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新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出版。笔者收到《报告》后，拣重点翻了一下。结果发现，与2000年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以下简称《简本》）相比，新版《报告》在许多关键的地方并没有做修正。
2002年，许倬云教授在为蒋祖棣《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一文作按语时说，执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人员存在“求功心切，遂致扭曲数据，强求结论”的问题。[1]如今，把整个新版《报告》看下来，笔者直观的感受是，许倬云教授的批评仍然是适用的。下面，我们就选择《报告》中涉及到的三个问题来谈一下。
一、《夏商周年表》存在的问题
新版《报告》给出的《夏商周年表》与《简本》完全相同，这是有点让笔者意外的。了解“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朋友都知道，2000年《简本》发布以后，有不少新的金文资料出来，而《简本》给出的《夏商周年表》与这些金文资料存在明显冲突。
2021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秘书王泽文先生曾发表文章，介绍新版《报告》的编写工作，其中谈到了“论证金文历谱编排的合理性”。[2]因此，笔者以为新版《报告》的《西周年表》和《西周金文历谱》与《简本》相比，会有重要的修订。 但事实上，由于新版《报告》与《简本》的《西周年表》完全一致，故新版《报告》的《西周金文历谱》只是对《简本》中存在的一些明显错误做了必要修订（这些错误主要包括周言先生曾提到的失月、不合历、置闰过多、失闰过多等现象）[3]，而对于《简本》发布以后出现的那些足以撼动整个《西周年表》可靠性的若干青铜器铭文资料却并没有吸纳。在这种情况下，对原有《西周金文历谱》的修订无论花费了多少精力，但不客气地讲，那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下面，我们以三件青铜器为例来进行说明。
（一）2007年，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朱凤瀚教授公布了一件叫做觉公簋的西周青铜器。该件青铜器铭文说：
觉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惟王遘廿又八祀。[4]
铭文的大致意思是，觉公为其妻作此青铜簋时，正逢唐伯燮父被周王册封于晋，时为周王二十八年。根据铭文的记载，李学勤、彭裕商、李伯谦、朱凤瀚都曾著文，推定此器为成王时器[5]。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西周年表》，成王在位22年，时间为公元前1042年至公元前1021年，与觉公簋明显不合；成王之后为康王，在位 25年，时间为公元前1020年至公元前996年，同样不能与觉公簋相合。朱凤瀚教授坦承：
在目前通过金文排历谱的工作中，如认定觉公簋是成王二十八年器，则势必要改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本提供的历表体系，比如调整武王克商年。或如有的学者所建议，据金文数据压缩穆王在位年，但后者要触动《史记》对穆王在位年的明确记载，所以也有体系变动的问题。[6]
新版《报告》也承认：
无论定该簋于成王时还是康王时，都会使“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所推成、康年代需要修改。[7]
断代工程的《西周年表》是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对西周金文历谱排定的。这就意味着，成王或康王在位时间的改变，《年表》中多位周王的在位时间也需要移动。王年移动，意味着原来排定的金文历谱也要修改。按道理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工作反映出来的研究水平和研究作风都应该是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代表。然而，新版《报告》在明知道新材料与原有年表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却没有对旧的年表进行改动，这种情况令人费解。
（二）2012年，吴镇烽教授公布了另一件西周青铜器——㽙簋。[8]在该件青铜器铭文中，周王称周共王为显考，证明此件青铜器为周懿王时器。“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周懿王在位时间为8年，而㽙簋铭文说“惟十年正月初吉甲寅”，表明周懿王在位时间至少10年。2014年，朱凤瀚教授发表文章对㽙簋等器进行研究时指出，《简本》的《西周金文历谱》“必须要调整了”。“调整的方法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向下延长，一种是向上，冲破前899年为懿王元年的设置”。[9]公元前899年是根据《竹书纪年》记载的“天再旦”所推定的，如果将懿王在位年代向下延伸，则有关孝王的在位年代及有关依据记日资料附于孝王时期的青铜器显然也要另行确定所属王年。
（三）2000年10月，山西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出土了一件重要的西周青铜器——叔虞方鼎。叔虞方鼎铭文以“惟王十又四月”开始，这说明西周和殷商时期一样存在一年含两个闰月的情况。类似记载也出现在邓公簋铭文中。
甲骨文、西周金文之所以出现一年二闰的情况，是因为当时对日月的运行周期还没有很好掌握，故有时会出现失闰过多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置闰一次性补足历日，以便其后若干年的日历能更好地与天象相合，以利于农时。
然而，在新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成王5年和6年、康王21年和22年、穆王22年和23年、穆王53年和54年、共王23年和懿王1年、夷王1年和2年、厉王4年和5年、厉王15年和16年、厉王24年和25年、厉王35年和36年、宣王14年和15年、幽王1年和2年均出现了连续2年置闰的情况；同时，还出现了孝王3年至6年、厉王11年至14年、厉王26年至30年、宣王19年至22年、幽王6年至9年连续4年或5年为平年的情况。
特别是新版《年表》出现的厉王24年和25年连续二年置闰，其后从26至30年又连续五年为平年的情况，这种推排令人匪夷所思。试想 ，如果当时真的出现失闰过多，以致需要补足两个闰月才能让历法跟上天象的情况，那么，合理的历法设计显然应该是像叔虞方鼎、邓公簋一样采用一年二闰，而不是把两个闰月平摊在两年。并且，在已经大幅置闰的情况下，更无理由还要出现连续五年为平年的状况。
从《报告》提供的《西周金文历谱》来看，专家组这样的日历排列显然是为了与其所拟定的金文历谱进行调和。但诚如上所见，原有《简本》所排定的金文历谱本身是在没有掌握成王、懿王真实在位年代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这种调和又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呢？
二、“五星合聚”的问题
在传世文献中，有数条关于武王伐纣时发生“五星合聚”的记录。如《太平御览》卷三二九引桓谭《新论》说：
甲子，日月若连璧，五星若连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从天以讨纣，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
类似记载也出现在东汉纬书《春秋元命苞》、皇甫谧《帝王世纪》、《宋书·天文志》和今本《竹书纪年》中。新版《报告》对上述资料进行了梳理，[10]并指出：
五星合聚的天象极易被附会和伪造，唐以前的记录未有与计算结果符合者。《宋书·天文志三》载：“今案遗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汉以王，齐以霸，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高入秦，五星聚东井。”张培瑜发现五星聚井在汉高祖入秦的次年，齐桓始霸之后18年方有五星聚箕。……总之，很难以五星聚来推定武王克商的年代。[11]
新版《报告》在“武王克商年研究”中对文献有关五星合聚的记录采取了审慎态度，这是值得称道的。然而，《报告》却没有把这种认识落实到夏代年代学研究中，这就令人疑惑了。
《报告》使用的所谓夏代“禹时五星聚”的文献材料出自东汉纬书《孝经钩命决》，专家组根据这一记载把“禹时五星聚”推定在公元前1953年。以前，笔者曾发文指出，按断代工程把夏代开端定在公元前2070年的观点，那么将会推导出夏禹寿命至少将达170岁的荒诞结果，且这一年代与断代工程所推定的“仲康日食”发生于公元前1973年的结果存在冲突。
尽管如此，但新版《报告》仍然采用了《孝经钩命决》的记录。或许作者也意识到了把“禹时五星聚”年代定在公元前1953年和工程把夏代开端定在公元前2070年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于是《报告》把“禹时”解释为“夏代建国早期兴盛的一段时间”。[12]可是，按照这一解释，那确定所谓的“禹时五星聚”的发生时间又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呢？
根据徐振韬、蒋窈窕所著《五星聚合与夏商周年代研究》提供的资料，从公元前1972年至公元前1038年，中国境内发生的间距在30度以内的五星聚合就有14次。[13]因此，假如推定“禹时五星聚”是发生在公元前1972年，那与工程所推定的公元前1953年相比，对于夏代年代学研究来说，二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三、伶州鸠所说“岁在鹑火”的问题
《报告》在“武王克商年研究”中使用了《国语》里记载的伶州鸠所言“岁在鹑火”的天象，江晓原、张富祥、张培瑜等学者均曾指出，这条史料是伪史料，是靠不住的。但新版《报告》仍然采取了这条极具争议的史料。
根据张培瑜的计算，《国语》、《左传》中的岁星位置“大约是公元前358年左右的作者根据岁星12年行天1周计算之后加进去的”。[14]笔者对《国语》、《左传》中有关“岁星纪年”的记载也进行了梳理，虽然个人不主张把《国语》“岁在鹑火”的这条记载判为伪史料，但可以确定，张培瑜先生所称的《国语》、《左传》采用的所谓“岁星纪年法”是按照12年一个周期运行的观点是可信的。因此，按照《国语》、《左传》排定的“岁星纪年”周期，则“岁在鹑火”只能出现在公元前1018、前1030、前1042、前1054年等年份中，而绝不会出现在公元前1046年。
断代工程单独把《国语》的“岁在鹑火”这一条资料提出来，并依据现代天文学的知识把这一年推定在公元前1046年，但却没有顾及这条史料本身是依托于《国语》、《左传》的纪年体系的，因此，专家组的研究是否真实反映了古人的认识，显然就是有疑问的。
参考文献：
[1] 许倬云：《汉学研究通讯》（台北）第21期第4页，2002年11月。
[2] 王泽文：《“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结题后的工作进展和〈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的编写》，《黄河·黄土·黄种人(华夏文明)》2021年第7期。
[3] 周言：《夏商周工程西周年代献疑》，《中国文字》新第二十七期，2002年。
[4] 朱凤瀚：《觉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2007年第3期，第64─69页。
[5] 李学勤：《论觉公簋年代及有关问题》，《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425─428页；彭裕商：《觉公簋年代管见》，《考古》2008年第10期；李伯谦：《觉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中原文物》2009年第1期；朱凤瀚：《简论与西周年代学有关的几件铜器》，《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33─51页。
[6] 朱凤瀚：《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6-38页。
[7]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9页。
[8]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㽙簋收录于第12册，编号为5386。
[9] 朱凤瀚：《关于西周金文历日的新数据》，《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第11-14页。
[10]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0-161页。
[11]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77-178页。
[12]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53-354页。
[13] 徐振韬、蒋窈窕著：《五星聚合与夏商周年代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第149页。
[14] 张培瑜：《〈左传〉、〈国语〉天象纪事的史料价值》，《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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