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也有错：台北藏元代曹善《山海经》写本的流传史|写本|山海经|曹善|石渠宝笈|陈继儒

2021年底，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资料检索”系统升级，备受当代《山海经》研究者瞩目的元代曹善《山海经》写本的数字化资料正式对外发布。无论是就《山海经》研究而言，还是就整个中国古史研究而言，这件文物都极其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曹善手写本的价值

在中国古史研究中，《山海经》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自王国维利用《山海经》以证殷墟卜辞之王亥以来，学者们就不断发现有些关键的出土材料，只能在《山海经》中找到研究依据，如殷墟卜辞之四方风[1]、三星堆之青铜神树[2]、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之穴熊[3]等等，莫不如此。

三星堆青铜神树（三星堆博物馆藏）

《山海经》是如此重要，然而《山海经》的版本却乏善可陈。长期以来，诸家学者使用的《山海经》各主流版本，如毕沅之《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之《山海经笺疏》、袁珂之《山海经校注》等等，其祖本均为南宋淳熙七年的尤袤池阳郡斋刻本（以下称“宋本”），兼略有参考道藏本。由于缺乏较好的其他版本参照，有关宋本《山海经》的一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相关研究者。而曹善写本的出现，无疑为推动《山海经》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机会。

1933年《故宫周刊》影印出版的《山海经》

实际上，早在民国二十一年（1933），《故宫周刊》第435期至第455期就连续影印出版了曹善写本的《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三个部分。1980年，周士琦研究员利用这部分材料和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进行了对比和校订，结果发现二者有数百条异文。因此，周先生认为，曹善写本所依据的祖本和宋本不是同一系统。同时，周先生还发现，曹善写本与郝懿行本相异者，宋代以前古籍引用的《山海经》往往与曹本同，而与郝本异。因此，周士琦先生认为：

曹善这个手抄本决不是自宋刻本出，其所据祖本当为年代更早的写本。但是，曹本至今尚无完整地传录本供人阅读参校，这是很可惜的。[4]

1997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发表的吴郁芳先生（1945—1996）遗著《元曹善〈山海经〉手抄本简介》同样肯定了曹善写本的价值。文中提到，为寻求曹本下落，吴先生曾专门致函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有关负责人回函称，1949年故宫文物迁台时“是书未及携出，诚属憾事，然应留存大陆”。然而，大陆学界至今未闻此抄本消息，吴先生不由有“两处茫茫皆不见”之感叹。[5]

二、曹善手写本的流传过程

有关曹善手写本的研究，目前已经能看到一些研究论文。在文献价值方面，这些研究者普遍肯定，曹善写本优于南宋刻本。[6]但在这些研究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因为对曹写本的流传过程认识不明所产生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对曹写本的流传过程做一个年谱式梳理，来对其中存在的三个问题略加辨析。

1、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乙巳，1365）

1365年，曹善完成《山海经》的书写。据清乾隆时期编纂的《石渠宝笈》介绍，是书为宋版乌丝栏，“高六寸九分，广五寸二分”。[7]

明姚绶《曹写本山海经》跋

该写本今分四册，第一册包括《山海经序》及《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此即1933年《故宫周刊》影印出版的部分），第二册包括《东山经》和《中山经》，第三册包括《海外四经》和《海内四经》，第四册包括《大荒四经》和《海内经》。在第四册卷末，有曹善题记：“至正乙巳年东吴曹善书。”[8]其后的附页有姚绶跋语，主要内容是对曹善的介绍：

曹世良，名善，号樗散生，松江人，有诗名。侍母至孝，处事刚正，不合于时，徙居吴门娄侯里，慕范仲淹为人，复迁天平山，苦志临池，初学钟元常，行草学二王，与兄世长、兄子恭俱有书名，一时称为“东吴三曹”，与高季迪、张羽友善。宋景濂荐于朝，太祖屡征不起，后买舟放浪山水间，攸攸自得，寿八十六，殁于秀水乡（属今嘉兴），吾乡贝助教，具棺葬焉。贝名琼，杨铁厓门人也。七十老人姚绶公又书。

太湖周边（法国藏明代《天下舆地图》）

据跋文可知，曹善兄长为曹世长，以书知名。曹世长以及其父曹知白（1272—1355）均为元代著名的书画家，其中，曹知白与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1269—1354）、倪瓒（1301—1374）等均有密切的交往。[9]姚绶跋语中提到的高季迪即高启（1336—1374），杨铁厓即杨维桢（1296—1370），以及跋语提到的张羽（1333—1385）等均为元末明初著名的文人。

2、明太祖洪武六年（癸丑，1373）

贝琼以儒士出任明代国子助教，故姚绶跋语称之“贝助教”。贝琼，为杨维桢门人，明初曾参与编修《元史》。《明史》卷137《贝琼传》载：

贝琼，字廷琚，崇德人。性坦率，笃志好学，年四十八，始领乡荐。张士城屡辟不就。洪武初，聘修《元史》。既成，受赐归。六年以儒士举，除国子助教。……九年，改官中都国子监，教勋臣子弟。琼学行素优，将校武臣皆知礼重。十一年致仕，卒。[10]

按姚绶跋称贝琼为“助教”，而贝琼任国子监助教在洪武六年（1373）至洪武九年（1376）之间，则曹善卒年亦当在此间。而姚绶言曹善享年86年，则其生年在1288年至1291年之间，与杨维桢年龄相近。

3、明成祖永乐二十年（壬寅，1422）

姚绶（1422—1495）出生。

从曹善写本中的各家题跋来看，姚绶是此诸收藏家中的第一位知名人士。姚绶，字公绶，号穀庵、丹丘子，浙江嘉兴人。官至广东道监察御史，为官颇有政声，是明代前期文人画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著名的书画收藏、鉴定家。经其收藏过眼的名家作品有巨然《秋山图》，钱选《浮玉册居图》，赵孟《秋江渔隐图》和《李白庐山观瀑图》、吴镇《临荆浩渔父图并题词》、王蒙《岱宗密雪图》等。[11]

姚绶《赵孟頫湖州妙严寺记》题跋（普林斯顿大学藏）

4、明英宗正统十年（乙丑，1445）

夏时正（1412—1499）登进士。（《明史》卷157《夏时正传》）

《石渠宝笈》提到的“夏之是季爵”印章

夏时正是诸家研究曹写本《山海经》时未曾提到的一个历史人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夏时正之印自清代即被《石渠宝笈》误读。《石渠宝笈》在介绍曹写本时曾提到一方叫“夏之是季爵”的印，[12]此印钤于曹写本第一册《山海经序》末左下方。经辨认，此印文应读“夏时正季爵”。盖篆文之“时”字作“旹”，《石渠宝笈》录者将“旹”之“日”与下字“正”合读，故误读“正时”为“之是”。《明史》卷157《夏时正传》记载：

曹写本《山海经》的“夏时正季爵”印

夏时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统十年进士，除刑部主事。景泰六年以郎中录囚福建，出死罪六十余人。……时正雅好学，闲居久，多所著述，于稽古礼文事尤详。[13]

明代的仁和，属今浙江杭州，与嘉兴相邻（见上附《天下舆地图》）。检索相关史料，不难推断夏时正与姚绶可能存在交往。今试举五证：

第一，如上所说，二人生活空间毗邻。

第二，夏时正比姚绶年长十岁，生活年代相当。

第三，二人志趣相近。姚绶是书画名家，夏时正亦工书法。郑晓（1499—1566）《吾学编·名臣记》卷二十七称其“博学高才，工诗文，善书，多著述，尤详礼文之事。”[14]故宫博物院藏有其行书《存记帖》，元德福行书《跋阎立本白马驮经图》卷有其跋。

夏时正《存记帖》（图：《书法编明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第四，二人曾同朝为官。夏时正为正统十年（1445）进士，成化八年（1472）辞官归隐杭州，曾任大理寺卿。姚绶为天顺八年（1464）进士，1468年辞官，曾入都察院，拜广东道监察御史。

第五，二人有共同的朋友沈周。沈周（1427—1509）是明代“吴门画派”的创始人，其多幅书画均有姚绶题跋，可证二人往来密切。在沈周的作品中，亦有致夏时正之诗（详下）。

姚绶为沈周《马嵬八景》题跋

5、明英宗天顺元年（丁丑，1457）

夏时正迁大理寺丞。《明史》卷157《夏时正传》：“天顺初，擢大理寺丞。”

6、明英宗天顺八年（甲申，1464）

三月，姚绶登进士，观政工部营缮。《穀庵集选》卷七：“（天顺八年）观政工部营缮。四阅月，吏部选入都察院，堂考送广西道理刑。”[15]

7、明宪宗成化元年（乙酉，1465）

姚绶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随后又奉玺巡淮南、淮北。《穀庵集选》卷七：“越半载，考送吏部，拜广东道监察御史，寻奉玺巡淮南北盐法、荒政、民瘼、沿江地方借粮豫备，几两载，还朝掌道事。”[15]

8、明宪宗成化三年（丁亥，1467）

姚绶讽给事中陈钺，出知江西永宁。《穀庵集选》卷七：“明年丁亥，以忤当道，风憸人陈越，中伤，出知江西之永宁。”[15]

9、明宪宗成化四年（戊子，1468）

姚绶于本年四月赴任永宁（今江西宁冈）知县，八月辞官告还。《穀庵集选》卷七：“戊子四月，始视县事。八月入觐，以病在告，已丑闰二月，还家。”[15]

明姚绶《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跋（故宫博物院藏）

10、明宪宗成化五年（己丑，1469）

夏时正迁大理寺卿。（《明史》卷157《夏时正传》）沈周（1427—1509）《寄夏大理季爵》：

钟鼎白发外，山林遂迟暮。任怀道屈伸，玩世云去住。久视天地间，百岁在跬步。文章亦寿物，垂后永无度。明州山水佳，逍遥得真寓。清川入渔钓，高层荫嘉树。可望不可即，瞻恋存寐寤。[16]

11、明宪宗成化八年（壬辰，1472）

夏时正辞官，乞归杭州。

12、明孝宗弘治五年（壬子，1492）

姚绶为曹写本《山海经》题跋。据跋语，姚氏自称“七十老人”，姑将其题跋时间附于此年。

13、明孝宗弘治八年（乙卯，1495）

四月，姚绶卒。

14、明世宗嘉靖五年（丙戌，1526）

王世贞（1526—1590）生于苏州太仓，是收藏曹写本《山海经》的又一个知名历史人物。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其跋语在姚绶跋语次页：

王世贞跋曹善写本《山海经》

《山海经》最为古文奇书，至曼倩之名毕方，子政之识贰负，皆于是取衷。而国师公《后序》直以为大禹、伯益著，惟司马子长亦云：“《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盖亦疑之而未能决也。贞窃以为不然，经内语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之称后，追自周始耳。“南望掸渚，禹父所化”，禹宁忍纪父化也。“狄山，文王葬其所”注：“即周文王也。”“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注引“殷王子亥淫于有易，见弑也”。又“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及“禹生均国，均国生役采，役采生循鞈”之类不可枚举，岂《禹本经》不传，或简略非备，而周末文胜之士为之傅会而增饰者耶？即卷后称“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亦有误也，国师为此官在哀帝中，正名歆耳；至平帝初元为京兆尹而始名秀也。……避暑园居偶阅，一过为题于后。王世贞。

从跋文可知，王世贞对《山海经》并无特别关注，其所论亦属信手之作。他列出的多条疑为后人附会的材料，大多可商。如其所引王亥条即正与甲骨文相合；又如王氏以为“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一语有误，其所持论据是刘歆改名在汉元帝初年。但据《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记载，刘歆改名本在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17]而据宋刻本《山海经》之《海外南经》和《海内南经》末校语，刘歆完成《山海经》的校订也为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可见，王世贞之说并不正确。

宋刻本《山海经》刘歆校语

在后世贬斥《山海经》的学者之中，以影响力而论，当首推胡应麟（1551—1602）。胡应麟认为，《山海经》是综合《穆天子传》、《离骚》等文献写成的作品，该书为“古今语怪之祖”。[18]王世贞比胡应麟年长25岁，二人多有交游。陈连山认为，王世贞对《山海经》的看法对胡应麟形成了直接的影响。明代人产生这些看法，主要原因还是其对《山海经》原始性质的理解还不够深入，[19]此当为不刊之论。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石渠宝笈》言写本有“鼎元”、“季雅”二章。细审其字，本作“鼑元”、“季雅”，此实王世贞收藏章，应读为“贞元”、“季雅”，著名藏书家叶昌炽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可参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

15、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乙卯，1555）

一月，董其昌（1555—1636）生于松江华亭（今上海）。董其昌，号玄宰、思白，是明代著名书画家和收藏家。

16、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

陈继儒（1558—1639）生于松江华亭。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又号麋公，明末文学家、藏书家、书画家，交游广泛，时称“山中宰相”。《明史·隐逸》称其“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20]

17、明神宗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

闰九月，王世贞招陈继儒饮于弇园。时年，王世贞60岁，陈继儒28岁。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二十四《重阳缥缈楼》：

王元美先生以重阳母忌不登高，往乙酉闰九月，招余饮弇园缥缈楼。酒间，座客有以东坡推先生者。先生曰：“吾尝叙《东坡外纪》，谓公之文虽不能为我式，而时为我用，意尝不肯下之。”余时微醉矣，笑曰：“先生有不及东坡者一事。”先生曰：“何事？”余曰：“东坡生平不喜作墓志铭，而先生所撰志不下四五百篇。较似输老苏一着。”先生大笑。已而偶论及光武、高帝，先生云：“还是高帝阔大。”余曰：“高帝亦有不及光武一事。高帝得天下后枕宦者卧，光武得天下后却与故人子陵严先生同卧，较似输光武一着。”公更大笑，进三四觥，扶掖下楼。忆此时光景，颇觉清狂，如此前辈了不可得。[21]

《陈眉公尺牍》卷一《复吴子野》：“不肖授经弇州者三年，非壁观老僧，则庙见新妇，见客日少，闭门日多。”[22]《明史·隐逸》：“王世贞亦雅重继儒，三吴名下士争欲得为师友”。[20]

18、明神宗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

王世贞为胡应麟作《胡元瑞传》。

19、明神宗万历十八年（庚寅，1590）

王世贞（1526—1590）卒。

20、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

顾宪成邀陈继儒入东林。陈托病谢绝。

21、明思宗崇祯七年（甲戌，1634）

夏，时年八十岁的董其昌在京屡疏乞休，崇祯诏加太子太保，并准驰驿还乡。[23]《明史》卷288：“起故官，掌詹中府事。居三年，屡疏乞休，诏加太子太保致仕。”曹写本《山海经》董其昌题跋左下方钤“青宫太保”、“董其昌印”二印，此“青宫太保”一印即因董氏八十致仕而制。

曹善写本《山海经》董其昌跋

22、明思宗崇祯八年（乙亥，1635）

董其昌为陈继儒收藏的曹写本《山海经》题跋。跋云：

山海经，有赞。元曹世良手抄，明姚公绶、王元美、陈眉公家藏，崇祯乙亥年（1635）六月，董其昌书。

此跋附于写本第一册卷末。其中，“山海经”三字为大字，其余为小字。据此条题跋，可知此年曹写本《山海经》已为陈继儒所藏。

23、明思宗崇祯九年（丙子，1636）

春，董其昌为陈继儒《白石樵真稿》作序：“余与眉公少同学。公小余三岁，性敏心通，多闻而博识。余师畏公，不称兄弟行也。”[24]

五月十四日，陈继儒与王毗翁共观曹写本《山海经》。《山海经》写本有两条陈继儒跋，其中第一条跋说：

曹永，字世长，松郡人。正书学钟元常，行草学二王，载顾文僖旧志。独世良讳善者见姚侍御跋，手书见《山海经》。屡辞髙皇帝征辟，生则宋濂荐之，殁则贝琼葬之，惜不入志中。留记补遗，此经佥题姚公绶笔。元亨利贞四字，王元美笔也。崇祯丙子五月十四日同王毗翁观于顽仙庐。陈继儒时年七十有八。

曹善写本《山海经》陈继儒跋

陈氏第二条跋语亦为讨论曹善家族渊源而作，兹不论。台湾东吴大学的鹿忆鹿教授根据前引董其昌题跋认为，董其昌是继陈继儒后的曹写本收藏者。[25]今将各题跋进行年谱式排序可知，董其昌跋实在前，而陈继儒跋在后。因此，更可能的情况是，董其昌之跋并非因其获得《山海经》写本后所为，而是陈继儒在获得此写本后请董氏所题。

本年九月二十八日，董其昌卒于松江寓所。陈继儒作《祭董宗伯文》：“少而执手，长而随肩，函盖相合，磁石相连。八十余岁，毫无间言。”[26]

24、明思宗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

宋献与王毗翁在陈继儒古香亭院共赏曹写本《山海经》。写本第一册卷末宋献题记云：

崇祯戊寅四月，宋献同王毗翁观于陈眉公古香亭院。

曹善写本《山海经》宋献记

宋献为明末太仆寺卿，号如园、鸥天老人。计东《前明太仆寺卿溧阳宋公行状》言：

公初名献，字献孺，万历癸卯（1603）科举人。当崇祯十五年（1642）以前，公癸疏当上意，凡奉诏旨，曰“宋献”云云。十五年疏乞更名劼，恶同贼张献忠名也。自后奉旨皆称宋劼云云。[27]

“王毗翁”一称已如上见，其本名王廷宰，王廷宰，号鹿柴，松江华亭人。岁贡生，清初鉴藏家王鸿绪从曾祖，崇祯十七年（1644）秋，渡淮河追随史可法抗清，后见时事不可为，遂弃甲归隐。[28]

25、明思宗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

陈继儒卒。曹写本钤有陈氏多方印章，如“陈继儒印”、“眉公”、“仲醇氏”、“陈眉公书画记”等。《石渠宝笈》已有详细记载。

26、清高宗乾隆九年（甲子，1744）

写本各册内文第一页均钤“石渠宝笈”、“养心殿鉴藏宝”二印。《石渠宝笈》为乾隆九年内府朱格抄本。该书为书画著录书，按所贮殿堂分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等各卷，并以作品质量高下分为上等、次等二类。可见，曹写本《山海经》入藏清宫后，乃贮于养心殿。《石渠宝笈》将之列为上等辰一。[29]

27、清高宗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

乾隆钦命位于紫禁城养心殿之西暖阁温室为“三希堂”。乾隆《三希堂记》云：“内府秘笈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贴》、近又得王珣《伯远帖》，皆希世之珍也。因就养心殿温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30]

28、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

重修宁寿宫之景福宫，制《五福颂》书屏。（见故宫博物院“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词条）

29、清高宗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

曹写本四册之每一册扉页均钤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印。故宫博物院“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词条：“乾隆丙申年（1784年），乾隆帝喜得玄孙，一堂五代，因即景福宫增书“五福五代堂”之匾，以文为记，并镌“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以志亘古稀有之事。”

30、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

为纪念在位五十五年，乾隆特制 “八征耄念之宝”。写本四册之每一册扉页均钤有此印。此外，写本多处还钤有乾隆“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组合玺。

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31、清高宗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

九月三日，乾隆颁布建储密诏，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是年，制“太上皇帝之宝”印。乾隆另制有汉文篆体的 “太上皇帝之宝”数方，用于书画鉴赏活动。曹写本《山海经》各册之册首或册末即钤有“太上皇帝之宝”篆书印。

32、清仁宗嘉庆元年（丙辰，1796）

嘉庆（1796—1820在位）正式即位。写本各册内文第一页左上角均序钤有“嘉庆御览之宝”。

《山海经》写本钤有“石渠宝笈”等印

33、清宣统元年（己酉，1909）

改元“宣统”。曹写本钤有宣统二方印文。其中，“宣统鉴赏”见于第一册卷末宋献记左侧，“宣统御览之宝”见于第二册“东次二经之首”右上角。

34、1924年（甲子）

11月5日，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故宫。

35、1925年（乙丑）

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设古物馆和图书馆。其中，易培基为古物馆馆长，陈垣为图书馆馆长。

北京故宫博物院（图：百度百科）

36、1933年（癸酉）

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北平告急。

2月6日至5月15日，故宫文物开始分五批南迁。第四批文物抵达上海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负责统筹文物点收事宜。经讨论，确定了几条点收原则：一是统一编号，二是统一钤盖印章，三是审查和登记，四是补号与印清册。由于此前不久出现易培基院长涉嫌盗宝案，故马衡院长不同意点收时钤盖“故宫博物院收藏印”。最后讨论的结果是：既然教育部派人员监察，就由教育部刻一方“教育部点验之章”，由教育部监委委员保管这方印章。开始刻成的印章长3.8公分，宽2.6公分，但此章过大，不方便施印于较小的书画、图书，故后又刻一枚小章，长2.2公分，宽1.2公分。[31]曹写本《山海经》第一、二、三册正文最后一页及第四册扉页即钤有此章。

《山海经》写本的“教育部点验之章”

37、1935年（乙亥）

《故宫周刊》第435期第455期影印出版曹写本《山海经》第一册。

张宗祥（1882—1965）借抄曹写本《山海经》，撰成《足本山海经图赞》。

38、1948年（戊子）

12月22日，第一批迁台文物共722箱（含故宫博物院320箱、中央博物院文物筹备处文物212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120箱、中央图书馆善本古籍60箱、外交部重要条约档案60箱）登上“中鼎号”登陆舰，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驶向台湾基隆港。

39、1949年（己丑）

1月6日，第二迁台文物共3502箱（含故宫博物院1680箱）装上“海沪轮”，由南京下关码头运往台湾。

1月28日，第三批迁台文物共1248箱（含故宫博物院972箱）装上“昆仑号”，准备运往台湾。因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兵败如山倒，许多国民党军官和家属纷纷涌上“昆仑号”，抢夺容身之地，导致局面几近失控，使得“昆仑号”最后未能按计划装上文物1700箱。三批迁台文物共计2972箱，占抗日战争时期故宫南迁文物（19816箱）的比例约为6.6%。故研究者指出，有人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大部分去了台湾，属不实之言。[32]

2月，迁台文物暂存入台中糖厂仓库。

40、1950年（庚寅）

4月，台北北沟文物库房竣工。

41、1958年（戊戌）

5月，张宗祥《足本山海经图赞》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42、1965年（乙巳）

3月，台北故宫博物院落成。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hopetrip)

43、1980年（庚申）

周士琦发表《论元代曹善手抄本〈山海经〉》，认为曹写本比今传的宋刻本年代更早。[33]

44、1990年（庚午）

《山海经》写本凡钤“教育部点验之章”处，其侧均有“‘中华民国’七十九度点验之章”。可知，台北故宫博物院在1990年对此件文物进行过点验。

45、1997年（丁丑）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发表吴郁芳（1945—1996）遗著《元曹善〈山海经〉手抄本简介》，文中提到作者曾致函台北故宫博物院查询曹写本下落。有关负责人回函称，1949年故宫文物迁台时“是书未及携出，诚属憾事，然应留存大陆”。[34] 今知曹写本钤有1990年度点验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或因吴氏之函询在1990年以前之故，亦或有其他缘故。

46、2020年（庚子）

9月24，台北故宫博物院专题陈列展“笔墨见真章——台北故宫博物院书法导赏”首次对外公开展出曹善手写本《山海经》册、明代祝允明小楷《宋儒六贤传志》写卷等10件书法珍品。[35]

三、小结

通过上面的年谱式梳理，我们有以下几点收获：

第一，夏时正被《石渠宝笈》误读为“夏之时”，应订正。并且，不能排除此人曾收藏过《山海经》元代写本。

第二，从年谱梳理来看，鹿忆鹿教授认为董其昌曾收藏元代《山海经》写本的看法并无可靠依据。

第三，《山海经》元代写本上的“鼑元”（贞元）、“季雅”为王世贞收藏章，《石渠宝笈》误读“鼑元”为“鼎元”，应修正。

从元代曹善完成《山海经》的手写，到该写本经过明代姚绶、王世贞、陈继儒等名家收藏，再到进入清宫养心殿，成为乾隆珍视的宝物，又经过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文物的南迁，到1948年底1949年初的部分故宫文物迁台，写本也随之进入了宝岛。

文物是民族文化的一个载体，承载着民族的记忆。追寻文物的流传过程，既是一个让我们更好认识文物的过程，也是一个让我们更好理解历史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是私人藏家，还是官方机构，都不能算是文物的所有者，而是文物的保管者。保管好文物，就是保存好民族的记忆。

参考文献：

[1] 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第265页。

[2]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坑两个问题的探讨》，《文物》1989年第5期。邱登成：《金杖神树与古蜀祖先崇拜》，《四川文物》1992年第A1期。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页。林向：《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的青铜树研究：从三星堆青铜树说起》，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铜鼓和青铜文化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李远国等：《乌木、“建木”与巴蜀文化──兼论乌木的多元价值》，《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1期。

[3] 刘钊：《出土文物与〈山海经〉新证》，《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第90—91页。

[4] 周士琦：《论元代曹善手抄本〈山海经〉》，《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期，1980年。

[5] 吴郁芳：《元曹善〈山海经〉手抄本简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1期。

[6] 刘思亮：《从元代曹善抄本〈山海经〉看今本存在的问题》，《文史》2021年第4期。鹿忆鹿《〈山海经〉的再发现——曹善抄本的文献价值》，《故宫学术季刊》第39卷第1期。

[7] （清）张照等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24册，第288—289页。

[8] 以下所引曹善本资料均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

[9] 樊祎雯：《元代黄公望〈溪山雨意图〉鉴藏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11期。

[10] （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954年。

[11]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06页。

[12] （清）张照等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24册，第288页。

[13]石含：《姚绶鉴藏活动初探》，《美与时代》2016年第1期。

[14] （明）郑晓《吾学编·名臣记》，明隆庆元年郑履淳刻本，第27卷，叶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