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磁胎洋彩蓝耳百鹿尊

拍品信息

拍品名称清乾隆 磁胎洋彩蓝耳百鹿尊

拍品分类陶瓷>清代粉彩瓷器

创作年代清乾隆

尺寸高44.5cm

估价HKD 20,000,000-30,000,000

拍卖日期2018-11-28 下午2:30

拍卖公司佳士得

拍卖专场繁华似锦-乾隆彩瓷三绝

拍卖会2018年秋季拍卖会

题识青花六字篆书款

拍品描述来源
苏格兰贵族珍藏，入藏于1920年代以前
尊敞口，口下渐广，垂腹，圈足。肩两侧对称饰蓝地黄彩螭龙耳。腹通景绘百鹿图，山林中松桐映掩，桃树硕果累累，溪水淙淙，灵芝、花草丛生。苍松下梅花鹿三五成群，或奔跑，或憩息，或相偎，或嬉戏，或觅食，姿态各异，一派祥和静逸、生机勃勃的景象。底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此器造型源自明万历时期的大罐，器形规正，笔绘生动细腻，为乾隆朝重要的大型陈设器。「百鹿尊」又称「百禄尊」，因为鹿与「禄」谐音，寓加官进禄之意；鹿为仙禽，与瑞草灵芝、桃、松桐象征长生不老、松鹤延年之意愿。
此百鹿尊是乾隆早期宫廷制作最华美的瓷器，如果把尊上的纹饰展开，犹如一幅山水画卷展现眼前，表现了清皇朝重要的狩猎活动木兰秋狝。

木兰为满语，意为「哨鹿」，秋狝指秋天打猎。这是自康熙二十二年起几乎每年秋天都举办的大典，这并非为了狩猎娱乐，而是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意义。康熙皇帝为锻炼军队，在承德以北开辟狩猎场，每年秋季狩猎时用八旗兵头戴鹿头，在树林里口学鹿啼叫，引诱异性，鹿出之则合围猎杀。

乾隆皇帝对此「祖制」甚为重视，还命宫廷画师郎世宁把实况记录下来，景德镇工匠就照着这些画卷，把这清皇朝重要的活动重现于百鹿尊。
百禄千龄：
清乾隆 磁胎洋彩蓝耳百鹿尊
苏玫瑰
这件绝妙佳瓷属于一小批乾隆御制百鹿尊，其做工极为精湛，且饰蓝彩螭耳，并缀黄彩。北京和台北故宫珍藏中，均有这款蓝耳百鹿尊。台北曾于2008年举行《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展览，展品中有台北故宫珍藏的一对蓝耳百鹿尊，详见图录页156-8展品51号（图一），策展人廖宝秀相关的探讨载于第25页。

北京故宫也有一件近似例，图见冯先铭和耿宝昌合编的《故宫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选粹》页279编号12（香港：1994）。另一例蓝耳百鹿尊应是奉天宫（今辽宁沈阳故宫）或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之物，现已纳入南京博物院珍藏，它曾在该院1995年联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的《清代康雍干官窑瓷器》展亮相，详见图录编号86。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珍藏一例乾隆蓝耳百鹿尊，源于岩崎弥之助男爵（1851至1908年）与岩崎小弥太男爵（1879至1945年）旧藏，图见《静嘉堂藏清朝陶瓷景德镇官窑の美》图录页68编号58（东京：2006）。2005年5月，香港佳士得亦曾拍出一例乾隆蓝耳百鹿尊（拍品编号2188）。
现存乾隆百鹿尊样式多变，最常见者饰鎏金红耳，如巴黎佳士得2017年12月13日拍卖一例，拍品98号（图二），另有寥寥数例像本拍品般饰以蓝耳，偶有无耳之作。

以构图和画工优劣而言，该等作品落差颇大。因此，饰蓝耳的上乘之作尤为突出，因为它们不仅采用了相同的珐琅彩料和画风，群鹿山林的布局亦一模一样。若详加比对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南京博物院、静嘉堂珍藏与本拍品，即可发现各例的描写手法如出一辙；唯一的区别在于，与北京、台北和南京藏品相比，本拍品和静嘉堂藏品间或会对调雌鹿的颜色，如用白替代赤褐，反之亦然。除了偶尔调换颜色，所有蓝耳瓶的群鹿布局与画风皆无二致。
此尊装饰用的珐琅彩料制备精良。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宫廷的专业作坊偶尔会将珐琅彩料发往景德镇御窑，同时也为宫内绘瓷作坊供应珐琅彩料。早于雍正六年（1728年），清文件对此已有记载，类似的情况或许亦适用于乾隆朝的重器。但是，本拍品（及若干近似例）双耳的湛蓝之色殊不寻常。粉彩瓷大多采用普通的蓝彩，而本拍品的蓝彩较柔和明澈。但其瓶耳的蓝色，亦见于故宫珍藏数例乾隆珐琅彩瓶的轧道锦纹。以此色为地的瓷尊，可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39：珐琅彩、粉彩》页36-38编号29-31（香港：1999）（编号30，图三）。

尊耳的这抹蓝彩，也与饰黄彩螭纹与花卉纹的二例乾隆珐琅彩盌之蓝地十分接近：一盌由葛荻艾（Ernest Grandidier，1833-1912年）遗赠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图见Xavier Besse所著《La Chine des porcelaines》页127编号49（巴黎：2004）；另一盌为中野忠太郎旧藏，经香港佳士得于2011年6月拍出（拍品编号3650）（图四）。颇堪玩味的是，二盌也采用了百鹿尊双耳的蓝黄二彩为主色。这类百鹿尊不仅以精制珐琅彩料见长，其画工之了得，亦属画瓷高手所为，该等朝廷招揽的能工巧匠或在景德镇御窑画瓷，或供职于宫廷作坊。经过画师的苦心经营，本拍品的草木和群鹿细节刻画入微、错落有致，其间巉岩林立、绿树成荫，笔意挥洒纵横。此外，山林清溪亦生动写实，作者更巧辟空间，让群鹿徜徉嬉戏，构图疏密得当。

瓶身群鹿神态自然、动静相随，加上四周的山水格局，无不使人联想起波希米亚耶稣会传教士艾启蒙（Ignatius Sichelbarth，1708-1780年）的《百鹿图》卷（图五），此画现为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珍藏。诚然，无论是人迹杳然的山水百鹿图（如艾氏《百鹿图》），或是群鹿数目较少的画作，均深受乾隆皇喜受；以后者而言，可参见家喻户晓的欧洲传教士暨艺术家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年）所作《苹野鸣秋》及《秋林群鹿》，前者经香港佳士得于2000年4月拍出（拍品编号518），后者亦于香港佳士得在2005年5月成交（拍品编号1207）。

饶富兴味的是，《秋林群鹿》（图六）的画面与本拍品及其近似例颇为接近。其中数鹿的神态，在瓷尊和绢本画作均有出现。两者均绘盘郁虬曲的古松，立轴绘画的前景有青绿怪石和溪涧，与瓷尊所见遥相呼应。
在前述《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图录中，策展人廖宝秀曾探讨台北国立故宫的一对蓝耳百鹿尊，当中提到她在《活计档》发现的一笔记录，《活计文件》乃紫禁城内务府（总管皇室大小事务）辖下养心殿造办处所有承办活计之档案总汇。廖氏指出「百禄」尊（以「尊」名之是因此乃古青铜形制）烧造于乾隆初年，并提及乾隆三年（1738年）六月
《活计文件》的一笔记录：「洋彩百禄双耳尊一件，照样烧造不要耳子。」（详见前述《华丽彩瓷：乾隆洋彩》页156编号51）。

廖氏推想此处的「百禄」尊即「百鹿」尊，与台北故宫珍藏的一对蓝耳尊相仿，并据此将二尊断代为1738年的作品。惟须一提的是，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的珍藏，是已发表无耳百鹿尊的孤品，图见前述《静嘉堂藏清朝陶瓷景德镇官窑の美》页69编号59（图七）。此尊的画工，与所有传世蓝耳百鹿尊（甚或所有较常见的红耳百鹿尊）皆迥然有别。
有人指出，乾隆皇于1738年恢复皇室秋猎，烧造百鹿尊或是为此志庆。但清史专家欧立德（Mark Elliot）认为，乾隆皇其实是在1741年恢复行猎，详见其著作《Emperor Qianlong-Son of Heaven，Man of the World》页64（纽约：2009）。

北京故宫珍藏1741年郎世宁作《哨鹿图》（图八），堪可视为此说之左证，因为画中描写的应是乾隆1741年首赴热河行围的光景。无论恢复秋猎的年份是1738或1741年，百鹿尊确有可能是纪念此事之作。这批百鹿尊双耳选用的蓝黄二色殊不寻常，似乎未见于别的作品，据此推论，这一小批蓝耳尊确属专门订制，或特为纪念某种特殊的庆典。

鉴于蓝耳尊的画珐琅工精料绝，出自1741年的可能性较高，因为《华丽彩瓷：乾隆洋彩》的作者在序中提到，台北故宫珍藏的上乘乾隆珐琅彩或洋彩器中，以乾隆五年至九年（即1741至1744年）的制品居多。关于这批名瓷在乾隆时期的烧造年份，尚有一些其他的线索。近年来研究显示，绘釉上珐琅彩通景山水的上乘御瓷（如蓝耳百鹿尊），仅见于陶瓷大师唐英（1682至1756年）执掌御窑期间。若然如此，则可料想这批百鹿尊应是烧造于1756年或之前。此外，林业强教授曾勠力钩沉乾隆年号款样式，而本拍品及近似蓝耳尊的年款均与林氏归纳的「第六类」肳合，详见其著作〈Towards a Dating Framework for Qianlong Imperial Porcelain〉，载于《东方陶瓷学会会刊》2009-2010年刊号74页24。

林氏认为，此类年款通用于1740年代末至1780年代末，但这一范围或须稍加提前或延后（即有可能始于1740年代初）。观乎已有的断代线索，以本拍品为例的上乘蓝耳百鹿尊，极可能烧造于1738至1756年期间。台北故宫珍藏一幅明人手卷《百禄图》，绘近似的山林百鹿，并加插群仙。惟须注意的是，中国艺术题材中的「百」字，十居其九象征数目之众，而非实数。该画的标题道出了百鹿题材的寓意。画中和尊身所示的「鹿」，音同「禄」，禄者福也，寓意祯祥。

故此，「百鹿」暗喻「受天百禄」。本拍品的构图之中，还暗藏两个「百」的线索：一者是画中的柏树，因「柏」与「百」同音；二者是混杂在褐鹿、赤褐鹿中之白鹿，而「白」亦谐「百」。颇堪玩味的是，百鹿尊上尚有雌雄白鹿数只，盖因白鹿乃大吉之兆。晋代学者葛洪（公元283至343年）《抱朴子》有「鹿寿千岁，与仙为伴」之言，另外亦有「千年为苍鹿，又五百年为白鹿」之说。由此可见，白鹿确为延年益寿之征，代表厚福崇德。
根据中国传统文化，鹿尚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吉祥寓意。寿老常伴以梅花鹿、仙鹤、蟠桃与松树，所以鹿及各物皆象征长寿。此外，相传鹿是惟一能觅得灵芝仙草的瑞兽。

此尊绘五彩灵芝，衬以果实累累的桃枝，祈求长生不老之心呼之欲出。综上所述，可见「百鹿」题材（配蟠桃和灵芝者尤然）饱含福寿康宁之愿。这类百鹿尊描写群鹿在嶙峋山石、苍翠林木、蜿蜒清溪之中徜徉，既彰显了画师驾驭通景山水之功力，亦可重现皇家园林和围场之景致，而鹿正是其间饲养的主要动物之一。早于青铜器时期夏商二代，统治者已有兴建园林苑囿的传统。

秦始皇（公元前221至210年在位）据说还亲自构思了长安（今西安）以西至西南的上林苑，毗邻皇宫的园林则兼具休憩和行猎之用。汉武帝（公元前140至87年在位）曾扩建此园，并增设人工湖。部份水池专供群鹿饮用，除了鹿之外，园中还有各地运来的奇花异草、珍禽异兽，详见N.Titley 与F.Wood合着的《Oriental Gardens》页72（伦敦：大英图书馆，1991）。隋朝第二代君主炀帝（公元598至618年在位）亦曾在首都洛阳城外大兴土木，打造皇家园林，并命人在园中养鹿。北宋徽宗（公元1101至1126年在位）同样热衷于造园，其开封御苑内饲养了各种珍禽异兽，其中不乏品种各异的鹿。

在南宋都城杭州，君王皆好游园，而《马可波罗游记》亦曾提到元代西湖岸边有一大型园林，园中养鹿多种。鹿外型美观，且品种多样，所以自来是御花园内不可或缺的元素，也为皇家围猎提供了猎物。早在入主中原之前，有组织的狩猎一直是满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皇太极（1636至1643年在位）是继努尔哈赤之后的第二代清室君王，他曾于1630年在沈阳（自1625年起成为满清行政中心）设立围场。

1636年，他力陈倡行狩猎之故：「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他更预言，若真沦落至此，则清室灭亡之日亦不远矣，详见欧立德前述著作《Emperor Qianlong – Son of Heaven，Man of the World》页52。但说到开创清室每岁木兰秋狝传统之人，实则是康熙皇帝。他认为可借行围厉兵治戎，考核军纪营阵，故行猎之事宜以兵法临之，切不可因行军或亲族之利便宜行事，详见Jonathan D.Spence著作《Emperor of China – Self-portrait of K’ang-his》页12-13（Harmondworth：1977）。

乾隆亦深以满族传承为傲，但担心这一传统会被淘汰。他深恐旗人会被中原文化同化，无复往昔的骁勇善战。狩猎对君王和扈从而言或是赏心乐事，但就继承和发扬骑射技巧，乃至练习调兵遣将，围猎同样意义重大。
由此可知，鹿及猎鹿的题材对乾隆来说别具意义，乾隆年间诸多宫廷画和装饰艺术品（瓷器以至掐丝珐琅等其他材质）便是最佳例证。这类题材寓意祯祥，且与满族的重大传统息息相关。但表现手法能与蓝耳百鹿尊媲美者少之又少，而本拍品正是其中的巅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