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网络流传一份落款为广西全州县卫生健康局的告知书引起关注。

政府公然将超生的孩子抱走？如此匪夷所思的做法，激起民众的不满情绪。

媒体证实网图为真 官方回复正在调查

告知书显示，针对唐月英、邓振生信访反映“高丽君等人拐卖儿童一案”，当地卫生健康局称两人的“超生的孩子是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

网传图片所载文字称，上世纪90年代，广西为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曾对违反计生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强行超生的子女中“选择一个进行社会调剂”，被抱走的孩子的去向没有留存任何记录。

据凤凰网健康报道，全州县卫健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称相关事宜有专门的人、专门的领导处理，具体为该局综合监督与职业健康股。

在放开三胎的时代，超生惩罚让人感到突兀，更何况是如此“荒诞”的处分。

从计生到放开 积极应对老龄化

根据中国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上一次普查，年均增长率微降，但老龄化程度加深，“老龄化已成基本国情。”

中国自197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除少数民族等特殊情况外，严格实施“独生子女”政策。

2013年，计划生育政策迎来第一次松动，实施“单独两孩”，即夫妻中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则可生育两个孩子。

根据CEIC数据库显示，“单独两孩”推行翌年（2014年）中国新增人口从660万左右小幅攀升到710万左右。

2015年，生育政策再一次放松为“全面两孩”。短期来看，政策效果明显，2016年新增人口达到800万，2017年也有737万左右。

但政策的持续时间再次低于预期，短短两年后，2018年新增人口大幅跳水，仅为530万，2019年仅为467万左右，还不及生育政策放松前的水平，凸显出中国人口增速放缓的险峻趋势。

去年，5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将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计划生育“惩罚”措施争议不断
自中国上世纪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对于政策外生育就开始伴随着相对应的“惩罚性”措施。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叫“超生罚款”，1992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财政部、原国家计生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将“计划外生育费”改为“社会抚养费”。

2002年9月开始施行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自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各个省份已经陆续修改了计生条例，其中20余省份明确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天津、山东、河南、重庆、福建等多地规定，征收计征基数3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而浙江等一些省份甚至将社会抚养费缴纳的基数上限提高到了3倍以上。

新华社2014年曾报道，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共征收的社会抚养费超过1.5万亿元。对于这些资金的使用问题，也一直为外界所关注，但鲜有公开案例。

针对社会抚养费的争议从未平息，当前广西全州县采取把超生孩子“直接带走”的“惩罚措施“，则令人更难以接受。

政府是否有权力带走超生的孩子？
他们的依据是什么？

被带走的孩子去了哪里？

这些问题都亟需得到回应。

多家媒体曾报道“社会调剂”事件
“超生”孩子被调剂如此“荒诞”的事情，在此前已经被多家媒体报道。

在网上搜索相关词条，可发现诸多消息

早在2014年，《中国青年报》在一篇名为《被“调剂”了23年的人生》的报道中明确提到：这种把交不起罚款的超生家庭的孩子交给单身人士领养的做法，被称为“调剂”，在23年前的达州是一种处理超生婴儿的举措。

上述报道中的谢先梅便是一个“超生”的孩子。报道中提到：对计划生育而言，那是不平静的一年。就在谢先梅出生前一个多月，1991年5月12日，《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发布。

《决定》指出，要把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和完成人口计划作为考核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领导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

2011年5月，财新刊发封面报道《邵氏“弃儿”》，引起轰动。

邵氏“弃儿”，是指在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被当地计划生育部门强行抱走的婴幼儿。这十多名农民家的孩子随后被送入邵阳福利院，统一改姓“邵”，大多又被送入涉外收养渠道。

《邵氏“弃儿”》称，“2002年至2005年间，以计生部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由、强行抱走婴幼儿的行为，在湖南省隆回县高平镇达到高潮。多年后，因部分家长锲而不舍地寻亲，类似事件浮出水面，乃至波及美国、荷兰等国。”

编辑张进回忆，有知情人士透露，每送一名婴幼儿到福利院，计生干部可以得到1000元甚至更多的回报。邵阳市福利院院长虽然并未正面回应此事，但他证实，从2002年到2005年间，隆回县高平镇的民政办、计生办一共送来了13名婴儿。

再往后，仍然存在利益链条。在涉外收养渠道中，每收养一名中国孤儿，外国收养家庭通常需要支付3000美元。这笔费用绝大部分会回拨给福利院。

《邵氏“弃儿”》报道一经刊发，引起海内外巨大轰动。湖南省委要求全面彻查，邵阳市委、市政府以及隆回县委、县政府，开启了联合调查。五个月后，调查结果出炉：否认存在买卖婴儿行为。

社会调剂无法律根据
根据当前规定，任何部门机构没有将超生儿童“社会调剂”的权力。

与当前实行的送养机制更是背道而驰。

民法典一千一百零四条收养人收养与送养人送养，应当双方自愿。

法律规定收养人应该“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收养评估”程序等，更加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健康成长。

被收养的不满 14周岁的未成年人需要满足以下规定：

（一）丧失父母的孤儿；

（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收养人应该同时具备的5个条件：

没有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30周岁；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

另外，收养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收养关系的建立应符合相应的条件和程序，即收养关系的成立，须具有当事人的收养合意。

由此可见，计生人员不是送养孩子的适格主体。假若还存在利益输送，不排除触犯拐卖妇女儿童罪。

法规规定得如此清晰，但人道德的缺失，在利益面前法律也会无力约束。

这些被人为改变生长轨迹的孩子们，失去了双亲的庇佑，遭遇着不公的命运。

如此令人发指的事情，不能被一张废纸就能把一个孩子忽悠过去。这背后，可能隐藏更多孩子，和被痛苦折磨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