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病危，临终时他召见太子李治。太宗说：“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吾所欲得《兰亭》，汝意如何？”作为儿子的李治听到父亲这样的请求，亲自把《兰亭集序》装入玉匣之中，放在太宗皇帝面前。这是儿子对父亲的理解，也是一个书法爱好者对另一个书法爱好者的理解，然而这份理解却使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真迹永远地沉睡在昭陵之中。
王羲之，字逸少，晋代琅琊（今山东临沂）人。《晋书》记载：“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王羲之少年时的那份孤傲之气我们可以尽情领会。当时的扬州刺史殷浩向来看好王羲之，多次力劝王羲之出来为国家效力，王羲之最后被殷浩的真情感动，担任了右军将军，任会稽内史。
可是王羲之毕竟是一个文人，不懂得殷浩看重的并不是其治国才能，而只是他的名气，因此得到的仅仅是闲职而已，并没有多大实权。渐渐地，他开始厌倦这样的生活。东晋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人，一同围坐在曲水之畔并将酒杯置于水中，任其随水漂流，酒杯到谁的面前，谁就饮酒赋诗，否则罚酒三杯。
虽没丝竹之声伴奏，但喝一杯酒，吟一首诗，也足够畅叙幽情。这种难得的人间盛会能有几次呀！王羲之感受到了。于是他抬头仰望天空，低头俯瞰大地，发出“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不知老之将至”的感慨！也许王羲之在这次聚会中找到了自我生存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世人关注的焦点不是这次的聚会有多盛大，而是王羲之在这次聚会后给世人留下的书法作品——《兰亭集序》，正是这部书法作品奠定了王羲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否则王羲之也只是浩瀚历史烟波中的沧海一粟而已。王羲之最终还是辞官了。辞官后，王羲之把自己的余生投入到书法当中，书法就是他的命，就是他的精神寄托。正是如此，他才成就了“书圣”的美誉。
王羲之的字在当时已很受欢迎。据说，一天王羲之在街上散步，看见一位老妇人在卖扇子，王羲之二话没说在每一把扇子上写了几个字，老妇人当时很困惑。王羲之说，若有人要问，你就告诉他们这是王右军的字。果然没过多久，扇子被蜂拥而至的人们一抢而光。王羲之的字到了唐代更是求之难得。
相传李世民为了得到《兰亭集序》的真迹，下令在全国搜寻，费了很大的心血才从一位僧人的手里骗了出来。当李世民得到《兰亭集序》后，立即诏令书法大家临摹《兰亭集序》，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书法大家参与其中。若非李世民此举，我们今天恐怕连《兰亭集序》的摹品也看不见了。
李世民对王羲之推崇备至，甚至亲自为他立传。这不仅仅是看好王羲之的字，还有一层更深刻的政治、社会、文化原因在里面。大唐是建立在数百年的战乱之后，在建立初始，李世民要治理好这个国家并使之由乱到治，由兴到盛，必须把魏晋时期遗留下来的思想自由开放，个性极其伸展的文化纳入到一个新的规则之中。要纳入一个新的规则就必须提倡并推广一种风格。李世民正是为了这种需要，不惜代价去推广王羲之，他叫世人都去学习他，追随他，仿效他。这样李世民就把文人的思想纳入到这一楷模性的、法度的轨道之中。这或许就是李世民推崇王羲之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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