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时期钱币的铸行情况

据有关史料记载：东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把在逃难中的献帝迎到许昌，“奉天子以令不臣”，东汉政权名存实亡。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于同年10月废汉献帝为山阳公，自立为帝，国号魏，是为魏文帝。次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是为蜀先主。再次年，占据江东的孙权称吴王，建元黄武。

229年，孙权也正式称帝，国号吴，建都建业（今南京），是为吴大帝。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形成。三国时期，货币经济水平低于两汉时代，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导致不同的货币流通形式，货币制度被分割为曹魏、蜀汉、东吴三个系统。又因为战时财政的压力而出现虚值大面额铸钱，以致三国时的币制非常复杂。但依循的仍是五铢钱的脉络，同时，在沿用两汉旧钱的基础上，各自都铸造了新的货币。总体来看，三国时期的钱币大致可分以下几种：曹魏五铢（图1）。

图1 曹魏五铢

曹魏的货币最为简单，只有五铢一种，故被称为“曹魏五铢”。曹魏地处北方中原，人众物博，是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来，到处战乱，良田变战场，市井化废墟，货币经济倒退至钱货不行，只以谷帛为交换手段的境地，人民过着实物经济生活。曹操统一北方之后，为增加粮食收入，保证军需供应，大力提倡屯田，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到曹丕称帝，经济状况有一定好转。

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征讨刘表、孙权，为筹集粮草曾恢复使用五铢钱，并无新铸。可好景不长，曹丕再次停用五铢，恢复到以谷帛为市的局面。史书说是因为谷贵。几年后，以谷帛为市的弊端日益显现，魏明帝接受建议恢复钱法，更铸新五铢钱。曹魏五铢承袭汉制，仍以“五铢”为文并作为基本单位。据“魏钱”情况分析，曹魏时，五铢的铸造量是较大的。蜀汉直百五铢（图2）。

图2 蜀汉直百五铢正（背）面

蜀汉地处西南边陲，民寡国弱，并至始至终都承受着巨大的军费开支，因而它实行一种虚值的“大钱”政策。在这一时期内，可以称为蜀钱的至少有四类。一是蜀五铢。其文字制作和汉五铢截然不同，容易识别。它们几乎都在四川出土，文字制作或多或少同直五百铢相像，可认为是在四川铸的。二是直百五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光背，成都所铸；另一种背面穿左有一“为”字，这是犍为铸的。犍为是通西南的门户，一个商业中心。为字钱在中国钱币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它是圆钱中最早两面有文字的也是纪地最早的。三是直百，有各种大小轻重，文字制作同蜀五铢和直百五铢不一样。四是直一。文字制作和小样直百完全一样。

对蜀汉的钱币铸造问题，据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推想：刘备取得成都以后，就铸造直百五铢，次年取得犍为，又在犍为从事铸造，背面加犍为字。东吴大泉钱。彭信威说吴钱的问题比较少，“是孙权称帝以前曾否铸钱的问题以及是否称帝以后马上铸钱的问题。”史书所著录的孙吴钱只有两种，另外两种根据文字制作可以断定为孙吴钱。一是大泉五百（图3），铸于嘉禾五年，初铸大约有十二公分重，后来改为大约八公分。二是大泉当千（图4），铸于赤乌元年，初铸大概近二十公分，后来减为十一二公分，最后减成四公分以下。

大泉五百是上下左右直读，大泉当千则是环读。另有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只有少数出土，而不见记载。除前面三大体系外，还有几种钱币可以归入三国时期，就是太平百钱（图5）和定平一百（图6）。

从三国时期钱币铸行情况看，唐石父主编的《中国古钱币》对三国时期的钱币归纳了以下三个特点：“一少”：指铸量少，存世不多，其品种并不少。三国钱币，不算以“五铢”为面文的钱仍有十多种，然而这些均少见，其中，吴铸“大泉五千”仅有两枚传世。“二杂”：指本时期钱除轻重大小相差悬殊外，面文亦多种多样，大体可分为“纪重钱”“纪值钱”“纪国号钱”“纪年号钱”“背文纪地钱”等五类，这种突破钱文“纪重”传统的情况，对后世钱币发展的影响十分之大。“三小钱即是大钱”：“小钱”多轻薄劣质，“大钱”则是指钱的面值甚高，动辄“百”“千”，实则是钱值悬殊的减重钱。

  • 三国时期通货膨胀的成因

三国时期货币通胀的形成，有其特定因素，综合分析有以下原因：一是战乱频繁，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从三国到隋朝的400年间，是经济和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在董卓所铸造的小钱冲击下，曹魏五铢钱遭到重创，货币经济退回到实物经济，谷帛成为重要的交换手段，表明这一时期货币信用的衰落。

从货币铸行来看，曹魏沿用汉五铢钱，明帝太和元年（227年）又铸行五铢钱，以屯田积谷为基础，保持了币制的基本稳定。但据钱币专家分析，曹魏从退回实物经济到铸行和再用五铢钱，据说是由于民间作伪，就是把谷弄湿了，使其重；把帛织薄了，使其广。这表明，谷帛为交换时段，也可以贬值。

不过曹魏的币制没有动摇，尽管铸行五铢恢复使用货币，其实物经济还是浓厚，收入靠租谷，抚恤赈济也用谷，钱币只见于赏赐。而蜀吴两国的的情形就不同，都曾铸面值很高的大钱，蜀汉刘备所铸为直百五铢，钱重为蜀五铢的3倍，作价缺高达100%，一枚等于百枚汉五铢，并且不断减重。

东吴孙权胆子更大，于嘉禾五年（236年）铸行大泉五百，几年后又相继铸大泉当千，二千、五千，通过提高铜钱的名义价值来实行通货膨胀，以致于吕蒙攻取荆州、孙权给予的赏赐达到一亿钱。二是币制不稳，铸造大钱现象较为普遍。三国时期，各国钱制由于不同经济基础形成了各自的特点。曹魏立国之初，一度废除旧钱，改用谷帛交易。魏明帝恢复使用形同汉字的五铢钱，货值相对稳定。

经考证，历史上，曹操实际上曾经在洛阳开炉铸钱，原想以此整顿币制，取代董卓的恶钱，恢复使用货币，借以安定社会，提振民心，但因汉代在洛阳、长安的两大造币中心先后毁于战火，两汉积累的铸钱技术也都损失殆尽，缺少技术支撑，曹操所铸的五铢钱虽然重三铢左右，但因为铸工低劣不受欢迎，只能存入库中。

此后，曹魏再没有铸造过一次像样的钱。吴、蜀两国则因国力不济实行变相的通货膨胀政策，接连铸行不少名目价值与实际价值相脱离的大额铜钱。位于西南的蜀汉及江南的东吴，几乎没有受到黄巾起义及董卓之乱的影响，货币经济还在正常运行。蜀国因为势力相对弱小，为加速割据扩大地盘，需要增加军费开支，便进一步借助通货膨胀政策铸造大钱。赤壁之战后，刘备取得荆州又向巴蜀发展，一定感到财政上的困难。

有人说，那时粟与金同价。打仗时刘备向士兵约定：破城时，府库的钱财由士兵们分享。刘备占据成都后，果然士兵抛弃武器而取钱财。为此，刘备接受刘巴的建议，就开始铸造虚值的大钱，大概就是直五百铢。东吴地处江南，物产较为丰富，人民亦较富裕。赤壁大战之前就已从事铸钱。

后因吴蜀两国对荆州的争夺，开始由政治上的盟友演变为交战的敌国，并与221年爆发了夷陵之战，两国对抗中，蜀国因为实力弱小，便进一步借助通货膨胀，铸造大钱，套购东吴的战略物资。东吴对此也毫不示弱，所铸造的大钱贬值的幅度更是超过了蜀汉。在两国竞相贬值的情况下，吴蜀在另一条战线上引爆了一场不见刀枪的战争。被钱币学专家称为货币版的“三国演义”。

钱币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它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具有东方色彩的货币体系，无论是钱币形式的演变，还是钱币制度的进步，都体现了十分鲜明的民族特色。古人把钱币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巧妙结合，才能以钱币为载体，将民俗文化、吉祥图案、吉祥用语等，书写于钱币之上，民俗文化才得以发扬光大，才得以传承至今，使我们的民俗文化世代相传。

民俗又称民间文化，是指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时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可以简单的概括为民间流行风尚、习俗。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民俗传统的国家，在中国境内土生土长的各民族中，都有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类民俗文化，代代传承，这些民俗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还增加了民族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