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她，安静居住在北京前三门一栋寻常公寓中，如同所有普通人那样，平凡过着自己的生活。

偶尔，会有昔日相熟的人前来拜访她，每当这时，她总会静默地笑着，不太愿意谈起自己的过去。

2007年，她与世长辞的丧讯传出后，有位叫钱江的人在《人民日报》的海外版上刊登一篇怀念她的文章。

钱江说，比起与她的相交，他其实更熟悉她的丈夫。因为钱江与她的丈夫有过相同的经历，都曾到云南生活工作过，所以有很多共同话题。

她的丈夫，同样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媒体人，曾担任《人民日报》驻香港新华社首席记者，早于她很多年前去世，但她的后半生始终没有忘记她的丈夫，她在用余生怀念她的爱人。

钱江透露，他所知道的，她和她的丈夫的相遇发生于某次昆明进步学生集会期间。

凶狠的军警赶来驱散学生，她在奔跑中意外崴伤了脚，不知所措之际，一双手忽然伸到她的面前。

她抬头，看见一位陌生的男青年轻轻扶起她，与她转入巷陌。那一刻，她好像听到“心动”的声音。

之后，她到《大公报》当编辑。某天地下组织成员通知她，叫她写好自传，会有人拿着一份报纸来帮她办理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手续。

她依照约定时间完成自传，等在屋子里。未想敲门声响起，她打开门，却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容。她略微失望地询问：“你为什么现在过来了？”

话声刚落，她的目光便落到他手中作为暗号的报纸上，一下子惊讶地跳了起来。

那是她和她的丈夫最浪漫也最危险的一段经历，可相较于他们夫妻二人的往事，明显她和她的父亲的“故事”更广为人知一些。

甚至有人评价她，说但凡提及“北平和平解放”，就一定要说到她的名字。

她就是傅作义的长女，新中国的知名记者傅冬菊。

01，少年时与父亲的争执：她说那一晚和父亲的争执触动了父亲，父亲向她诉说了很多不为人知的隐情

生于1924年的傅冬菊，又名“傅冬”，是傅作义的长女，母亲为傅作义的第一任夫人张金强。

据傅作义的亲戚崔增印回忆，傅冬菊小时候很得父母疼爱，她的长相随了母亲，可性格却继承父亲，极有主见。

那时，傅作义的军务比较繁忙，鲜少与家人在一起。傅家的琐事，全由张金强打理。张金强出自名门，对儿女的教导严厉又不严格，宠爱又不溺爱。

傅冬菊有个叔叔只比她年长3岁，常常带着她玩耍，也很喜欢欺负她。但张金强碍于亲戚情分，不好去教育小叔子，只能选择把女儿拉走。

傅冬菊好强，不服气又委屈，很多年后再重提旧事，仍旧“恨”叔叔“恨”到牙痒，直呼“七叔当时可真把我欺负惨了。”

1936年，日军入侵山西，张金强带着刚读初二没几天的傅冬菊紧急离开太原，辗转进入西安。傅冬菊进入铭贤中学继续学习。

然而好景不长，日军的飞机常来西安轰炸，张金强担心会出事，只得又带着傅冬菊等儿女去往重庆。傅冬菊成为南开中学的学生。

在傅冬菊的记忆中，那是一段有趣又有意义的时日。每逢周末，她总和同学们到《新华日报》社玩耍。

周总理偶尔碰见他们，会抽出一点儿空闲与他们聊天，问他们读过什么书，学校有什么活动，对抗战的想法以及家长的情况等等。

他亦会借机教育傅冬菊等学生，告诫他们一定要多读书，要关心社会，不能只看“书本”，也要去读“社会”这本书。

傅冬菊由此对周总理心生仰慕和亲切。某次主动称呼周总理为“周伯伯”，未想周总理立马纠正道：“不对，你不能叫我‘伯伯’，你要叫我‘周叔叔’，你的父亲比我年长3岁。”

后来的傅冬菊说，那时的她，思想稍显激进，非常害怕自己落后于同学，被时代“抛弃”，故而只要有抗日救亡的组织，她就十分渴望加入。

某天，傅冬菊听说地下学生组织了一个名叫“号角社”的小团体，她当即递交申请，积极成为该组织一员。

傅作义来到重庆，看见女儿的成长特别开心，但同时他也察觉到傅冬菊的思想“倾向”，是以主动提出要送傅冬菊去美国读书。

傅冬菊果断拒绝，告诉爸爸：“我在重庆看见美国大兵就很反感，不想去美国读书。现在，国家需要我，爸爸也需要我，我想留下。”

傅作义对傅冬菊的“撒娇”毫无抵抗，只能放弃计划，任由傅冬菊继续留在华夏。

1942年，学成毕业的傅冬菊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并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与中共组织的接触更深一层，愈加了解进步思想。

1945年，傅冬菊自联大毕业，回到西安与母亲团聚，又主动向《大公报》投递求职信。不久，《大公报》回复傅冬菊，同意接纳她，傅冬菊如愿成为《大公报》总编辑。

可就在傅冬菊离开西安前的一段时间，傅作义所率部队与八路军产生冲突。

起因和双方“受降”有关，傅冬菊对父亲的行为非常不满，特地利用假期，坐火车赶到张家口，与傅作义争辩了一个晚上。

傅冬菊抓住傅作义公开辞绝蒋介石授予他的勋章及嘴上说要“解甲归田”，实际却仍充当蒋介石发动内战“急行锋”两件事“攻击”他，意在证明傅作义的抗日之心是真诚的。

但由于傅冬菊的言语过于尖锐，激怒傅作义，导致傅作义偶尔亦反驳几句，加深两人心头怒火，令争吵一发不可收拾。

事后，傅冬菊回顾和父亲的争辩，说：“其实那天晚上，爸爸和我说了很多旁人不知的隐情，我的话、我和他的争吵还是触动了他。”

傅冬菊从傅作义身边人的只言片语里了解到，傅作义有过认真思考，并向亲近的人感慨：“倘若再这样打下去，我们哪怕没有丧命于战场，也不会有人来给我们收尸了。”

02，在父亲身边当个卧底：她说再坚强的人身上也会有软肋，她清楚父亲的软肋就是她的小弟弟

1946年，刚到《大公报》工作不久的傅冬菊主动向中共组织递交入党申请，在男朋友周毅之的帮助下，她很快融入中共组织，成为掩护中共地下组织成员的关键存在。

傅作义对女儿的选择与行为毫不知情，可他还是从傅冬菊发表的文章中察觉到什么端倪。傅作义不想傅冬菊卷入“政治斗争”，又一次提出要送傅冬菊出国的提议，傅冬菊不仅直言拒绝，而且反过头劝说父亲“别再内战”。

傅作义十分无奈，向傅冬菊坦言：“不是我想打，我几次提交辞呈，都未得到批准。身为军人，我怎能不服从命令啊！”

傅冬菊一边理解父亲的难处，一边从父亲偶尔阅读毛主席书写文章一事上明白父亲亦在审时度势，为自己寻找“出路”；一边按捺住继续劝说父亲的心思，一边与父亲“默契”将一切“分歧”都压在各自心底。

同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共领导急需了解国民党军队情况及蒋介石部署，傅作义作为华北最高指挥官，常到南京参加会议，被视作或许知晓蒋介石全面部署之人。

傅冬菊作为傅作义的女儿，毫无意外收到刘仁的指示，让她悄悄从傅作义那里获取国民党军队重要情报。

傅冬菊未曾推辞，照旧回家探望父亲，趁机谋划“一探”父亲旧保险柜。

那个保险柜中存放的都是傅作义认为重要的文件，傅作义每次开启保险柜，均不避讳傅冬菊。

可问题是，傅冬菊清楚保险柜的密码，却很难拿到保险柜的钥匙，因为钥匙长期存放在傅作义的上衣口袋，就连睡觉，也不会将钥匙离身。

那么，傅冬菊如何拿到钥匙？

一番苦思冥想后，傅冬菊把突破口放到5岁的小弟弟身上。

某天，她从外面买回来几块当时非常难见的巧克力，送给小弟弟，与他商量，叫小弟弟偷偷把爸爸口袋中的钥匙拿出来给她。小弟弟很乖巧，平常就听长姐的话，再加上“巧克力助攻”，顿时欣然同意。

当天，傅作义下班回家，年幼的儿子撒娇似地爬到爸爸的怀中，吵着要听爸爸讲故事。

趁着傅作义的注意力被转移，一只小手飞快伸入傅作义的上衣口袋，顺利拿走钥匙，交给傅冬菊。

等父亲再次出门，傅冬菊潜入父亲的书房，打开保险柜，将里面的重要军事文件全部拍摄下来，并把钥匙“还给”小弟弟，吩咐他重新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中。小弟弟如实照办。

傅冬菊摸摸小弟弟的脑袋，又给了他几块巧克力，与小弟弟约定，这件事谁也不告诉，永远埋在双方心底，小弟弟一边啃着巧克力，一边听话点头。

随后傅冬菊把资料复印件转交刘仁，完成上级交予她的任务。

很多年后，有人问傅冬菊：如果这件事不幸被傅作义发现，傅冬菊要怎么应对？

傅冬菊温和地笑笑，胸有成竹地表示：“再坚强的人，也会生有软肋，那时候，我父亲的软肋就是我的小弟弟。哪怕工作再忙，他再疲惫，只要小弟弟扑到他的身上，他的烦闷便会全部消除。我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呀！”

当然，这并不是傅冬菊第一次在父亲身边当“卧底”。

1948年9月，至北平组稿，准备折返天津的傅冬菊在火车启动前，同李炳泉见了一面。李炳泉告诉傅冬菊，天津方面叫傅冬菊以照顾父亲生活为由，留在北平，并多向组织提供一些傅作义思想动向等情报。

傅冬菊点头答应，几天后，不只她的“新上司”佘涤清与她成功建立联系，而且她的丈夫周毅之也来到北平。

就这样，傅冬菊在上级领导的指示下，又一次“化身”卧底，“潜伏”到父亲身边。

同年11月，蒋介石致电傅作义，叫他到南京开会。傅冬菊趁机试探父亲是否愿意与中共组织再次合作。傅作义回答“会好好考虑”，并叮嘱傅冬菊一定要小心。

几天后，从南京归来的傅作义同杜聿明、卫立煌等人见了一面，傅冬菊从父亲的行为中似乎窥见什么。

同月中旬，她在获得佘涤清等人的建议后，再次试图试探傅作义。谁知，没等傅冬菊开口，傅作义反倒当先请傅冬菊替他给毛主席传递求和电报。

同年12月，解放军包围北平，傅作义派崔载之至平津前线谈判。

但不久，傅作义却在“战犯”名单中看到自己的名字，非常恼火。傅冬菊一边安抚父亲，一边紧急向上级求助。

1949年元月，毛主席亲自给傅作义发来一封电报，解释“战犯”名单问题，解除傅作义的思想疑虑。此后，傅作义重回谈判桌，最终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

03，和平解放北平后的她：她和父亲的后来并未如世人猜测那般“关系破裂”，反倒父亲依然信任她

新中国成立后，傅冬菊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她从未借着父亲傅作义的权势为自己谋取什么，一直平静平凡地过着自己的生活，鲜少向外人提及那些往事。

1952年，傅冬菊与周毅之结婚，生有3个女儿。同年，有同事好奇问傅冬菊：最近可曾回家探望父亲？

傅冬菊点点头，说：父亲似有什么心事，显得心神不定。

她询问父亲，父亲告诉她，原来解放时，傅作义就把他们家的不动产全部捐给国家，但天津开往上海的两艘货轮，却因为某些旧部署生活困难，总向傅作义求助，而没有交出去。

傅作义用货轮的收入接济旧部署，行为是好，可后来他越想越不妥，当下愈加不知该怎么办了。

傅冬菊劝父亲：“确实应该把货轮交出来，旧部署生活困难，劝他们改变生活方式，学习节俭度日，向老百姓看齐才是正道。”

傅作义点点头，表示他会给副总理李富春写信，上交货轮。

事情解决了，傅作义脸上也多了笑容。傅冬菊见状，调侃父亲：“人说无官一身轻，我觉得，无财同样一身轻。”

傅作义听罢，与傅冬菊相视哈哈大笑起来。

同事听傅冬菊讲完与父亲的事情，不由感慨道：“看来你的父亲依然很信任你啊，有事还是会找你商量。”

确实，在某些人看来，傅作义因为傅冬菊的关系而放弃“争夺天下”，或许会生出对女儿的怨怼之心，但实际上，傅作义从不曾怪过女儿，反而一直很相信女儿、很关心女儿。

傅家父女的关系，比外人想得更亲近。

1974年，傅作义因病于北京去世；1984年，傅冬菊调至香港新华社分社工作。

90年代回到北京，健康状况大不如从前，有人劝傅冬菊，不如趁着闲暇，给父亲傅作义写一篇传记，傅冬菊打断友人劝说，只笑着给友人续了茶，并未再继续这个话题。

1995年，傅冬菊离休，从此回归群众间，很少露面；2007年，83岁的傅冬菊病逝于北京，结束了她的传奇一生。

参考资料：

《我与父亲傅作义--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往事》

《殊途同归父女俩——傅作义和傅冬菊》

《我所知道的傅冬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