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不可能事事处处让所有的人满意，即使你没有错，也难免会遭到有的人怨恨，而在相处中针对你做出不一些不当的言行举止来。

如果别人对不起你，如何回应别人的怨恨？

老子说：“报怨以德。”给别人恩德，来回报对方的怨恨。

老子认为，人与人之间最好不要结怨，更不要结下十分大的怨恨。因为小怨易解，大怨难解。

《道德经》第79章：“和大怨，必有余怨。”如果与人结下了重大的仇怨，即使最终双方和解了，也不可能完全道歉，回到以前没有间隙的状态，多多少少都会留有一些小的怨恨，心中往往意不平。

人生一世，难免与人磕磕碰碰，也难以把所有的人维持好，不让别人没有一点怨言是不可能的。一旦不幸与人结了怨，老子认为应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以恩德去化解，感化人，用自己正大光明的行动来教育人，从而使那些心存怨恨的人放下仇怨。

战国时期，赵国蔺相如出身门客，因出使秦国立下了大功，得到了提拔重用。这让为赵国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廉颇心理十分不平衡，以位居蔺相如之下为耻，扬言要羞辱蔺相如。蔺相如为保持将相和睦，不使外敌有隙可乘，始终回避忍让。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忍辱谦让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廉颇，放下个人的怨恨，向蔺相如负荆请罪，二人成为刎颈之交。

老子要人们为人宽厚，能包容别人，以慈悲心来善待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并不因一些人不善而彻底放弃他，而要用善良的方式对待那些不善良的人，要用自己的善良来感化他们，引导他，使他们向善。

老子在《道德经》第49章中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这段话的意思是，善良的人我善待他，那些不够善良的人也要善待他，引导他们向善，这样就可以使不善的人也向善。人人向善，就没有怨恨。

战国时期，梁国和楚国都在接近边境地方种瓜，梁国的瓜长势喜人，让楚国人十分嫉妒，就夜里偷偷把梁国的瓜秧弄死。梁国人十分愤怒，想采取同样的方法报复楚国，被梁国县令宋就阻止了，他派人夜里去给楚国的瓜地浇水，楚国的瓜越长越好。楚国发现了梁国的做法后很惭愧，主动去和梁国和好。

老子强调，不管怨恨有多大多小，不论怨结有多少，不要计较别人对自己恩怨，要以德相报，用爱心去感化他，这是更高层次的大慈悲，是一种十分高尚的品德。

而孔子对待恩怨的做法与老子不同，他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认为，如果以恩德来回报怨恨，用什么来回报别人的恩德？应该根据直道来回报别人的怨恨，用恩德来报答别人的恩德。

“以直报怨”，就是明辨是非，不因为有前嫌，改变自己的公平正直的原则。自己与别人结了怨，不会因此而影响自己做人的原则。在与对方共事时，如果对方做得对，就应该肯定，不会因为心存怨恨而否定对方正确的做法；如果做得不对，就敢于批评，不会顾及对方的报复而迁就。

春秋时期，晋国中军尉祁奚请求退休，晋侯请他推荐接班人，他举荐了仇人解狐。祁奚举荐仇人并不是以德报怨，他认为解狐的才能完全可以胜任，对国家有利，跟他与个人的有怨无关，完全是出于公心，是直道。

“以德报德”，用恩德来回报恩德，就是别人对自己恩，自己要有感恩之心，别人怎样对自己，自己也应该同样对待，“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

孔子认为，你对我有恩，我回报你恩情，如果有怨恨，虽然不能怨怨相报，但是二者不能没有区别。作恶多端的人不应该无原则的纵容，行善的人应该得到人们的褒奖敬仰。

如果我们对待有恩的人与有怨的人没有区别，就没有善恶是非观念，这样做等于是怂恿了恶人，纵容了坏人，而打击了善人，伤害了好人。

孔子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与老子的“抱怨以德”，二者有相似之处，也有所不同。

二者的相似之处就是处理个人恩怨要讲理性，不能以怨报怨，从而怨怨相报，没完没了。不同之处，老子主张以“德”来回报怨恨，孔子主张用“直”来回报怨恨。

“以德报怨”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做到的，需要有很高的德行和很宽广的胸怀，不计前嫌，不计个人得失。有时一味忍让未必能够使得怨恨得以化解，过于善良就是对恶纵容。

现实生活中，人们都是普通人，不可能有像老子那样宽广的胸怀，对不善之人宽容到底，而孔子的处理恩怨的做法更适合普通人，有德报德，互相感恩，有怨恨就要讲原则，分清是非，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措施。

老子与孔子的处理怨恨的做法各有各的道理，老子要求的道德标准更高，而孔子的做法很接地气，更容易被普通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