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6日，正在越南首都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与毛泽东联系：“希望能够在返程途中经过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

9月10日，毛泽东在经过了几天时间的考虑之后，向柯西金回复：“我们同意会谈，但会谈的地点只能在北京机场，形式也只能是非正式的路过停留性质。”

由于毛泽东答复的时间迟误，直到9月11日，柯西金才收到了中方愿意会谈的消息。此时，他们的飞机已经飞抵到了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准备在这里稍作休整，然后飞回莫斯科。

正在房间休息的柯西金赶忙召集下属人员，对他们说：“准备收拾收拾，我们上机场。”

直到飞机起飞以后，柯西金才告诉下属：“我们不去莫斯科了，去中国，我们要跟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

苏联的这些外交官们在飞机上开始讨论起来，到底应该跟中国谈些什么。

与仓促应战的苏联不同，在这场接下来将要进行的会谈当中，中国却是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飞机顺利抵达北京南苑机场时，周恩来见到柯西金的第一句话就说：“柯西金同志，你好吗？”

就在珍宝岛一战之后，中苏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几乎到了再次开战的边缘，周恩来说出来的一句“同志”，也表示一个释放缓和关系的信号，让柯西金很高兴。

在机场的会谈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对柯西金说：“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柯西金立即表示：“苏联并没有使用武力的打算。”

柯西金还提出了不再相互召回大使，扩大贸易，以及两国之间通车、通航等全面恢复中苏关系的问题。

三个小时之后，会谈在一片友好的气氛当中顺利结束，柯西金离开北京返回莫斯科。

中国在会谈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以为苏联在谈判之前同样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这次中苏领导人机场会谈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既然柯西金是主动找我们来谈判的，双方又达成了一致的口头协议，那么边界局势应该会有所缓和了。”

然而，让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与柯西金的这次机场会谈，仅仅是他们在飞机上临时讨论出来的谈判规划，并不是代表整个苏联高层领导人的意见。

由于这次临时会谈比较仓促，柯西金并没有与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等人商量好。尽管身为“鸽派”的柯西金极力想要缓和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但中间派的勃列日涅夫、“鹰派”的格列奇科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与此同时，在“是否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的问题上，苏共政治局已经接连讨论了好几个月。

果不其然，当柯西金返回莫斯科之后，苏联的态度再次强硬了起来，勃列日涅夫和格列奇科等人坚决反对柯西金提出的“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坚持继续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

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登载了一篇自由撰稿记者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文章中主要写道：“苏联为了自身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单方面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正是这篇文章的发布，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立刻召集研究国际形势的陈毅等人进行讨论。

第二天，陈毅等人向中央提交了他们对于当前局势的看法，面对苏联方面的蠢蠢欲动，中华大地的上空笼罩了一片核战争的阴云。

随后，毛泽东亲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口号》中加上了第22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

毛泽东之所以会对《新闻晚报》刊登的这篇文章如此重视，因为中方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来自苏联的自由撰稿记者维克多·路易斯，他经常在媒体上向外界透露苏联的重大决策，也让人们对于他的真实身份感到可疑。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及“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消息，都是维克多·路易斯抢先一步作了报道。

就连很多西方国家都认为，维克多·路易斯可能有很深的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背景，他发表的一些东西很可能就代表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态度，所以，这篇文章才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安。

维克多·路易斯发表的这篇文章，很可能是对美国的一次试探，同时也是对中国的一种警示。

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和苏联的地震监测中心同时监测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于是他们做出了猜测：“中国成功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

让美国和苏联感到奇怪的是，之前几次中国进行核试验之后，都会在媒体上热烈庆贺。但是这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没有进行报道，甚至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面对苏联发出的核威胁，中国连续两次进行核试验，不是为获取某项重大成果，而是在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更是对苏联的一种核威慑，真实的目的就是做给苏联人看的，证明中国同样具备核打击的能力。

只是，中国的核威慑对苏联的效果十分有限，在核打击的实力上，与苏联还相差甚远。

在9月28日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试验中，只有2-2.5万吨当量，而此时苏联的核弹当量早已突破了千万吨。

早在1961年10月30日，一架苏联“图95”轰炸机在位于北冰洋的新地岛上空1万多米的高空时，投下了一颗当量为5700万吨的氢弹，氢弹爆发射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在900公里之外都能看见，堪称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核爆炸试验。

对于中国而言，当时除了在核弹当量上与苏联的悬殊差距，更大的难题是来自核弹的运载工具。

苏联早在1960年就组建起了战略火箭军，号称是苏联武装力量的第一大军种，掌握着令人恐惧的核武器库。尽管在当时的中国也制定了导弹研制的“八年四弹计划”，期望在1972年建立起国家的战略核反击力量。但是，随着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让这个计划化为了泡影。

自1966年以来，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苏联大力增强了洲际导弹的制造，在数量上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

苏联之所以大力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不只是针对美国，同时也是在针对中国。

除了核导弹之外，苏联在远东军事基地还配备了50余架大型远程轰炸机、400余架中型轰炸机，用以携带核弹进行战略攻击。

10月14日，作为对中国连续两次核试验的回应，苏联也进行了一次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核试验。就在这一天，柯西金致信周恩来：“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抵达北京，与中国就边界问题进行和平谈判。”

苏联一边进行核威慑，一边又释放出缓和姿态，毛泽东认为：“有一种极大的可能是，柯西金来华会谈，与日本特使来栖三郎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前往美国谈判一样，只是战争爆发前放的烟雾弹。”

为了保证中国领导人的安全，中央便下达了疏散指示，命令一线的解放军导弹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样一来，对苏军同样也构成了一种反威慑。

面对来自苏联的核战争威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紧急撤离出日常的工作地点，转移到了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

毛泽东动员全国人民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处于临战状态，大批工厂搬迁到交通闭塞的山区，实行“山、散、洞”的配置。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号召各大、中城市大挖人防工事，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相继开展防空和紧急疏散演习。

在战备最严峻的时期，北京市平均每天有30万人参加战备劳动，力求达到每人半平方米防空洞的要求。居民开始在自家的院内、房内、办公室内、商店内、车间内挖洞，就像电影《地道战》中描绘的一样。

正当举国上下全面备战的时候，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接到了一份中央情报局的送来的情报：“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即莫斯科在不陷入冲突的前提下，可能会考虑对中国的核武器和导弹装置进行打击。”

尼克松紧急召开了国防会议，在会议上有人提出，面对中苏之间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战争，美国有两种选择：其一是保持中立，其二是偏袒中国。

事实上，一旦中国遭受到苏联大规模进攻时，若是美国真的保持了中立立场，就无异于是在公然支持苏联。

尼克松所担心的是：“一旦让苏联人打开核武器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整个世界都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

面对中美关系已经有缓和的迹象，美国最终决定，应该抢在苏联的打击之前采取行动。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一次会晤中表示：“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将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

此时正是美苏争霸时期，苏联最大的敌人还是美国，一旦对中国实施了核打击，那么美国无疑会是背后最大的受益者。

虽然苏联多次威胁恐吓，但他们的核武库大门却从来没有真正开启过，即使是积极支持对中国采取核打击的“鹰派”人物格列奇科，也不敢保证能够彻底清除中国的核武器。

最终，在经过一番权衡利弊之下，莫斯科还是放弃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计划。

10月20日，苏联谈判代表团如期抵达北京，就珍宝岛事件所引发的边界问题展开谈判。

此后，中苏双方紧张对峙的局面逐渐缓和了起来，与中国擦肩而过的核战争成为了一场虚惊，但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历过战争年代，善于审时度势的毛泽东则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外交机遇，就在中苏珍宝岛之战后的特殊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外交大门渐渐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