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才任之。求贤若渴的君主，往往才能够在世间称霸称王。而那些昏庸无度的帝王，葬送他们命运的多半都是身边的奸臣、媚臣、谗臣。

而皇朝更迭，王姓变迁，唯独有用之才始终是世间瑰宝。历史上有一个比较小众的例子——冯道，他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先后效力于庄宗、明宗等十位皇帝，因其清贫、正直、心细、勇敢，被这先后十位皇帝所重用，最终为后周世宗辍朝而葬，流芳百世。

无论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朝纲、任何制度，人才两个字都重若千钧。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香山居士白居易在担任刑部尚书期间，著书《白居易集·策林·审官》，其中就明确指出，“量材授职，则政成于举。”古人就已经深刻地明白，要把一个有才干的人同与他相宜的职位相结合，就能使让国家得以昌盛治理成功，事情也能办得成功。

而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人才的选拔机制也经历了多次更替。最早的世卿世禄制，即我们常说的世袭制，尽管专制、武断，但毕竟是人才机制的雏形，也诞生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真实案例；之后就是在地主阶级之间相互举荐的察举制，它替代了血缘关系的纽带，打破任人唯亲的限制，百里奚这样的“陪嫁奴隶”才得以从庸碌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明相；接着是东汉末年曹丕所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它的考察标准制定较为合理复杂，在中央集权的年代给与世族相对公平的晋升途径，但广大寒门依然出身无望；紧接其后就是延续数百年的科举制，作为“古代的高考”，它强调公平、客观，对推动中国的社会进程起到了强有力的作用，让众多寒门走进官场，但由于舞弊、死板，尤其是臭名昭著的“八股文”，极大程度上束缚了考生思想，也招致了人才的损失。

在新中国，我们经历了艰难的复国强国时代。在这七十多年里（实际上还要算上解放前几年），党全力聚集人才，实施人才战略，一边确定了人才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决定性作用，一遍确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重大方略，并积极吸引海外人才归国建设，让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各类人才都投身在了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我们耳熟能详的邓稼先、袁隆平、钱学森、华罗庚、欧阳自远等等老一辈人才，为中国的崛起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伟大贡献。

如今天下英才齐聚，强国强党同献力谋。我们不但重人才、选人才、用人才，更思重人才、精选人才、善用人才，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渴求人才的出现，渴望着人才涌入到各行各业；不让人才做无用之事，不令人才守莫名之丘，人才就应该如现在这般，与祖国的发展和党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紧紧团聚，为强国大业做出更多卓功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