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我自知（九）

——邓斌编年体自传连载

1968：回乡苦旅

是年初，也曾盼望学校“复课”，但武斗派仗使母校成了一片瓦砾，我们只好老老实实返乡务农。

初回农村，天真的我仍幻想着像董家耕、邢燕子、周明山等人一样，做“敢教日月换新月天”的模范“知青”，但不久，残酷的现实将我的愿望彻底轰毁掉！

父母的成份虽属于贫农下中农，但就宗亲而论，邓氏在生产队里属于少数派，且在各领导层中没有掌权人，因而，总被社队干部压在最底层。

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最高指示下达后，队长恶狠狠地找我谈了一次话。大意是：你们这些“青年知识”，是毛主席安排到农村接受“改造”的，要“改造”好，就“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队干部叫你挖田就挖田，叫你背奓就背奓，叫你掏粪池子就掏粪池子，又不是个教书匠，衣袋里成天别着一支狗屁水笔干啥子？我突然明白，在某些基层掌权人眼中，有点初中文化底子的我等回乡知青也是专政对象，“再教育”被他们视为“接受改造”，哪里容得你当什么董家耕与邢燕子？

从此，除了红壳壳的《毛主席语录》，除了狂热一时的“三忠于”、“四无限”，在公众场合若遇上我看书或写字，队干部就在会上会下大骂我是“书呆子”，将我的工分一扣再扣！

多年后，我总结那段日子为：“把忏悔的泪滴播进故土，我踩着泥浪耕耘田垅开始了人生的起点。红肿的肩膀背出千百轮贪睡的日头，寒光森森的手茧碾碎了无数颗月亮。”

十月，曾随父亲出门负篓荷担凭小手工艺谋生，途经北佳、鹤峰、太平、沙道、宣恩、恩施等城镇，并乘坐木筏顺清江闯过四十八道连环险滩。徒步返乡后，即投入秋收的集体劳动。

数九腊月天，雪锁冰封雾重重，生产队已无“活路”安排。为了弥补口粮之不足，十六岁的我随同长辈去背力。所谓“背力”，就是凭着弯架、打杵一类工具，为供销部门搞长途运输。那时的报酬是：百斤百里三块六，外加粮票二斤半！

出山，我们背生漆药草；进山，我们背布匹日杂。沉重的弯架子与货篓子山一般地压在脊背上，每前行一步，货篓吱啦吱啦的挤压声与打杵錾磕碰冰凌的嚓嚓声和谐一致。每走上一程，我们就将打杵立在弯架下，让它撑起沉重的负荷，高捋裤管的腿歪开八字，与打杵杆形成稳定的三角架。

那时，背力者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背老二，或者应写成“背佬儿”。我曾咬牙切齿地思索，这带有侮辱性的三个字，就是我们祖上代代因袭的职业称号么？就是我的父老乡亲们不可解脱的命运枷锁么？

1969：黑书风波

各级革委会相继成立，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八届十二中全会开除了国家主席刘少奇，“九大”又确定了“最当然、最理想”的“接班人”。然而，城市与乡村形形色色的“运动”依旧没完没了。

清理阶级队伍，大抓叛徒特务，“贫宣队”忙得两腿转了筋。清理来，清理去，竟然莫名其妙地清理到十六七岁的我头上！

我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偷偷写“黑书”，二是乱画领袖像，三是支持父亲拖欠副业款！

所谓偷偷写“黑书”，其实就是我的十多本日记。回农村后，为了巩固自己一点点可怜的文化知识，我用自己挤时间刨药草根根的零钱买纸买笔，每天晚上写上几段话。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主要是所谓“劳动锻炼”的心得与体会。知道我有写日记举动的人并不多，仅有三两个“心贴心”的好朋友。

所谓乱画领袖像，因为少小时我特别爱画画，缺少其他素材，就从一本《毛主席诗词解读》上用大白纸临摹毛泽东由青年到老年的一组白描像，尔后涂上水彩，并将之逐一贴在自家厢房里。原本看见的人无不称奇，结果却成了我的罪行一桩。

所谓支持父亲拖欠副业款，委实是父亲早已债务丛集，如牛负重，加上他从事小手艺的工具材料又被社队干部封锁了，债台高筑，四处借兑无门，哪里用得上我“支持”？

然而，在一个不讲理的现实环境里，所有的“理”统统不堪一击，普天之下，也遇不到一个听你说理的人！

一天中午，正在生产队锄草的我接到“传唤”，要我回家“说清楚”。我走进自家堂屋，但见大队的头头陪同几个凶神恶煞的家伙对我的父母大呼小叫。父亲铁青着脸朝我吼：“混账东西，把你抄抄写写的那些东西统统拿出来！”我走进房间，那伙人鱼贯而入，将我的11本日记和枕头上的一叠图书当作“黑书”全数抄走，仅留下《毛主席语录》等几本小册子。

不几天，我的日记被贫宣队专案组圈点出若干“反动言论”，我被定型为不戴帽的“小反革命”！那些日记，先是锁在公社专案组的密室里，后来却永远地失踪了！

父亲也认为我那丁点儿“狗屁文化”给他惹下麻烦，凡是我再接触纸笔书籍一类用品，他就会火冒三丈，严加管束。父亲还亲手烧掉除了“红宝书”之外我藏在角角落落里的全部存书、信件与纸屑！

黑书，险些成了我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