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里的佛教描写随处可见，寺庙禅院、法事活动、佛理故事等，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佛教文化图景。关于佛教在《金瓶梅》叙事中的作用，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作者是借佛教来宣扬善恶相报的道理，有人认为作者对佛教持半敬半嘲的态度，有人则认为作者对佛教从根本上是排斥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和佛教在小说中的特殊书写有着重要关系。一方面，书中有很多和尚出场做法事的重大活动的场景描写，同时还穿插有尼姑宣讲的佛主修成正果的佛教故事，这些描写合乎读者心目中所期待的佛教徒形象；与此相对，作者又在很多场合对和尚、尼姑等佛僧进行了辛辣的揶揄、讽刺，他们要么色胆包天，要么利欲熏心，这和佛教徒的正面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也因此产生了读者对作者佛教观理解上的种种分歧。

《金瓶梅》中的许多人物，往往放纵欲望、无恶不作，最终没有得到好下场。西门庆是《金瓶梅》中的头号人物，小说中对他在情场、商场、官场上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跟踪式的全景描绘。情场上他奸淫妇女、欲壑难平，“属皮匠的，逢着的就上”；商场上他投机倒把、偷税漏税，深谙“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的道理；官场上他行贿受贿，滥用职权，草菅人命。西门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背后有一套人生哲学支持着他，“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清人所绘《金瓶梅》插页。

结果怎么样呢？西门庆终因纵欲过度而一命呜呼，“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小说中的主要女性人物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人，都在欲望的驱使下丢掉了性命。潘金莲性情轻浮，和西门庆勾搭成奸，鸩杀武大郎，嫁到西门家后仍本性不改，先后与多人发生关系，最终惨死在武松刀下；李瓶儿倒拐家财，背着亲夫花子虚和西门庆搞不正当关系，嫁给西门庆后虽然死心塌地，但终因罪孽深重而难免一死；庞春梅淫欲无度，丧命于骨蒸痨病。所以《东吴弄珠客序》云：“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陈敬济、宋惠莲、王六儿、林太太、如意儿等人，都因身上不正当的追求欲望满足而受到作者的谴责。《金瓶梅》作者通过这些具体的个案描写，旨在向读者彰明一个道理：人之欲望虽属正常，但若放纵，必将招致毁灭，这些人的最终结局正是对佛教精神的有力诠释。《金瓶梅》小说结尾诗对此有更直接的表述：“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西门豪横难存嗣，敬济癫狂定被歼。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这些描写正符合佛教中惩心戒欲、因果报应的思想，因此完全有理由说作者是借佛教来宣扬善恶相报的道理。

《金瓶梅》中的佛教作为作者阐发思想的武器，理应得到全面的肯定，但作为佛教“代言人”的佛教徒却是以反面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完全有悖于一般读者心目中的理想僧人形象。第八回登场亮相为武大亡灵做水陆超度的报恩寺和尚，就给书中的佛教徒形象奠下了总的基调。起先，他们一本正经、装腔作势，“摇响灵杵，打动鼓钹，宣扬讽诵，咒演《法华经》，礼拜《梁王忏》。早辰发牒，请降三宝，证盟功德，请佛献供”，场面何等庄严与隆重！但随着潘金莲的登场亮相，众僧神圣的佛教徒伪装被彻底撕掉了，场面也随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们“一个个都昏迷了佛性禅心，一个个多关不住心猿意马，都七颠八倒，酥成一块”，还有一个僧人“走在妇人窗下水盆里洗手”，窃听到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房中交合之声，并且“听了个不亦乐乎”，最后，众和尚们“一个传一个，都知道妇人汉子在屋里，不觉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一段生动的描写将这群和尚虚伪的面纱剥落得一干二净。出家人本应清心寡欲，舍弃一切世俗名利，而这群和尚却反其道而行之，其讽刺意味显而易见。清河县永福寺的道坚长老，更是一个引诱少妇的老色鬼，“光溜溜一双贼眼，单睃趁施主娇娘”，干着“仰观神女思同寝，每思嫦娥要讲欢”的勾当，在他那里，寺庙俨然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场所，毫无佛家戒行可言。更有趣的是，同样在永福寺施舍给西门庆“房术的药儿”的胡僧，在作者笔下，其外貌简直就是一个“男性性具”的对等符号，作者通过滑稽可笑的形象刻画，直接表达了对这个加速西门庆灭亡的佛教徒的戏谑与嘲弄。

《金瓶梅》书中的王姑子和薛姑子是相当活跃的两个角色。王姑子是观音庵的尼姑，她来西门庆家较早，随后她把法华庵（又叫莲花庵）的薛姑子也介绍给了吴月娘。她们经常出入西门庆家，为内眷唱佛曲、讲宣卷，但她们除了从事“正经职业”外，还做着“兼职工作”，保媒拉纤，印经赚钱，凡是能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营生，他们绝不会轻易放过。薛姑子在出家之前是一个“专一在些士夫人家往来，包揽经忏”的“马八六儿”，她还亲手配制了“一纸好符水药”，帮吴月娘怀孕保胎，从中谋得了不少好处。她的恶劣行径又通过西门庆之口得到了验证。第五十一回西门庆对吴月娘说道，“你还不知他弄的乾坤儿哩！他把陈参政家的小姐，七月十五日吊在地藏庵儿里，和一个小伙阮三偷奸。不想那阮三就死在女子身上。他知情，受了三两银子。事发，拿到衙门里，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汉子还俗。他怎的还不还俗？好不好，拿来衙门里，再与他几拶子。”吴月娘却极力辩护，“你有要没紧，恁毁神谤佛的。他一个佛家子弟，想必善根还在，他平白还什么俗？你还不知他，好不有道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吴月娘眼中这个“好不有道行”的薛姑子却是一个俗心未泯的唯利是图之辈。王姑子也好不到哪去，除了为吴月娘炮制求子药获取好处外，她的诸多行径也和佛教徒的身份相去甚远。小说第二十一回，她给西门家众人讲了一个公公和儿媳私通的“荤笑话儿”，把大家都逗笑了。王姑子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取悦西门家人，在巩固自己地位的同时，为获得更多的利益做铺垫。利益的冲突还导致王、薛两尼姑之间的明争暗斗。小说第六十八回两人尔虞我诈的丑恶嘴脸暴露得一览无遗，王姑子背着薛姑子把李瓶儿生前给她的五两诵经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而薛姑子则瞒着王姑子提前从吴月娘那里揽下了李瓶儿断七经忏的生意。当王姑子到吴月娘面前讨公道时，两人为自己谋钱财的行径又通过吴月娘之口揭露了一番，结果是那王姑子“便一声儿不言语，讪讪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攘去了”。最后，连作者都不免对利益之间的两人斗争发表一番感慨，“脸虽是尼姑脸，心同淫妇心。只是他六根未净，本性欠明；戒行全无，廉耻已丧。假以慈悲为主，一味利欲是贪”。王、薛两个姑子虽名为佛教徒，在本质上却有着比普通人更加浓厚的世俗思想，而她们也不过是当时浩浩荡荡的佛教徒队伍中的“冰山一角”。

作者对佛教徒的鞭挞还见于书中多处断语，仅举几例便可见一斑。第八回针对报恩寺六个僧人在潘金莲面前的丑态百出，作者说道：“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怀不乱的少。古人有云：一个字便是‘僧’，二个字便是‘和尚’，三个字是个‘鬼乐官’，四个字是‘色中饿鬼’”，嘲讽之情溢于笔端。第二十回丽春院的妓女李桂姐为了挣钱瞒着西门庆接了新的客人，作者在发表议论的同时，却又捎带将和尚数落了一番：“原来世上，惟有和尚、道士并唱的人家，这三行人不见钱眼不开，嫌贫取富，不说谎调诐也成不了的”，这里作者将和尚和妓女归为同类，可以看出作者对佛教徒本质的无情揭露。第五十七回针对薛姑子并不清白的历史，作者的表达更加直白而尖刻，“尼姑生来头皮光，拖子和尚夜夜忙。三个光头好像师父、师兄并师弟，只是铙钹缘何在里床”？作者笔下的这些佛教徒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好色与贪财。他们对色与财的占有欲望是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为了达到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作者以这种惊世骇俗的描写方式使读者认识到“佛门圣地”并非总是一片净土，更有着较世俗之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斑斑劣迹。作者以貌似调侃的笔法使读者认识到了这些佛教徒的真正本质，但同时却又不免使人们感到佛门衰落的些许悲凉。

小说中的佛教徒并不都是作为反面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第八十四回和第一百回出现的泰山雪涧洞的普静禅师就是一位“出淤泥而不染”的得道之僧。他潜心修佛，不近女色，在小说情节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先后搭救月娘、幻化孝哥，构成了《金瓶梅》叙事结构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从小说中难得一见的普静禅师身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作者内心深处对佛教难以割舍的依恋。

《金瓶梅》作者之所以对佛教徒有如此态度，其背后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明代社会的发展，一是佛教自身的变化。任何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注定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产生于明代万历中期的《金瓶梅》同样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反映。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较大规模的发展与繁荣，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萌芽状态，再加上王阳明“心学”等社会思潮的流行，这些都使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意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不再遵从朴素俭约的传统生活方式，物质上的满足和享受几乎成了当时社会的一种主流风尚，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对人欲的肯定和揭露成了当时文学作品的主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金瓶梅》作为暴露人之欲望的作品，对佛僧的描写难免站在世俗立场上对之大加渲染，因此，其中出现的很多违反佛教清规戒律的佛教徒正是人欲膨胀之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映。换句话说，书中对于佛教徒的特殊书写是为了突出当时社会物欲横流状态的一种极端手法。明代的文学作品，除《金瓶梅》外，其他小说如《如意君传》、《三宝太监西洋记》、“三言二拍”等，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写作特色。随着明代社会的变化，佛教在宗教性质和社会功用上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佛教不再作为一种神圣的宗教形态而存在，而是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佛教的世俗化使佛教的存在意义发生了根本改变，这是因为随着当时社会人们道德标准的改变，人们对佛教的需求不仅仅表现为虔诚的宗教信仰，而是越来越多地关注佛教的功用，例如有些人将加入佛门作为谋生手段，于是有着深厚世俗思想的人随之混迹到佛教徒队伍当中，他们身上根深蒂固的俗心私欲与六根清净的佛门净地产生了严重的错位，前文提到的王姑子和薛姑子就是两个典型代表。明代僧人湛然圆澄所著《慨古录》中对当时佛寺僧众芜杂的情形给予了充分的总结：“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为牢狱逃脱而为僧者；或为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为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如此之辈，既不经于学问，则礼义廉耻皆不之顾，唯于人前假装善知识，说大妄语，……哄诱男女，致生他事！”此外，还有人针对当时流行小说中有关僧尼淫行的内容汇编成《僧尼孽海》，成为当时的一大禁书，可见小说中“毁僧谤道”现象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

张竹坡说：“《金瓶梅》究竟是大彻悟的人做的，故其中将僧尼之不肖处，一一写出。此方是真正菩萨，真正彻悟。”张竹坡所谓的“真正菩萨”，是指《金瓶梅》作者能正视人性中不断涌动且难以遏制的欲望，并将其毫无保留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因此才真正做到了对人生本质观察的“大彻悟”。张竹坡还说：“《金瓶梅》不可零星看”，要“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要将全书一百回“放开眼光作一回读，乃知其起尽处”。张竹坡用意在于告诫我们，对《金瓶梅》这部小说的解读要建立在通篇的宏观视角上，只局限于某个片段的理解难免会产生种种误读。《金瓶梅》一方面利用佛教思想来劝诫世人，同时又对小说中的佛门腐败和好货好色之事加以嘲讽，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正是那个时代的反映，其背后隐藏着当时的社会风尚、世人精神面貌以及宗教功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