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一直到1970年，驻陕南某部发现一个怪事，每年4月18日，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农民都会找上门来。
这个老农民就问一个问题：“邵队长在哪里？当年我曾和他穿过一条裤子。”
部队很关心老人，有时间就派人去和老人拉家常，聊过去的历史，希望能从有限的对话中找到“邵队长”的线索。
可惜部队政治部派人去西安、湖北出差了好几次，仍找不到“邵队长”的半点消息。直到1970年，老人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也不能怪部队寻人不力，老人口中的“邵队长”其实不姓邵，姓程，全名叫程启文，离休前为湖南省军区顾问。
程启文将军出生于湖北红安县谢家嘴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幼时读过三年私塾，1929年14岁参加红军，1932年入党。
在红25军中，程启文是个颇有名气的活跃人物，生就的一副好嗓门，声音清脆洪亮。
长征路过围寨林立的豫西平原时，他一路上就可着嗓门子大喊大叫：“老乡老乡，不要惊慌。红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过往，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程启文于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到了古稀之年，将军依旧怀着“少队长”的拳拳之心，念念不忘他在商洛山中的艰苦斗争，情系于出生入死的那一块乡土——孙家山！
他曾向妻子说：“人生70古来稀。我的军旅生涯已经55个年头，往后的日子不多了，如不抓紧去趟孙家山，恐怕死后也闭不住眼睛！”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1984年8月，程启文在担任湖南省军区顾问期间，曾冒着烈日炎炎的盛夏，千里迢迢从长沙来到商洛山区，寻觅他当年所走过的坎坷之路。
一到丹凤县城（龙驹寨），他就迫不及待地向县上提出：“整整50年了，我先去孙家山走走看看，那里是我战斗过3个多月的一块乡土……”
说来很不凑巧，通往孙家山的一条简易公路，被一场暴雨山洪冲得坑坑洼洼的，汽车无法通行。县上请他等待两天，可他一天也等不住，立即非去不可。
无奈之下，县上准备了一副担架，抬他去孙家山。但却被他予以拒绝。
将军记忆犹新地说：“我记得龙驹寨以西有个显神庙，靠近显神庙西北有一条小路，可以直通孙家山。呵呵，还是步行为好，再走一回这条山路！”
50年的风云变幻，沧桑历尽，别时容易重逢难。那会儿跟他有过直接交往的青少年们，即使尚健在者已到垂暮之年，还有几个能够记得或相识程将军呢？
而他却十分执拗地说：“当年，我在孙家山还认了个干女儿和大哥哩！我得去看看他们。”
于是，便由秘书和两位地方同志陪伴而行。他们从县城乘坐一段汽车，便由显神庙以西拐进北面的一条深山峡谷，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徒步朝孙家山走去。
这条山路，仍是那么迂回曲折，坎坷难行。翻过一座白土岭，将军气喘很急，稍事休息了一会儿，便情不自禁地四下看看，大声笑道：
孙家山乡
“到了，到了孙家山了！呵呵呵呵，我又回来了，回到了孙家山……”脚步儿蹒跚，眼神儿激切。
一路上，他都在喃喃自语，间或询问几句。穷乡僻壤的孙家山哟，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村一寨，都给将军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年已古稀的老将军，而今又踏上这块染着鲜血洒着泪水的黄土地，重温起1934年—1935年那一段极其艰难困苦的战斗历程……
1934年12月，红25军进入陕南后，即立足于商洛山区休养生息，创建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2月29日，商洛特委于洛南县景村成立，手枪团政委宋兴国为特委书记，程启文等三人为委员，他当时分工担任特委少共书记。
从此，程启文就离开红军主力部队，走向与众不同的坎坷之路。
在商洛特委的领导下，当时组建起一支地方武装力量，以手枪团第二分队为骨干，将当地的一支“红枪会”农民武装加以整顿，共同组成“陕南抗捐第一军”。
红军手枪队
这个部队番号为军，其实总共不过300人。原“红枪会”首领刘实通、岳新明二人，分别担任正、副司令，特委书记宋兴国兼任政治委员。
然而，这支革命武装组成后，就遭到陕军第一二六旅两个营和洛南县保安团的包围进攻。
头一仗，就被敌人包了“饺子”，由红枪会改编而来的部队战斗力差，碰到敌人正规军，没多久就损失殆尽。
战斗中，正、副司令刘实通、岳新明都身负重伤，一个当场牺牲，一个被敌人杀害。
宋兴国率领手枪团第二分队30余人，于危急关头杀开一条血路，奋力突出敌人的包围。程启文也跟随二分队突围出来。
就地播下的一团火种，还不曾燃起斗争的烈焰，就被敌人扑灭了，前后只有7天……
幸存的红军小分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一边战斗一边夺路奔走。他们接连翻过几架大山，整整奔跑了六七十里，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当天晚上，安全转移到一条深山沟里，找到一家独户人家，进行宿营休整。
就在这时，身为特委书记的宋兴国，深感损失惨重，内心极为痛苦而又愧疚，抱着脑袋嚎啕大哭，饭也不吃。
不幸的事情随之而来，宋兴国居然背过小分队全体同志，悄悄把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砰”的一声枪响，躺倒在血泊之中……
这就是那一页血染的斗争史实。新组成的一支革命武装垮台了，商洛特委和抗捐第一军的称号，此后便不复存在。多么惨痛的失败啊！
宋兴国自杀身死，如同雪上加霜，严重挫伤了小分队的思想情绪。每个人心里都像压着一块石头似的，有的唉声叹气，有的痛哭不止，士气十分低落。
生死关头，群龙无首，大家都茫茫然不知所措。在此危难时刻，程启文出于红军战士的本能和勇气，急忙把同志们召集在一起，眼里含着泪水，一字一顿地讲了起来：
同志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宋兴国同志的自杀，我看也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行为……我们红军战士，就是豁出命去死，也要拼上几个敌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番话顿时又在每个人的胸中燃起新的斗争火苗。在此时刻，大家都一致拥护程启文担任分队长，将他推举到特定的“统帅”地位。
名为“分队长”，可大家并不这样称呼，仍然喊他“少队长”，因为程启文之前的职务是红25军政治部宣传部少年宣传队队长。
因此到了孙家山以后，当地群众都以为他姓“邵”，居然又称呼他“邵队长”。直到程启文重访孙家山时，他的真实姓名才大白于山乡，揭开了这一历史之谜！
鲜为人知的孙家山，是秦岭南麓的一支小小山脉，地处洛南与商县交界的商县一边（今属丹凤县）。
境内群山重叠，沟壑交错，地瘠民穷，交通闭塞。当地约有三四百户人家，大大小小的村寨，全都散落在小河两边或半山坡上。
一条坎坷的南北小道，北面可以抵达洛南的景村，南面直通丹江岸边，与龙驹寨和商洛镇紧密接壤。
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当时属于商洛镇民团张虎森的管辖范围，是其赖以征收粮草捐税搜刮民财的一处领地。
“腊八”前后，程启文和他的小分队30余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孙家山一带，落脚到这一处穷乡僻壤。
红军一到孙家山，就看到不少穷苦人家，过着“吃饭照影影，睡觉看星星”的苦日子，处于饥寒交迫之中。
驻扎在商洛镇的张虎森民团，经常派遣团丁进山催收粮草，摊派捐款，苛捐杂税极为严重，老百姓苦不堪言。
于是，红军首先发动农民群众，实行抗粮抗捐，免除一切苛捐杂税，为老百姓解除痛苦。这一革命举动，当即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与拥护。
时值寒冬腊月，张虎森忽然又派来一班团丁，进山来勒索捐款。“狗咬一声，来了团丁”，顿时弄得人心惶惶，不少男子都闻风而逃，四下里躲藏起来。
程启文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将小分队埋伏起来，一举活捉七八个团丁，缴获了几条步枪和几袋银元铜板。
红军把这些银元铜板及时分配给穷苦百姓。老百姓都不由拍手称快：“红军来了，一年到头的捐款粮草，都给抗住了、抗住了！”
谁知在释放了那一班团丁之后，张虎森听说红军占领了孙家山这块地盘，赤化群众反抗粮捐，心里如同插了把刀子似地坐卧不安。
张虎森畏于红25军的声威，虽然不敢轻举妄动，可又派其团副微服私探，进山来侦察虚实。
结果，该团副被红军识破，将其捆绑在一棵大树上处决了。这样一来，张虎森恼羞成怒，扬言要发兵进剿孙家山，血洗这个“红军窝子”！
在此时刻，程启文和他的小分队能不能在孙家山站稳脚跟，巩固住这块弹丸之地，还很难以预料。战斗，已迫在眉睫！
转眼到了腊月二十三，恰是“祭灶”的日子，老百姓都在忙于送“灶王爷”上天哩！
就在这一天，有一位貌似乡村教师的陌生人，急急忙忙来到孙家山的五谷崖。
此人中等身材，衣着整洁朴素，二十五六岁年纪，见到红军哨兵时，他老远就打起招呼，高兴地喊道：“红军同志，你们辛苦了！”
“站住！不准动！你是什么人？”哨兵机警地把枪口对准陌生人。
陌生人笑着回答：“请不要误会，我们都是同志，你们邵队长在吗？”
听说要见“少队长”，哨兵更加警惕起来，没完没了地盘问了一阵。陌生人很不耐烦，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卷什么东西，递给哨兵说：
“你把这东西交给邵队长，他一看就会明白。我时间有限，不跟你们磨牙拌嘴。”
程启文拆开一看，原是几张紧紧卷成一团的红军布告传单，有的还署有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的名字，而这两位赫赫大名，都是他所熟悉的红四方面军领导。
于是，就立即将陌生人召进一所农民住宅。
“红军同志，你们辛苦辛苦！我叫王伯栋，家在商洛镇以东的显神庙，今天特意从家中赶来，看望孙家山的红军同志们！”陌生人主动握住程启文的双手。
程启文一听到“红军同志”这个称呼，顿时就感到热呼呼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自从来到这人地两生的孙家山，当地老乡都把红军称之为“老总”，听了也不那么顺耳。他立刻作了自我介绍。
“我是中共党员，这是可以证明身份的组织关系。”王伯栋不由把汉中特委介绍他去陕北苏区工作的组织关系信件，交给程启文看了看，以免发生什么误会。
王伯栋，学生出身，十七八岁即投笔从戎，曾在杨虎城部下孙蔚如部队当过兵。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初冬，他在汉中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由于情况有变，遂经汉中特委介绍去陕北苏区工作。前往陕北途中，他害了一场重病，不得不绕回家来养病。
回到家中不久，他听说孙家山一带闹起了红军，有个“邵队长”所领导的一支红军队伍，在发动群众反抗苛捐杂税，把张虎森弄得心神不安一筹莫展。
因为当地没有党的地下组织，他才进山来主动与红军联络，借以帮助红军做点工作。故乡故土，人缘关系也熟，何乐而不为之？
程启文在了解了王伯栋的身份及来意之后，似有一见如故之感，两人都谈得十分坦率诚恳。
讲到张虎森，此人跟王伯栋原是同村又是同学，为人比较仗义，也好打抱不平。
他本人出身贫苦，因为看不惯国民党地方官员及地主豪绅的横行霸道，这才纠集了几名同伙，夺得几条钢枪，就地拉起一杆队伍，试图争个高低扬点名气。
商州县府当局对其也无可奈何，后经串通“招安”，就将张虎森封为商洛镇民团团总，借以维持地方治安。
张虎森虽然拥有200余人，但并非与共产党和红军为敌，而是凭借个人势力，独霸地方而已。对于远征而来的红225军，张虎森也是闻之胆寒，惶惶不可终日。
有鉴于此，王伯栋直截了当地提出：红军小分队可以与张虎森订立一个密约，双方划定活动区域，各自相安无事。
然而，王伯栋的这个建议，对程启文来说却是闻所未闻的大事。
他想：红军与地方民团，向来是水火不容，怎能订立什么秘约？这不是跟敌人穿上一条裤子么？！
程启文沉了半晌才说：“唉呀，这可是个大事，我们眼下也没法请示上级领导……”
王伯栋呵呵笑道：“邵队长，你的年纪小，又是在红军队伍中成长的，没有做过党的地方工作，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在对敌斗争方面，革命的坚定性不可丧失动摇，斗争的策略性可以灵活一些。”
“你如能跟张虎森订立协约，让他把孙家山这块地盘割让给红军，双方睦邻相处，井水不犯河水，对于红军小分队的艰难处境，暂时完全可以得到缓和。”
“你若同意的话，张虎森那面的工作，可以由我去交涉，决不会叫红军吃亏的……”
程启文表示说：“伯栋同志，你今晚先住下再说。我把这事对党员同志讲讲，认真讨论一下。”
当晚，王伯栋跟程启文住了一宿，两人又交谈了很久很久。第二天，王伯栋才匆匆离去。
王伯栋走后，当天又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手里拄这一根五尺长的竹棍，一跛一跛地来到红军小分队驻地五谷崖
“好呀，张大个子来了！”程启文喜岀望外地握住年轻人的双手。接着，他不禁又问：“快说说，是什么风把你刮来的呀？”
程启文原以为这个“张大个子”，是军首长派来送信或联络红军小分队的“密使”，心里感到特别喜悦和兴奋。
丹凤县五谷崖
谁知，这个张大个子一见到他，就忍不住流出两行热泪，边哭边说：“少队长，原来是你们在这一带活动……今天，算我走运，见到自己同志了……呜呜！”
“呵呵，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也没牺牲，我也没受伤。”程启文不由逗了个趣儿，“快坐下歇歇，有话慢慢说。”
此人名叫张培真，家在红安县紫云区的箭场河（今属河南新县），与程启文同一个故乡，曾在红二十五军手枪团当过副分队长。
因他在庾家河战斗中一条腿受伤，没法坚持随军行动，就被留在蔡家川的何老五家中休养。
从蔡家川到孙家山，也不过二三十里路程，相距很近。养伤期间，他忽然听说孙家山一带，活跃着一支红军队伍，于是就跛着一条腿，坚持赶来寻找队伍。
程启文在晓得了张培真的遭遇后，又了解到这样一个意外情况：庾家河战斗后，红二十五军在蔡家川休整时，曾在当地安置过不少红军伤员，大都分散隐蔽在老百姓家里。
张培真（后改名张波）大校
这事，顿时又给“少队长”带来新的喜悦和希望。他不由乐呵呵地大声讲道：“哈哈，眼看就要过年啦，我们应当派人去看望和慰问这些伤员同志，动员他们早日归队！”
于是，就立即派人分头出发，带着几十块“袁大头”，到蔡家川一带寻访红军伤员。
经过一番查找，终于见到二十几名留下的伤员同志，并给每个伤员及其住户，都分别送给两块银元。
归来时，有十七八名伤员相跟着，回归到红军小分队的战斗序列。
这样以来，小分队原来3个班的建制扩编成5个班，总人数达50余人。
他们对内仍称手枪团第二分队，对外则叫“红25军洛南游击队”，张培真这时又担任了副分队长，红军小分队的阵容随之焕然一新。
小分队成立这天，王伯栋忽然打发他的门中弟弟王伯录进山来参加红军。来时，王伯栋还给红军送来几十双鞋子，并写有给程启文的一封亲笔信。
信中，王伯栋主要叙述了他跟张虎森的交涉情况，张亦表示同意会面洽谈，双方划定活动区域，订立互不侵犯密约。
因此，王伯栋也建议程启文与张虎森举行秘密会见，以表示红军的诚意。
但在程启文决定前去会谈时，却又引起一番波折，以致形成“顶牛”状态。
绝大多数红军战士，都不同意派人去谈，更不同意“少队长”冒此风险。
甚至，还有个别同志对王伯栋的建议产生怀疑，认为其中必有诡计，凶多吉少。
众意难违，领导人也不能一意孤行。程启文只能耐心地加以说服，晓以得失利害。
他说：“大家都不要疑神疑鬼的，胡乱猜疑。王伯栋同志回家养病，又不顾劳累到处奔走，完全是为红军办事。”
“他的做法和建议，都是很灵活的斗争方式，我们只有随机应变，赶快去谈，才能争取到好的出路。”
“听说这个张虎森，曾经跟反动政府衙门和地主豪绅闹过不少矛盾，根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我们完全可以趁此机会，把张虎森争取过来，交上朋友，为红军做点好事。”
“我不亲自去谈，张虎森就信不过红军，事情当然也很难成功……”
他翻来复去地讲了不但应当去而且非去不可的道理，还是说服不了众位同志。大家仍一口咬定：“少队长”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恰在这时，王伯栋二次又来到孙家山。因为他在信中没有约定会谈的日子，急急忙忙又赶上山来，与程启文进行商量。
当他了解到红军战士害怕上当受骗的心态，马上拍起胸脯保证：“红军同志们，大家都把心放宽，决不会有啥危险。我们的会谈地点就约定在我的家里，保险万无一失。”
“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你们就把我当作叛徒处决！我的弟弟王伯录，现在就在红军小分队，你们还可以当作人质嘛……”
这样一来，大家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勉强同意程启文下山去进行会谈。
经过商定，王伯栋先走一步，及早约定张虎森准时赴会。程启文却扮成一个“卖炭翁”，肩头挑着一担木炭，随后才跟下山去。按照王伯栋所指定的一条小路，他直奔显神庙……
当天晚上，天空中黑咕隆咚的，冷风簌簌地吹着。程启文一路挑着闪着担子，满脸汗水淋漓，可一点儿也不感到疲累。
当他走下一座山梁，到达显神庙北边的沟口时，刚撑起木炭挑担歇下，擦了一把汗水，就从一棵大树底下响起三下巴掌声。他亦轻轻地拍了三下巴掌。
这时，王伯栋飞快地迎上前来，话也没有说一句，就一前一后相跟着，走进一所坐北向南的农家院落……
不多会儿，张虎森也应邀而来。没有团丁卫队，身边只有一位姓吴的秘书，是其铁杆心腹。
双方见面时，王伯栋只是寒暄了两句，随后就围着一盆木炭火盘膝而坐，边喝茶边抽烟边问候边闲谈起来。
张虎森却愣目圆睁，死死盯着“卖炭翁”打扮的程启文出神，十分惊讶地说：
“好呀，你就是孙家山的红军老总！早知你我今夜相会，订立密约，你不要把我的团副吊死……该有多好！”猛不防先来了一枚当头“炮”！
程启文忙对此事做了一番解释。他说，关于吊死贵部团副的事，也是事出有因，现在看来，我们所釆取的那种做法，也是很不妥的……请张团总不要计较。”
张虎森却不由脱口而出：“这事的前因后果，王伯栋贤弟对我讲过，今天见了红军老总，就算过去了”
这时，王伯栋笑呵呵地打了个圆场：“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打不相识，红军与虎森仁兄，也是不打不成交啊！红军对那一班进山催粮的团丁，连根汗毛都没有伤着，全都放了回来……”
张虎森说：“对对，我对这两件事都深有感触，红军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仁义善战之师，令人敬佩！”
相叙之间，即言归正传。由王伯栋事先经过协商拟定的一纸密约，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双方以孙家山为界划分区域，张团总不再到孙家山一带征收粮草捐税，红军也不得在孙家山以外的张团总管辖区域实行游击，宣传赤化反抗粮捐；
第二、双方各自独立，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友好相处，互不骚扰；
第三、双方保持秘密联系，协力合作，红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张团总应当给予方便和帮助。
以上3条，双方都一致表示赞同。当时也没有举行签字仪式，都以各自的人格担保，完全遵照执行。
为了保守秘密，王伯栋遂将手中的一页纸片，借着炭火焚而毁之，没留一点字据痕迹。
程启文和他的小分队终于在孙家山站住脚跟。当地的农民群众，这一年拖欠的各种苛捐杂税，全都一风吹了。老百姓都打心眼里感到喜悦欢快，军民关系如鱼得水，更加密切。
由于区域情况特殊，基本条件也不成熟，红军只是串联和培养了一批贫苦农民积极分子，建立了几个秘密农协小组。
他们没有急于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乡村政权，以免给张虎森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孙家山本是一处穷乡僻壤，红军小分队的粮食物资来源，除了向当地的富户财东征购过一些粮食和腊肉，所需物资经费全靠到外地进行筹集。
老百姓反映说：“红军打富济贫，也是兔子不吃窝边草，没有伤害过谁家一根汗毛，还拿出钱物周济穷人哩！”
年根底下，程启文带领小分队奔往龙驹寨以北的蛎塔庙一带，神不知鬼不觉打了几家大土豪，筹集到300多块银元和10多斤大烟土，还有不少新鲜珍奇的年货，可谓之“满载而归”！
归来后，程启文又将大烟土当作“年礼”，悄悄分配给几个农协小组，由他们兑换成粮食钱物，救济贫苦群众，解以燃眉之急。
纷纷扬扬的大雪片儿，迎来了乙亥年新春佳节。红军和当地老百姓一起，辞旧迎新，恭贺喜庆。
过了“破五”，家在五谷崖附近的刘大爷，满脸乐呵呵地捋着胡子，前来向程启文贺年道喜。
见面后，老汉一连呼了几声“邵队长”，却又吞吞吐吐的，很不好意思开口。
程启文发现老汉闪烁其词，心中必定有事，便直截了当地问：
“老大爷，有啥事你就说吧！”
“邵队长，我……我家里……”刘老大爷结巴了一阵，还是没把事情讲明。
“哎哟，我们也不是头一回见面，看你老人家为难的，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只要能够办到的事，我们决不推辞！程启文笑着说。
刘老大爷终于把他的心事讲了出来。原来，这个日子比较富裕的农家，于腊月“三九”时节，忽然添了“一朵小花”。
刘老汉这辈子没有女儿，好不容易盼得个孙女儿，视若掌上明珠。
据说当地有句俗语：“六月狗，大张口；腊月狗，夜里吼。”这极热极冷的生辰八字，都于属相为狗者很不吉利。
老人家又很迷信福气命运，他想：人人都说红军是“天将神兵下凡”，保佑老百姓平安，何不把孙女拜托在“邵队长”名下，认上个红军“干爹”，祈求给予保佑，定会逢凶化吉。
这事，确实出乎意外，把个“邵队长”难为住了。
当然，程启文心里也很明白：老人家为孙女拜认“干爹”，并不是跟他个人有什么私情瓜葛，完全是出于对红军的信任和爱戴，为了图个吉利而已。
但在当时，红军伤员把房东老乡认作“干爹干妈”者为数不少，而红军把老百姓的孩子认作“干儿干女”者，却实属少见，闻所未闻。
再说，这种认“干女儿”的事，上级领导晓得以后，将会怎么看待，是认可还是批评？因为红军中没有这种先例，他吃不准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就转弯抹角地说：
“老大爷，我才二十岁呀，连个媳妇都没有，咋好给你孙女当干爹？这事，叫我作难呢……”
刘老汉见他一再推辞，不肯答应，气得半晌都没有言语。可在临走时，忍不住又说:
“邵队长，这事没啥难处，我老汉满脸胡子麻茬的，你可不要伤了我的老脸！不管你肯认不肯认的，我老汉是认定了，等到满月那天，你要不肯赏脸，我就用四抬轿子来请……”
程启文感到这事推辞不过，当时也没法请示上级领导，这才横下一条心，决定认下这个“干女儿”。
孩子满月这天，他等不得刘老汉张罗来请，就挑着两个小巧玲珑的红灯笼，并领着一班红军战士，热热闹闹地前去给“干女儿”庆贺满月。
鞭炮声中，刘老汉家中的亲朋好友，如同众星捧月一般，把“邵队长”围在庭院。
程启文紧紧拉住刘老汉的双手，十分高兴地当众讲道：“各位乡亲们，从今以后，红军就认下这个干女儿，我们全体指战员同志，都是孩子的干爹！”
“正月十五快到了，我们这些当干爹的，特意给干女儿送来两个红灯笼，还有两把红蜡烛……哈哈，再赏给干女儿两块银元，当作压岁钱……”
刘老汉感动得热泪盈眶。众亲友也报以激切的欢声笑语。这事，即刻在五谷崖被传为佳话……
春节过后，程启文有两件事都不称心如意：一是派王伯录回到显神庙与王伯栋进行联系，谁知这个当了半个月红军的新战士，却一去而不归队。
显神庙
王伯录嫌当红军太苦，咋都吃不了那个苦……王伯栋对其劝说无效，生气地嘟嚷了两句：“没有出息！就知道守在家里，出不了窝子！”
没多久，王伯栋接到陕西省委的指示信后就匆匆忙忙去了陕北找刘志丹。走时，程启文连个信息都不知道，心里过意不去又无可奈何。
二是派农协小组成员孙继维等人，先后两次前往镇安、柞水等地寻找红二十五军，但都一无所获……
在与红军主力失去联系的日子里，小分队虽说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但总归不是长久之计。
转眼到了三月，春暖了，草绿了，花也开了，下一步该怎么坚持斗争，程启文心里感到很不踏实，如同火燎油煎一般焦急不安。
这时，程启文决定亲自去寻找红25军，即使暂时寻找不到，也可探听一下红军的活动去向。于是，他就找到农协会员贺正源，秘密约定下山时间。
贺正源曾给商人当过脚夫，到过商州县城，办事也很机灵。谁知这个二十五六岁的壮实汉子，居然穷得一贫如洗，连条遮羞的裤子都没有。
家里两三口人，就一条破烂裤子，谁岀门时谁穿，贺正源穿走了，家里人就没法出门。
程启文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一条裤子脱下，让贺正源穿在身上，这才一同外出执行任务。后来，当地群众都说：“红军来了，贺正源才穿上裤子，能够出门见人啦！”
他们二人扮成一对兄弟，各自挑着一担“火纸”，极其秘密地出了孙家山，直奔丹江上游的商州城。
进得城来，每遇到军警民团的盘问检査，程启文就装成“哑巴”，傻呵呵地张着个大嘴，嗷嗷呼叫几声，间或比划几下手势。
即便是对方破口怒骂，他亦充耳不闻，装聋卖傻。当然，有时也少不了给塞上两盒香烟。
“蛮子”腔调很重的湖北佬，就这样在商州城里混了两天，一点蛛丝马迹都不曾暴露。
商州之行，程启文苦于有嘴不能说话，只能以眼睛和耳朵窥探窃听，事实上也没有获得多少情况。
从商州城归来以后，情况突然起了变化，斗争形势急转直下！
民国时期的商州城
这时，都多亏了张虎森这位“朋友”，他很守信用，除了资助红军以外，稍有风吹草动，就派吴秘书秘密通报。
一天晚上，吴秘书又急匆匆进山来通报情况，他说当局已责令商县调集保安团1000余人，将于近期向孙家山发动围攻！
情势如此紧迫严峻，程启文当即向吴秘书表示感激之意，并向其提出两点要求：
一是天气热了，请为红军筹办几十套单衣，以作换季之用；
二是通知驻扎庵底的民团分队，红军一旦经由该地突围，请给让出一条去路。
对这两点，吴秘书都满口答应，并一再表述了张虎森的意思：让红军及早做好准备，当心被包了“饺子”！
红军小分队随即转入紧急战备状态。程启文一面派出便衣侦探，于主要山头路口巡哨警戒，一面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安排农协小组成员秘密转移，外出躲避。
在作战行动方面，他们也进行了一番研究，并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3月底，当敌人分头向孙家山包围进攻时，敌军每到一地处处扑空。红军小分队只是在五谷崖暴露了一下，鸣枪呐喊虚张声势，诱敌翻山越岭，疲于奔命。
天黑以后，红军才按照预定的突围路线，借路经过张虎森民团据点，乘机突出敌人的包围。
第二天早晨，他们准备穿过沟底的一条南北大路，直奔商南县境，而后转入豫西山区。
想不到就在这条路上，有一支密密麻麻的敌军队伍，长蛇似地由南向北开进，前面望不着头，后面也看不到尾。
程启文一见情况不妙，眼下难以穿过大路，急忙命令小分队就地隐蔽起来，等待时机以求一逞。恰在这时，忽然又有一股跟踪尾追的敌人，直扑楸树坪而来
前有大敌过往，后有追兵将至，情况十分危急，处境更加不妙。到此地步，只有拦腰切断当面的敌军纵队，杀开一条通路，奋力突击过去。
巧在敌军的行军队伍已近尾部，程启文瞅准时机，率众猛冲下去，直扑沟底大路，截击敌人尾部，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慌乱中，敌人还以为中了红军的埋伏，顿时乱作一团。
当敌人纷纷调转头来，蜂拥般进行反扑时，红军小分队已穿过大路，很快占领路东的山头高地，一边抵抗一边向东撤退。不多会儿，就隐没在群山密林之中。
这一仗，红军没有遭受多大伤亡。只有一名战士屁股上挨了一枪，子弹头露在皮肉外面，他自个儿动手抠了岀来，根本就没有当回事儿。
红军转移途中
之后红军小分队在豫陕边界活动了10多天，这时敌人已经收兵撤离，于是又返回到了孙家山。
外出躲避敌人的农协小组成员孙继维、贺正源、周显常等人，这时也都返回家园，积极配合红军开展活动。
1935年4月上旬，红二十五军由蓝田县葛牌镇挥师东进，一举攻克洛南县城。这消息犹如一阵春雷，激荡着四周的山山岭岭，村村寨寨……
地处洛南景村以南的孙家山一带，这时也被红军攻占洛南县城的战事消息惊动。
4月18日，程启文和他的红军小分队共50余人告别孙家山，又回到了红25军的怀抱。
临行前，程启文对贺正源说：“贺大哥，以后红军还会回来的，革命胜利之日就是你我再见之时”
当时，吴焕先政委早已听说“抗捐第一军”被敌人打垮了，人员全都失散了，但想不到手枪团第二分队又胜利归来，顿时也感到喜出望外，十分高兴而又激动。
他在听了程启文和张培真的汇报后，对小分队所经受的一切艰难困苦及其所作所为，都给予充分肯定和称赞。
吴焕先
军政委特别兴奋地讲道：“你们小分队能够生存下来，与张虎森拉上关系，单独搞上一块根据地，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归队以后，程启文继续回到军政治部担任“少队长”。红军小分队也编入手枪团建制，由张培真担任分队长。
张培真后改名张波，新中国成立后为宜昌军分区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935年5月上旬，红25军在龙驹寨整训期间，省委决定成立中共豫陕特委，调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担任特委书记。
这时，程启文又随同郑位三来到龙驹寨以北地区，视察了孙家山等地，并将当地情况以及农协小组成员，全面地向郑位三作了介绍。
与此同时，程启文还写信将吴秘书请到孙家山，把张虎森这个难得的“特殊关系”，与豫陕特委牵在一起。
可惜好景不长，1936年初，国民党军在清剿红74师期间，将与红军密切合作的张虎森和吴秘书两人杀害。
郑位三
程启文在完成移交工作后，又在孙家山安置了一批红军伤员，这才匆匆离去，随同红二十五军踏上新的征途。
后在中共豫陕特委的领导下，很快建立起孙家山区苏维埃政府，拥有两个乡的区域，总人口约5万，耕地面积9万余亩。
原来的农协小组成员贺正源、孙继维、周显常、李铁锤等人，都被选为孙家山苏维埃区政府委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贺正源曾任苏维埃区政府副主席，并兼任游击副司令，统帅过百余名游击队员。
49年后，山呼水笑，喜鹊欢叫，当年的“少队长”回来了，回来了，又回到了孙家山的怀抱。
将军的军旅生涯，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历史的一页，历史也记载着将军的姓名。缅怀过去，旧地重游，“少队长”早已鬓发斑白，满脸皱纹，容颜老矣！
路旁老人忆旧事，相互感激皆涕零。有不少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一听说“邵队长”还活着，而且又回来了，无不勾起昔日的山乡旧事，百感交集，悲叹抹泪 。
“邵队长，你……还活着……回来了呀，这么多年……”年迈苍苍的孙继维、周显常两位老人，分别拉着将军的一只手，久久地不肯松开。
历尽沧桑的孙继维，还没有完全告老退休，时任丹凤县政协副主席。一见到“邵队长”，他就不由搬着手指数起当年的“老人手”，如实告诉将军：
1935年8月间，国民党正规军来了两个团，把我们的游击队全都给打垮了。
区苏维埃政府的委员们，杨焕章被敌人杀害，张万金被敌人活埋，何焕斗在牢狱中被活活折磨死去，李铁锤逃跑到了潼关一带……谁知，还有多少血染的名字啊！
“贺正源、贺大哥呢？我俩一块化装到过商州城……”程启文迫不及待地问道。
孙继维、周显常两位老人，你一言他一语地回答：贺正源是条宁死不屈的好汉子！
他那会儿也被敌人捉住，把双手吊在大梁上，给背上压了块石头，两个眼珠子都暴了出来，直滴鲜血……
敌人严刑拷打不供，就用火剪子撬他的嘴巴，撬得满嘴流血，可他一句也没有招供。后来，还是亲朋好友拿钱把他赎了回来……他的一双眼睛全都失明啦。
解放后，贺大哥尽管双目失明，但他还记得和你分开那天是阳历4月18，每年的那一天都要跑去部队找你。
可惜啊，贺大哥已在1970年病逝。临终时，家里人为他更衣，他还在念叨着，我的红军兄弟……邵队长，他曾和我穿一条裤子……我很想见他……”
程启文听了唏嘘不止，老泪直流，喃喃地：“唉唉，我来晚了……太晚了！没能见到贺大哥……”
没有见到贺大哥，将军不禁又问起红军的“干女儿”，提出要去五谷崖探望一下。老人们却不约而同地说：“别去了，去了也见不着了！”
原来，那个被红军认下的“干女儿”，长到三岁时，就被病魔夺去了幼小的生命。
将军眼里的泪水擦了又湿，忍不住又夺眶而出，抛洒在这块多情的乡土上……
程启文（右二）重返孙家山访问
然而，回到丹凤县城以后，将军重新又结识了一个“女儿”。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儿，年纪只有30岁，是从千里之外急匆匆赶回来与“邵队长”会面的。
她就是贺正源的女儿贺引娥。这姑娘结婚以后，就跟随在丈夫身边，远在甘肃嘉峪关工作。
也不知是那位好心的同乡，发去一个加急电报，就将她从嘉峪关召回到龙驹寨，特意探望她父亲临终时所念念不忘的“邵队长”！
这一老一少两辈人，见面时却别有一番情趣。贺引娥在外多年见过世面，无拘无束，谈笑风生。
她说：“我们孙家山人，过去都以为你姓邵，叫你邵队长。谁知你姓程，当过红军的少队长，老一辈都把少当成邵了！唉，可惜了我父亲了，年年都跑去武装部和部队问你下落，怎么找都找不到。”
“程叔叔，我爸在世时就没完没了地念叨你，说你跟他穿过一条裤子，喝过一碗糊汤，比亲兄弟还亲哩！后来，敌人血洗了孙家山，我爸他……他……”她也说不下去了，哽咽住了，捂着脸痛哭起来。
贺正源故居——孙家山庵底村
将军悲喜交集地抚摸着“女儿”的一头秀发，安慰地说:“程叔叔来晚了，对不起你的父亲……今天能够见到你，叔叔也很幸运，等于见到了贺正源同志……好孩子，我们今天能够见面，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应当高高兴兴才是！”这才化哀痛为喜悦，高高兴兴地拉起家常话儿。
临别时，程启文叫秘书数了十张大团结，送给初次相识的贺引娥。可她，说啥也不肯接受。
程启文说：“好孩子，这钱虽少，也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从千里以外赶回来看我，就当我给你的路费，不收不成！”
贺引娥这才勉强收下。过后，她又购买了丹凤特产，作为对将军的回敬礼物。
从丹凤县回到商洛市后，程启文又打听起当年帮他和张虎森穿针引线的地下党员王伯栋的下落，可得到的也是噩耗：
1937年10月，王伯栋从陕北返回陕南，担任商洛工委书记，领导开展当地的群众抗日运动。
不幸的是，国民党四区专员温良儒与龙驹寨保安独立大队长冯麟生等人暗中勾结起来，居然将王伯栋枪杀于显神庙家中。时间为1938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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