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虽弹丸之地，但走向大陆、走向世界去输出华夏文化的高僧学者，其数量之多，层次之高，密度之强，远超过大陆机构。他们虔诚发誓，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来生给老子、孔子、孟子、庄子捶背、洗脚、端尿壶。他们树立的典型，是儒家集大成者王阳明。台湾的阳明书院和阳明大学，是名副其实研究学问的圣地，而我们这里许多阳明书院，几乎看不到什么书，大多是收费的旅游景点。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当世界许多博物馆频频出现文物毁坏、被盗的时候，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故宫博物院，只是在建馆初期遗失了满清“女尸图”一张纸，自然蒸发了新疆进贡清廷的一包盐。在全球文物保护上，堪称奇迹。

华夏的圣贤文化，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一样，都是解答宇宙和人类的终极思考，追问人类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才有意义？这个问题想清楚了，人类就会少一些迷失，多一点从容。

德国谚语说，“人仅活一次，等于没有活过”。类似这样的话，早在3500年前周武王就已说过，他的名言是“人是万物之灵”。大意是，宇宙万物最终都会生命终结，人类生存的地球也有寿命，也会冷却消亡。如果人类和飞潜动植一样，就只相当活一次，真的变成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低等动物。但人类不同，不应该仅活一次，人类虽是自然之子，是动物的一种，但人是有灵魂，有思想，有觉悟的高等动物。肉体的自然之子和精神的万物之灵，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如果自然之子和万物之灵完美结合，人生就能达到圆满、幸福，反之，缺少后者，就会沦为低等动物。因此，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思考什么呢？当然是思考自然之子如何生存，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过得丰衣足食，怡然自得；思考万物之灵如何活出智慧的一面。具体来说，这种人生哲学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之所以活着，是要活出世俗层面的意义。西方哲学认为，“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和节俭是医治人生的良药”。孟子说的更加直接，“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通俗地讲，就是“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用自己的钱，吃自己的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达到富足康乐。

第二，人之所以活着，是要活出精神层面的意义。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人是形而上的动物”。言外之意，是除了吃喝拉撒之外，人是有精神、有思想、有道德的动物。孟子在这方比苏本华更早提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道德本性。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从凡入圣，吾心光明。

第三，人之所以活着，是要活出终极层面的意义。这是从生到死的终极视角，来思考人生。苏格拉底在选择死亡时，说“我去死，你们活着”，意思是，我为真理去死，毫无遗憾，你们为谎言而活，不是我的意愿。法国作家小仲马的遗言是：“我的死，比我的生更重要。”，他觉得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和动物一样，白白活一场，只要自己的作品影响世人，死是值得的。

虽然东西方对于“死”的意义众说纷纭，无穷无尽，但孔子的“生死观”一直居于思想巅峰。他说过两句最著名的话，一是“不知生，焉知死”。大意是，如果一个人连活都没有活明白，你还有什么资格去谈死亡？二是“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覆焉”。他认为，死亡是最大的学问。君子死了，是一种休息，而小人死了，是他们终于覆灭了。君子死了，人们在情感上惋惜痛心，只是他们的音容笑貌和我们告别而已，但精神却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由此看来君子是不必怕死的，怕死的只有小人。因为小人死了，人们会拍手称快，他们的罪恶总算随着死亡而告一段落。孔子启示世人，如果人不能达到君子的高度，但至少也要做一个平凡的人，平凡地死去，而不要像小人那样败坏良知，损人利己，被人咒骂，死有余辜。

每个人的死，都是不能避免的。佛家看到的是自然幻灭，道家看到的是羽化归天，耶稣基督则认为是最后的审判，三者都不太积极，倾向死后谈死，很像给注射死刑的人，进行皮肤消毒。但孔子的思想却让人有修为的动力，使人死得安然。

正因为华夏古圣先贤的人生思考高度和广度，都超越了西方哲学家的视野，所以许多台湾人追随圣贤思想，崇拜华夏经典文化，甘愿来生给圣贤们捶背、洗脚、端尿壶，甚至当一只为他们守夜看门的狗。

比如，台湾人非常崇拜王阳明，他们在日记中写道，“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渡轮上，凡是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在阅读王阳明”，“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日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与日本的差距，只差一个王阳明的距离”。[作者：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