦朝专以严刑峻法治国，汉朝也不得不兼杂王道与霸道，此乃欲教化而不能，又岂是能教化而不欲？魏徵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恐败乱国家！”

面对封德彝尖酸刻薄的指责，魏徵毫不示弱，坦然应对：“五帝三王治国时，人民也是久经离乱，可照样能够教化。躬行帝道则成就帝业，躬行王道则成就王业，一切都取决于人君的努力。考诸史籍，昔日黄帝与蚩尤大小七十余战，天下可谓混乱至极，可战胜蚩尤后，天下遂致太平；其后颛顼诛除九黎，商汤驱逐夏桀，武王讨伐商纣，不都是在天下大乱之后进而缔造了太平盛世吗？若说古人淳厚质朴，后世浇薄诡诈，那么迄于今日，人民应悉数变为鬼魅，人君又如何教化治理？”

封德彝顿时语塞，其他反对者也都哑口无言。但他们坚持认为：魏徵所言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断不可行。

很显然，魏徵所坚持的观点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王道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