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蕾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互联网信息研究院

注意事项：本文源于《融“博”之道：博物馆情景化的理念、实践与未来》一书（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出版，本文源自此书第四章），如需转载请标注原文书籍出处。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是“一种特殊的构造……专门用来流传人类的文明成果”。在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视域中，城市本质上是一个更具精神性质的复杂而巨大的文化磁体和容器。从空间维度看，城市强大的吸引力和聚合力使其不仅是权力的中心，更是文化的归极；从时间维度看，城市具有文化贮存、孕育、传承的功能。在城市发展、扩张的过程中，“不同疆域、不同部族、不同类型的生存方式当中最为精华的部分，都会在城市环境中得以浓缩”。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文化在城市公共交往中碰撞、交融、聚合，创造出独有的城市文化。城市特色来源于城市文化，城市文化是城市的内涵与灵魂。与此同时，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城市形象同质化的问题，“千城一面”“地方消逝”正在成为受到人们关注的话题。当前出现的城市同质化问题，其背后所反映的正是城市文脉的断裂以及城市在高速发展中对地域特色的忽视，这一问题也使一些城市变成了空洞的容器。

博物馆作为对历史进行整理、保存和展出的场所，伴随城市的发展而诞生。博物馆作为重要的公共活动交往空间，也是塑造城市文化形象的主要力量之一。博物馆和城市本身互为映射，共同展示和影响着城市文化的发展。在新博物馆学的影响下，博物馆的重心出现由“物”到“人”的转向，越来越多博物馆根据人的需求来选择博物馆内容，人与博物馆展览展示构成了一种共同建构知识体系与社会价值观的双向平等关系。博物馆不再只是作为储物柜一般的存在，而是城市文化的传播者，以被展示的“物”为媒介与外界展开对话。可以说，博物馆已经成为“可沟通的城市”的文化内核。

“情景化”主题，从本质上而言，其实是博物馆尝试与公众平等对话的一种路径。博物馆与公众对话的一般过程，可以理解为对内容编码和解码的双向动态过程。编码，即展览设计者将思想内容符号化的展陈设计过程；解码，即观众对展示物的理解、体验和思考过程。情景化通过创造一种“身临其境”的博物馆展示环境，让观众更好地参与到博物馆展览体验当中，深入地理解展览符号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在馆藏空间中形成一种与城市文化的沟通与连接。这种“沟通连接”在建筑学家克里斯蒂安·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的理论中，被称为“场所精神”（Genius Loci）。场所，是由于人的介入而产生的。博物馆用情景化方式烘托生动的展示氛围，其主要目的可以理解为营造展陈空间的场所精神，而观众通过体验和感受来理解场所精神中所蕴含的城市文化。

面对现代化、数字化对城市地域特色的冲击，如何有效运用博物馆情景化展示手段营造场所精神以及更好地传承和保护地域文化特性，从那些历史悠久却仍独具魅力的城市博物馆案例中也许会找到答案。

一、巴塞罗那的城市文化发展

巴塞罗那是欧洲著名城市，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关于巴塞罗那城市建立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400年。公元14—15世纪，巴塞罗那的城市发展进入繁荣期，形成了当今城市的雏形。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让这座城市一举成名，为世界瞩目，政府趁势加快了巴塞罗那的城市建设，使其城市化进程至少加快了30年，一跃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就是城市，城市就是文化”（culture is city，city is culture）的口号，并以“知识城市”为目标，进行了城市文化产业规划。在规划过程中，巴塞罗那的建设者始终秉持着两个文化战略：一是使巴塞罗那成为独特的都市文化空间，让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一个可协调的系统；二是让文化成为社会融合的重要元素，以城市公共空间为平台，促进公民的面对面交流，为不同文化的传播创造机会。巴塞罗那文化政策的提出，不仅吸引大批艺术家和创作者来到了这座城市，更让建设者们在更新城市的过程中注重艺术的本土化，结合当地居民的喜好和情感，在保留城市特色的基础上，对城市中的公共设施进行更新，既提升了公共空间的功能性，又保留了城市的原有气质。城市中的历史建筑大多成了各具特色的博物馆、艺术馆等公共景点，如老城区的毕加索博物馆、加泰罗尼亚音乐宫、巴塞罗那主教堂，拓展区的圣家堂、圣保罗医院、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圭尔宫、安托尼·塔皮埃斯基金会博物馆，蒙锥克区的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蒙锥克城堡等。以这些公共景点为支点，巴塞罗那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化体验活动，既促进了社会效益，又避免遗产保护的孤立僵化，同时也给当地带来了自由、开放的艺术氛围，使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体，形成了一种使区域个性与整体共性交融汇聚的场所精神。

二、地域性符号塑造的博物馆场所精神

地域性，是指与一个地区联系或相关的本性或特征，是某个文化群体对地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地域性文化是一种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在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三个层面相互关联和融合的表现，映射出这个区域的独有特征与特殊形态。城市文化便是基于地域性文化发展起来的，博物馆作为城市文化的“容器”，是“具有场所属性的城市公共空间，能够使人们超越物质和感官来体验城市环境的属性，感受场所的精神，认识地方的特征”。作为城市公共领域的重要节点，博物馆起到了连接公众与城市的纽带作用，以其场所精神赋予人存在于空间环境中的方向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巴塞罗那的博物馆中，毕加索博物馆便以地域性文化特色作为场所精神，在展品、观众、空间与城市之间建立对话关系，从而进一步增进了观众对艺术家的理解以及对城市文化的认同。

毕加索博物馆（Picasso Museum）藏品丰富，拥有4251件馆藏，可以说是收藏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作品最为完整的博物馆。馆内藏品主要覆盖毕加索艺术生涯的早期、培训期和蓝色时期，还有1957年他对迭戈·罗德里格斯·德·席尔瓦·委拉斯凯兹（Diego Rodríguez de Silva y Velázquez，1599—1660）的《宫娥》（Las Meninas，The Maids of Honor）进行再次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揭示了毕加索创作起源和风格演变的完整过程。纵观毕加索的人物生平，他出生于西班牙马拉加，成名于巴黎，但毕加索博物馆坐落于巴塞罗那，这与艺术家和城市之间的深厚关联是分不开的。毕加索于14岁移居巴塞罗那，在老城区度过了他技艺训练、价值观形成的关键9年。西班牙作家何塞普·卡兰德尔（Josep Carandel）这样形容那时的毕加索：“他看到了一切，他掌握了一切，他将一切用作他创作的原材料。”这句话中的“一切”，其实指的正是巴塞罗那的城市文化。

巴塞罗那南面大海，北临高山，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温暖，夏季炎热，全年少雨、日照充足，舒适的气候影响了城市布局与建筑特色。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为巴塞罗那世博会设计的德国馆很好地表达了这座城市的建筑特点。在巴塞罗那老城区——哥特区（Gothic Quarter）中，如蛛网般密布的小巷子、随处可见的涂鸦、柳暗花明处的小型广场、古建筑遗迹与现代雕塑的融合，使行人漫步其间时，既可以看到空间整体又可以探索细节，亲手触摸古老的建筑纹理，仿佛能够感受到城市的真实呼吸，切身地感受到周围世界的脉动。

城区建筑通常在三至六层之间，大而明亮的窗户、探出建筑主体之外的阳台作为连通内外空间的纽带。略显巴洛克风格的雕花、生机勃勃的植物盆栽、精美的手工艺品、加泰罗尼亚旗帜和黄丝带、阳台成为展示当地建筑特色和居民生活趣味的橱窗。毕加索博物馆位于哥特区蒙特卡大街（Monte Carte Street，Gothic）中的一处民宅。在毕加索生活的年代，这里是巴塞罗那先锋艺术家们的聚集地，文化名流们常常聚集于此，谈论着象征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艺术新思潮，这对毕加索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奠定了他的艺术基础。

穿行于哥特区狭窄幽深的街道，仿佛走进了毕加索的艺术生活。三五成群的艺术爱好者常常友善提示外地游客博物馆就在不远的前方，然而博物馆门前除却石墙上一块类似门牌的标志，却再无任何明显提示，整个文博单位仿佛隐匿于市民生活辖区之中，与当地人们相互关照，并守望着彼此。

穿过拱形的廊洞，便进入了一间古朴幽静的民居宫殿的中央庭院，顺着台阶进入博物馆正厅之时，让人感觉仿佛不是去参观，而是去造访毕加索的家，可以与他进行亲切的交流。

毕加索博物馆的主体建筑可以说是加泰罗尼亚哥特式民用建筑的经典，由五座在历史上可追溯至13—14世纪的中世纪古宫殿组成。建筑内部风格简洁、装饰庄重，内部天花板的木质横梁结构在当地传统民居中依然延续使用。每座建筑均以庭院为中心，周围带有露天楼梯、尖顶拱廊和哥特式雕塑。建筑外墙主要采用沉重的石料建成，它在长年累月的风霜下渐变为浅灰白色的石墙，满庭栽种浓郁清香的绿色植物，处处洋溢着地中海人文风情。

踱步馆中，可以看到毕加索早年对不同艺术风格的尝试和探索，彰显着他饱满的创作热情和敢于创新的心态。他曾公开宣告“我永远是为我的时代而画”。这种精神显现于他对西班牙艺术之父委拉斯凯兹的代表作《宫娥》的效仿上。另外，他对于历史的态度受到尼采的影响，认为过往的历史仅仅是对于现在生活的服务，他用再创作的方式与委拉斯凯兹这位西班牙民族精神偶像展开对话，以自己的风格重新诠释了真实与幻象的主题。博物馆空间设计也处处体现出这种古今对话的艺术气质。博物馆在保留原有的哥特式石墙、尖顶拱廊以及精致古朴的内部装饰的同时，对于废弃的部分也进行了贴近现代生活风格的改造。纯白、简约的现代化展陈空间，黑色钢材、大面积的玻璃窗等现代主义建筑中的常用语汇与古老的历史建筑完美融合，形成当代人文艺术与中世纪哥特式建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芒福德说：“对话是城市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博物馆成为观众与城市之间沟通的媒介。毕加索博物馆的精湛之处在于充分考虑到作品中所呈现的加泰罗尼亚地域特征和民族气质。参观者仿佛在体验艺术家曾经的生活，以一种宛若友邻的心理距离鉴赏艺术作品，感受到展示物、馆藏空间与城市之间的连接和呼应。整座博物馆仿佛是文化中枢，在人、物、城市之间搭建起对话的桥梁。

三、基于集体记忆的博物馆文化体验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记忆是一种与他人、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是立足于现在对过去的重构，据此他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此基础之上提出，集体记忆应当从“场所”出发，“场所”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空间、事件、意义的统一。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保存城市的文化记忆。参观者在博物馆参观过程中传承这些文化记忆，并将其“作为一种‘体验’式的经历，长期存在于人的心理或意识之中，对以后的生活产生着影响”。作为一个国际化都市，巴塞罗那博物馆需要服务于差异化的公众需求，而如何弥合公众之间的认知差异并创造一种集体共鸣的文化体验，成为博物馆体验设计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也许高迪（Antonio Gaudí）独特的空间理念值得借鉴。

高迪所设计的圣家族大教堂（Sagrada Familia）是巴塞罗那的标志性景点，也是这座城市的灵魂。圣家族大教堂（Sagrada Familia）是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运动（Catalan Modernist Movement）的代表人物高迪最后的作品，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是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在西班牙的发展分支。在圣家堂建设期间，巴塞罗那暴乱频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整个欧洲正无可避免地陷入战争的漩涡，人们的生活支离破碎。因此，高迪希望创造一座由上帝引领的在人间永不坠落的新圣城，在圣家族大教堂这座新的“城市空间”中，人们将感受到和平、正义、幸福等一切人性中最为美好的东西。

（一）建筑主题

高迪被称为“自然之子”，自然元素是其建筑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在圣家堂中，他以自然歌颂上帝。这种观点与生态学创始人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相仿，海克尔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定支持者，以一元论反对勒内·笛卡尔（Rere Descartes）的身心二元论，认为人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的身心都源于自然、寓于自然，人与自然并非对立关系。海克尔的一元论认为“实在”“实体”等物质在宇宙中是唯一的，躯体与精神不可分割，上帝与自然同一。圣家族大教堂的建筑主题超越了教派、种族、民族，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表达，本质上具有一种超越性。

（二）数字象征

新艺术运动是以新材料、新思想等表现形式来追求建筑艺术的全新美学，它以几何形式实现了对古典建筑体系的扬弃。在高迪的设计中，建筑结构的尺寸数字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意义。教堂的高度略低于蒙锥克山，以此表达对自然生态的敬畏。在圣家堂的内部结构比例中，12和7成为比例的基础数字，12象征着一年12个月，也象征着人民，因基督教中有12位圣徒；上帝在7天之内创造了世界，数字7代表的是人类世俗理想的圆满；数字8指代神性与来世。另外，以7.5为比例基础，让人们感悟自己身处于人世与天堂的中间地带，高迪希望圣家族大教堂成为凡俗与神界之间的通路。

（三）光的表演

舞台灯光之父阿披亚（Adolphe Appia）认识到，光有着“无可比拟的感情力量”，“光之于空间，犹如声音之于时间，最善于表现其生命力”，光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空间氛围和情感表达。中世纪的哥特式教堂宣扬的是彼岸精神和灵性理想，整个教堂仿佛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间歇洒落几许星光点亮走道回廊，使行走其间的人们只能抬头仰望高处“天国”的圣光。教徒在这种沉郁、阴暗的氛围中感到自身的渺小谦卑，在不断地忏悔中与肉体分离，让精神飞升至令人目眩神迷的“天国”。

在圣家族大教堂中，光成为最好的“布道者”。教堂顶部有大量的通光孔，墙壁四周镶嵌着巨型彩窗，鲜艳明快的光线布满穹顶，古树般粗壮的支柱撑起整座殿堂。圣洁明亮的光线让整个空间在形态、质感、色泽等方面充满了生命力，堂内的空气好像拥有了潺潺泉水般的流动感，耳边似乎时时在回响着神圣庄严的钟鸣乐章。

充满生命活力的明亮光线给建筑空间带来了一种自由和舒展。甚至连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也不再是传统印象中受难的模样，而是脚蹬踩在十字架上，昂头望着教堂顶端塔尖，仿佛随时准备超脱而出，自由地“飞升”。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认为，自然崇拜是一种存在于集体无意识当中的心理意象，蕴含着人类对于自然的原初体验，隐含着人对于精神彰显的内在需求。这种对于自然和神灵的信仰构成了“个体心理的真正基础”，以“神的意象”体现“人类经验的整体和世界的本质”，深刻影响着人、自然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以自然表达神性，使圣家堂的空间体验能够超越藩篱，直达人内心深处。在具体的空间表达上，光成为最为独特的设计要素。高迪以纯粹、抽象的光束来表现信仰与神性，有形无质的光线塑造着人与“神”之间可以感知却无法触及的距离。光对物质的渗透，使得物质也有了抽象层面的意义，似乎在整个空间内部营造出一种精神磁场，促使观众对空间的知觉感受转化为更有象征性的情感境界，让教堂成为一个可以用于寄托精神和表达情感的场所。观众在这座光的自然宫殿中，感受到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包容性与关联性，在情感交流层面上构筑起一种新的集体记忆。

四、多元体验打造场景还原

新博物馆学提供了一种以人为本的新观念，强调要把传统博物馆的以“物”（藏品）为导向转变为以“人”为导向，在展陈方式上，应当以观众的传播效果、体验感受为第一设计原则，以动态、多媒体、新技术手段丰富展陈方式，以此促进观众参与。巴塞罗那的扩展区汇集了各种丰富多彩、独具民族特色的现代建筑，其中一些建筑精品已作为博物馆或景点向外敞开。这些历史建筑不断利用新的技术手段来丰富观众体验，在保护与革新之中寻找平衡。

（一）实物陈列式情景再现

情景再现是展览陈列中的常用手法。相较一般的物件摆放，情景再现通过经过考证、真实可信的场景还原，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体会到馆藏文物所在的历史环境，甚至产生浓厚的代入感和在场感。家具设计是新艺术运动中的重要创作实践之一，在高迪设计的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圭尔宫中，均有家具陈列展示。在米拉之家中，家具仅在玻璃展柜中陈列，这与巴特罗之家中的实景还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米拉之家中的家具仅作为一个陈列物呈现，在实物构建的展示区，信息以组合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让观众能直观地了解家具功用并感受其内在的艺术价值。而在巴特罗之家中，家具被摆放在原有的位置，参观者可以回溯历史情景，清晰地体验到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从情境认知的角度来看，认知是在一个开放的、活生生的、实际的情境中进行的，高迪在设计家具时不仅注重审美与功能的结合，更注意与空间环境的搭配，只有将家具置放于原始环境，才能感受到他严谨而细致的巧思。

（二）声音场景还原

声音是一种感觉器官的经验，在实体空间中的自由反射和流动赋予空间以生命力，使其成为“活着的空间”。高迪在建筑设计中非常注重空间的声音效果。圭尔宫的中央大厅是圭尔家族用来举办音乐会、观看歌剧表演、进行家族祷告的主要生活场所，高迪在顶部设计了一个抛物线型的圆顶，圆顶下方设有一台大型管风琴，回旋于二者之间的乐音可以进行很好的鸣响和碰撞。当参观者漫步于此时，音乐会从天顶高处的管风琴缓缓向四周扩散回旋，由此在大厅形成“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混响效果，霎时间，仿佛幕布打开，昨日情景重现。

（三）AR与实景的融合

米歇尔·亨宁（Michelle Henning）曾提道：“远早于计算机综合各种媒体成为多媒体或者产生‘虚拟’环境之前，展览设计曾是使观众在物理上沉浸于建造物并让他们参与周围事物活跃的物理控制手段。”展示复原是早已出现的理念，但是，新媒体的虚拟性和交互性打破了以往情景再现中运用实物、人造物创造的凝固瞬间，使展示空间成为观众体验和交流的动态场所。在巴特罗之家的游览体验中，它的电子导览器中的内容设计值得称道。观众在入口处会获得一个AR导览设备，当将导览器对准现实展陈物品之时，其电子屏幕上就会出现与之匹配的动画。比如：在藏馆二楼入口处有一个不规则的圆形木窗，当游客举起导览器对其进行扫描之时，屏幕上的木窗便会幻化为一只遨游的海龟，以此形象地向观众表达高迪的灵感来源——海洋元素。巴特罗之家中的大部分家具和陈设已经无法复原，但AR导览器可以基于强大的云端数据库与物理陈设连接，并在机器屏幕上播放与文物相映衬的动画，向观众详细地讲述观映物品的前世今生，以此达到动态场景复原的效果。除了还原单个展示物本身，AR导览还可以对馆内空间进行实时还原。当观众身处某个房间中，电子屏幕上便会呈现相应的历史场景原貌，并根据观众的视角进行变化，进一步对观众的实景体验进行有效而生动的补充。另外，馆内还设有等比例缩小的建筑模型，观众可以利用AR导览器复原整栋楼的结构，还可以观看人们以往在此居住生活的情景。

首先，相较于直接让观众自行用手机扫码观看，AR导览器犹如场景空间中的系统集成盒子一般，更能提供完善的个性化、定制化服务，在减少馆内员工工作量的同时，尽可能地为观众提供不受干扰的自由漫游体验。由于每个人都戴着耳机用心听讲解，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不必要的喧哗噪声，在给个体带来舒适“五感”体验的同时营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其次，巴特罗之家对数字内容与实景之间的关系把握准确，一些经典区域设有AR实景交互，引导观众自行去进行思考和探索。例如：展映有海洋生物的转换动画仅在入口处出现，但观众在看到其他同类装饰元素时便很容易与之建立关联；导览器在进行数字演示后，语音会提示观众上前观摩实物微小的细节，品鉴时光沉淀下的温润质感，细嗅古朴材质所散发出的微微木香。

（四）3DMapping投影

3D Mapping技术又称立体投影技术，Mapping投影与平面投影最大的区别是载体，Mapping投影以立体实物为载体，使投影效果天然具有立体空间感受，以便与现实空间相结合，以此形成更为震撼的视觉体验效果。因此，在视觉感受的审美取向上，Mapping投影更注重表达立体空间感，使观众拥有身临其境的知觉体验。巴特罗之家在以往的一些重大节日中，会在建筑立面上开展Mapping投影秀，展映的内容制作精良，将高迪的自然灵感、巴特罗之家的创作来源“圣乔治屠龙”与原有的建筑结构巧妙结合。在投影秀举行过程中，不仅时不时有演员从阳台上现身与观众进行面对面交流，观众还可以用手机发送信息来“唤醒”隐藏在建筑上的“巨龙”（巴特罗之家的屋顶形似巨龙的脊背）。而米拉之家的投影秀设置在天台，以其著名的形似外星来客般的烟囱为投影载体。美中不足的是，投影内容仅是一些与博物馆本身无关的平面动态影像和图案，数字内容与实际场景相互脱离，体验感在某种程度上大打折扣。

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在《数字时代的文化》一书中提及：“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顺从代表；我们想要的是直接的声音、直接的行动、富有创意的表达，并且我们愈发想要获取知识。”在新媒介传播环境中，观众更加追求个性化、可得到及时反馈的优质内容以及自主性、参与性的体验方式。在巴塞罗那博物馆的情景化设计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始终把握两个出发点：一是物，即历史文化的载体；二是人，即现代文化的载体，博物馆的任务是在两者之间创造共通的意义空间，促进信息的传播和交流。相较于线上云端虚拟体验，现场性、非虚拟的、观众与展品和展陈空间之间直接的交流与互动才是博物馆无法被取代的特点。因此，需要把握数字展示技术与博物馆实景之间的适宜“尺度”，以博物馆自身的特色和文化底蕴为先决条件，利用数字技术全方位地调动观众的“五感”，以此有效地促进观众与博物馆内容的交流互动。同时，在数字内容上注意关联性，使数字内容服务于博物馆的展览主题和传播目的，从而避免破坏博物馆体验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五、小 结

城市是文化的产物，亦是根植文明的土壤。彼得·霍尔（Peter Hall）认为，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政策，可以创造出新的文化形象。现代化城市建设中近似统一的“国际标准”引发的同质化问题，使文化策略成为当今城市生存的关键所在。在城市文化的传承发展进程中，博物馆所起到的作用及其产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本节从巴塞罗那城市博物馆案例中，总结了当地博物馆进行情景化设计的三种主要方式，即通过地域文化符号、集体记忆的营造、历史场景的还原，让博物馆空间更有感召力和吸引力，引发人们对博物馆场所环境的认同感，进而产生情感共鸣，使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交往活动具有更为丰富的意义。同时，上述博物馆，均并非另造新馆，而是在原有历史建筑的基础上进行保护和改造的，这对于我国制定以文化产业推动城市更新，在城市的“新”与“旧”之间做出选取平衡的方案，具有一定程度的借鉴价值。

作者介绍：

王蕾，博士，传播学专业，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现就职于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互联网信息研究院。

硕士和博士均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博士期间国家公派至美国联合培养，工作期间国家公派至英国访学。研究兴趣在媒介文化、数字城市传播、融合传播、文化叙事等方面。教学方面，讲授研究生课程《传播理论》《社会学理论基础》《数字城市传播》和博士生工作坊《质化研究方法》。科研方面，参与国家艺术基金项目1项，主持省部级项目《博物馆情景化传播效能》《北京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叙事》2项，参与省部级项目2项，主持校级项目5项，主持和参与若干横项课题；以独作或第一作者发表论文近40篇，其中含CSSCI中文核心论文10余篇，其中三篇被人大复印报刊全文数据库转载，书中章节论文8篇，出版专著2部，译著1部，多次参与国内外权威传播学术论坛，5篇论文被国际传播学会（ICA）中国区域会议论文集收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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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苏颖悦/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互联网信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