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斌有女以秀女身份入宫当差，此女曾得到雍正、乾隆二代帝王的关照。据《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2辑记载，雍正十二年(1734)三月，雍正帝一纸谕令:“宝亲王使女、高斌之女著封为王之副福金。”高斌之女的命运因此而改变，高家地位也随之提升。
乾隆帝即位之初，即册封高斌女为贵妃，又将高氏抬入满洲镶黄旗。虽然高斌“实有不愿……若出旗于院内甚觉疏远”，疏请“将奴才一家仍留于包衣佐领下”，但乾隆帝认为“已行之旨，岂可改回?”高氏一族由此结束百余年的包衣生涯，跻身满洲贵族的行列。
高斌之女入宫的确切时间史书缺载，从现存史料中可略推一二。乾隆四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于孝贤皇后陵寝酹酒慨叹:“随皇后殡地宫者慧贤皇贵妃、淑嘉皇贵妃，如在世皆年逮七旬，今皆辞世，益增怅然。”乾隆十年(1745)慧贤皇贵妃薨逝，至乾隆四十五年(1790)时如在世年逮七旬，那么乾隆十年时慧贤皇贵妃当为35岁左右。
乾隆十七年(1752)十月二十七日孝贤皇后永安于万年吉地宫时“以慧贤、哲悯二皇贵妃附，皆少时相从者。”孝贤皇后“十三年戊辰正月随驾东巡，三月十一日崩于德州舟次，寿三十有七。”孝贤皇后与慧贤皇贵妃年龄相仿，“少时相从”也属正常。按清制“凡一年一次引选内务府所属秀女，届期由总管内务府奏请日期。”“凡选宫女，于内务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女子，年十三以上者，造册送府。”
由此看，若高斌之女十三四岁时参加秀女阅选进宫，至乾隆十年慧贤皇贵妃薨逝时其已入宫二十余年，应在雍正二年或三年既已入宫。又，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填仓日)慧贤皇贵妃病逝时，乾隆帝写下的挽诗中有“廿年如一日，谁料沉疴臶”之句，也可推知慧贤皇贵妃在弘历身边至少已生活20年，因旧病复发而逝。
那么，在过去的20年间，这位贵妃又在何处生活呢？弘历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受皇祖命“入宫养育”，年仅12岁，居毓庆宫东所。毓庆宫是康熙帝为太子允礽所建太子宫，允礽被废后，由皇子皇孙们居住。雍正五年(1727年)，弘历大婚，自毓庆宫迁居乾西五所之西二所，践阼之后，升为重华宫。
雍正十一年二月，弘历被封为和硕宝亲王，并未像其他封王皇子一样出宫住王府，仍居于此。高斌之女既随侍弘历二十余年，也应在宫中生活。从永寿宫出逃的太监安国祥对高家如此熟悉，很可能与高斌之女有关，其对高斌提及的“常在”，很有可能即高斌之女。虽然此时高斌之女尚未被正式册封，但她当时已深受弘历父子眷顾，享有“常在”名分，身边有太监服侍，也应在情理之中。
太监安国祥拜见高斌时，以“常在病了”为说辞骗钱，也印证以上推测之不虚，否则，小太监也不会以此说事。高斌仅有一女即后来的慧贤皇贵妃入宫，由此看来，认定安国祥为高斌女儿(常在)身边太监似乎亦合乎情理。而雍正帝对此案的关注以及宽免高斌之举，也都与此种特殊关系有关。
雍正十一年二月，弘历被封为和硕宝亲王，而早在雍正帝继位之初即施行秘密建储制度，弘历的名字就是被封在锦匣中高高置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的那一个。弘历是雍正帝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封其为王是要其“备位藩封，谙习政事，以增广识见。”雍正帝亲手栽培继位人选，可谓用心良苦。“妙选天下英才”为其师，派其参加各种礼仪活动，如祭陵、祭奉先殿、祭孔、夏至祭天地、参与西北用兵等。
雍正帝派遣皇子们参与各种礼仪活动，在数量和活动内容上弘历都要比其他皇子多得多。雍正帝如此处心积虑让弘历参与各种活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提高他的从政能力，使其能平稳地坐上皇帝宝座。弘历刚刚被封为亲王就面临“后院失火”，当然是雍正帝最不愿看到的。因此，在内务府上奏“将安国祥重责四十杖，永远枷号;王贵治罪;将高斌、蔡永禧交吏部查议”时，雍正帝虽在此上奏折子上写下“依议”，但并未处置高斌，反而在几个月后即授其为署江南河道总督，可见此案对高斌仕途未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高斌一生历仕康、雍、乾三朝，供职内廷与部院。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卒于乾隆二十年(1755)，享年73岁。高斌虽“年甫及冠入侍禁庭”，但直到雍正元年(1722)，才由内务府主事迁员外郎兼佐领、郎中。雍正元年(1722)时高斌40岁，“入侍禁庭”已20年，仅官至主事，鲜有声名。而雍正继位，高斌既得升迁，高斌的能力和声名才得以彰显。
终雍正一朝，高斌任织造、盐政等职，虽品级不高，但皆为皇帝亲信近臣所为。而又累迁至布政使、署河道总督等职，可见雍正帝对其信任与扶持。高斌深得雍正帝信任，从二人文移往来中也可知一二。雍正四年(1726)二月二十一日，刚刚赴任的高斌在奏折中写道:“其税关事务，臣未便骤然更张，须得渐次清理，务秉实心竭力报效。臣受皇上洪恩，自己费用不敢奢侈，折福亦不敢矫情，自苦一年差满。除正额钱粮外，并给发税关人役工食起解加平饭钱等项，及臣所办差使，自用盘费，将一应所得赢余耗羡动用过银两确数据实奏明。”雍正帝硃批:“亦不必琐琐烦渎，将大概款数禀报怡亲王可也。”
此前的二月十二日，高斌同巡抚张楷到浒墅关衙门，查前任苏州织造胡凤翚“所办之事宽紧失宜，商民匠役颇有怨声，办理税关事务尚袭漏弊”。并将此事上报皇帝，请圣训批示，以便遵行。因写奏折时胡凤翚就住在织造衙门西边，为防其知晓此折，高斌未令人謄写，这可能是高斌第一次亲自给雍正皇帝写奏折，因此，还不忘在末尾附上“臣字画潦草”之语。而雍正皇帝却对高斌称赞相加，硃批“字画并不潦草，再有密奏事件自行书写甚好”。君臣间的亲密关系可见一斑。
雍正五年(1727)，高斌向皇帝奏报苏州地方雨水米价之事，皇帝硃批“览尔此奏深为慰悦，但一切奏闻总须据实，不可少涉粉饰。在尔膺欺诳之咎，朕即无所为凭矣……”雍正七年(1729)高斌调补苏州布政使奏谢天恩一折中高斌“自知才识浅陋，恐难胜任”，雍正硃批“此任原系繁剧之地，朕非用汝之才，用汝之不忍欺饰耳”。可见雍正帝将高斌视为一个可以依凭的“心腹”之人。
这犹如其父康熙皇帝与曹寅、李煦的关系一样，雍正帝也将高斌视为家人，亲信近臣，其间特殊密切的关系超越一般朝臣。由此看，高斌未受此案牵连也就不足为怪了。此外，高斌于雍正四年(1726)六月二十日奉旨:将阿其那家三个苏州籍使女送回家中。此三女中，其中一人系李煦于康熙五十三(1714)年买送阿其那，另二人系允禵家人默尔森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买送阿其那。
此时李煦已被抄家，允禵作为雍正皇帝的政敌已被拘于寿皇殿，阿其那也早已被囚于宗人府，虽未见史料有关于高斌参与其间政治斗争的记载，但其却为胜者收锣罢鼓，从中亦可见高斌在雍正帝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最能说明高斌与雍正帝关系亲近的例子，是乾隆皇帝硃批高斌奏折一事上。雍正十三年(1735)七月，雍正帝钦赐高斌鲜荔枝，由家人带回，高斌为此所写谢恩折尚未到京，雍正帝驾崩。
八月十二日，高斌接奉新皇上(时弘历为皇太子，尚未继位)。硃批:“汝向为皇考赏鉴之人，故用至大员。”可为高斌与雍正帝关系亲密的最好明证。高斌虽包衣微末，但却是雍正皇帝最信任的一员。高斌每任一新职，雍正皇帝都不厌其烦，谆谆给予训诫，使其明晓应所为与应所不为，足可见雍正帝对其信任与扶持。
而这种信任与扶持或许在雍正帝为皇子时既已奠定，高斌自幼生长在“院子”里，与雍正帝年龄相仿，二人可能是少时玩伴儿，关系亲近也无可厚非。虽无确切证据证明高斌为雍正帝的藩邸旧人，但至少可以说明，高斌与雍正帝之间关系密切由来已久。这种亲近关系使得帝王将高斌列为“知已”，可以放心大胆地让其承担一些特殊、重要且带有机密性质的工作;对于高斌来说，这种亲近关系，却是使其步入仕途，得以升迁最最关键的因素，而高氏一族也因高斌不断升擢而家声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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