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一列由国产旅客列车改造成的专列，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缓缓开出，专列的目的地是苏联的莫斯科北站。

这列专列肩负的任务是载送毛泽东主席首次访问莫斯科，参加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70岁生日的庆祝活动。

就在毛泽东出发之前，党内的很多人士纷纷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中国若是跟苏联走得太近的话，那么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

此时，毛泽东向刘少奇等同志说出了这次前往莫斯科的真实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庆祝斯大林的70岁生日，另一方面则更为重要，就是要同苏联重新修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对西方国家施加压力，提高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在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一个不平等条约，蒋介石以牺牲中长铁路、南满铁路，以及大连、旅顺港口为代价，换取了苏联对日本作战，这个不平等条约成为了毛泽东心里的一个心结。

早在1949年6月份，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就曾经向斯大林提出过重新修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斯大林当时的回复是：“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斯大林含糊其辞的回复，也让毛泽东主席的这次莫斯科之行充满了悬念，但是，想让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苏联把吃进肚子里的肥肉吐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49年12月16日，经过了十天的长途跋涉，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终于达到了莫斯科北站，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等人都来到车站迎接毛泽东，但就是不见斯大林的身影。

在苏联人民一片热情的欢呼声中，毛泽东缓缓走下了火车，检阅了苏联仪仗队后，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同志们和朋友们，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一件很愉快的事。”

毛泽东一行人被安排住进了斯大林第二别墅，可当随同人员告诉他“其他国家领导人都是住在了离克里姆林宫更近的列宁山别墅”的时候，毛泽东隐约感觉到：“斯大林似乎在刻意与自己保持着距离。”

当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小型会议室内，毛泽东和斯大林进行了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立刻将两只手握上来，兴奋地说：“伟大，伟大，你还很年轻嘛，身体很好。”

毛主席回应斯大林说：“我是长期受排挤压制的，有话无处说。”

斯大林赶紧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胜利就是一切，你是胜利者。”

中苏双方的交锋可以说是从两人的一见面就开始了，毛泽东暗示“苏联过去的一些做法，是让中国共产党受了委屈的”，而斯大林则用了一个巧妙的回答，完美回避了毛泽东的话题。

会议召开时，斯大林坐在会议桌主席的位置上，一边是苏联的政治局委员们，另一边是毛泽东和中国的代表团。很明显，这种座位的方式说明毛泽东是跟苏联的政治委员同等，这也让毛泽东心里感到很不愉快。

会谈正式开始后，斯大林就问道：“你来一趟不容易，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吗？”

毛泽东回答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既好看，又好吃。”

事实上，毛泽东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我是客人，你是主人，我来到你们这里肯定是需要你们帮助的，但是这种“帮助”，只能你们给予的，并不是主动跟你们要的。

在经过简短的交谈之后，毛泽东最终向斯大林提出了重新修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想法。

面对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要求，斯大林回答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所以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中的任何条款。”

斯大林如此强硬的态度，几乎是关闭了毛泽东谈判的大门。

毛泽东回到斯大林第二别墅的住处以后，显得非常气愤，由于睡不习惯这里的床，当即把床上的床垫拿起来扔掉了。

斯大林之所以一口拒绝掉毛泽东提出来的重新修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要求，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雅尔塔协定》，即《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远东问题的协定》。

苏联和英国、美国在签订《雅尔塔协定》的时候，把苏联的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中国的大连、旅顺等地一起做了约定。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苏联单方面修改了与大连、旅顺有关的协议，就很有可能为美国和英国干涉苏联在千岛群岛以及南库页岛的利益，提供了在法律上的借口。

一旦英、美两国都不承认了《雅尔塔协定》，那么苏联对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占领，就变得不合法了。

12月18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发去了一封电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条约问题如何解决，并提出处理意见。”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中共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对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结果，基本不抱有什么希望了。

12月21日，斯大林的70岁生日庆祝活动在莫斯科国家模范大剧院举行。莫斯科国家模范大剧院被誉为莫斯科的名片，第一次迎来了一位来自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

在斯大林的生日庆典上，毛泽东受到了最高级别的待遇，斯大林特意与他一同走进会场，然后坐在主席台正中央，并发表了致辞。

根据毛泽东的警卫汪东兴后来的回忆，在庆祝活动结束后，毛主席说：“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样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看戏就好好看。”

这时，刘少奇给毛泽东回复了一封电报：“既然斯大林同志这种不容商量的态度，那你就别谈了，祝寿完了你就回来吧。”

但毛泽东的那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性格，促使着他坚决不能走。

于是，毛泽东在下榻的别墅内先后给斯大林、米高扬、莫洛托夫打去了电话，他的坚持最终换来了“斯大林决定12月24日再谈一次”。

这个消息让毛泽东非常兴奋，随即给刘少奇发送电报：“斯大林同志终于答应和我谈了，估计这次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你们就等着好消息吧！”

12月24日，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斯大林和毛泽东再次坐到了一起。可是，斯大林压根就没有提及重修条约的问题，只是谈了越南、印度的一些情况。

五个小时后，斯大林宣布散会，完全不给毛泽东开口提起修改条约的机会。

对于这段时间的遭遇，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但是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

事实上，为了重新修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份不平等条约，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做了各方面的努力。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莫斯科按兵不动，迟迟不愿意返回国内，这本身也是他的一种策略。

由于毛泽东参加完斯大林的生日庆祝活动之后，一直都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于是西方媒体开始流传一种说法：“毛泽东被斯大林扣留了。”

甚至还有一家英国媒体报道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

一时间，西方各国的谣言四起，而要让谣言不攻自破，就必须让毛泽东再次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1950年1月2日，经过斯大林的签字同意下，毛泽东接受了塔斯社记者的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毛泽东不失时机的对外发表了他到苏联的主要任务，就是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接受完塔斯社记者的采访后，毛泽东随即吟出了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正当毛泽东决心排除万难的时候，美国政府确立了一个企图分裂中苏关系的“楔子”战略：“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来加速中共和苏联之间的分歧。”

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既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的台湾局势，也不会卷入中国的内战。”

杜鲁门的言论很快在大洋彼岸的莫斯科产生了蝴蝶效应，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马上找到毛泽东，并带来了一个让毛泽东期待已久的好消息：“斯大林同意签订一个新的条约，并且准备举行第三次会谈。”

这也是斯大林第一次使用“新条约”这个词。

于是第二天，毛泽东就向北京发出了电报：“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来莫斯科。”

1月1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向中国扔出了一颗重磅级的外交炸弹，他发表言论说：“中国同胞们，你们想一想，是谁给中国带来了危害，你们的外蒙古跑哪去了，东北的土地谁给拿走了，都是俄国人嘛。”

此言一出，让斯大林感到无比愤怒，苏联、中国、外蒙古同时以官方的名义进行了反驳。毛泽东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驳斥了艾奇逊在中苏关系上制造的“最无耻的谣言”。

毛泽东在谈话中声明：“美国人这类低能的造谣污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除此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1月22日晚，中苏双方第三次会谈正式开始。这一次会谈，苏联不仅成立了谈判专门委员会，而且对条约的修改草案改了又改。

苏联坚决要求继续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约定，维持对中国的大连、旅顺这两个海港的使用权。对此，毛泽东则认为这是“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

而中国代表团则要求苏联放弃租用旅顺港口作为海军基地，以及放弃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益和利益，同时将上述所有权益和利益归还给中国。除此之外，还要求苏联对于中长铁路及其所属财产，应在本协定生效三年后无偿移交给中国。

为了区别1945年与国民党签订的旧条约，周恩来总理特意在新条约中加上了“互助”两个字，变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周恩来把提出的草案提交给苏联方面进行讨论，而斯大林看过之后写下了回复：“我不同意”。

斯大林的强硬态度，导致双方的谈判再一次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时，斯大林突然收到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发来的情报，情报中的主要内容是：“美国正在策划挑拨中苏关系的阴谋计划。”

第二天，斯大林又接到了一份“美国人在关岛建立美中间谍学校”的情报。

这两份情报的出现，让斯大林感觉到了空前的压力，他心想：“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不仅可以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还可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如果让毛泽东空手而归，就必然会破坏双方的政治关系，即使苏联一时保住旧条约中的特权，也是没有根基的。”

于是，斯大林最终做出了妥协让步，美国则成为了中苏重新修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背后推动者。

2月14日下午18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终于在莫斯科顺利签订。苏联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关于旅顺、大连等问题的条款，并且答应在1952年底无偿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返回北京，从来莫斯科到离开，毛泽东一共在这里待了60多天的时间。

正是由于毛泽东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死守底线，寸土不让，最终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赢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