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散文《超越故乡》中谈到,真正把自己的经历写进小说的是短篇小说《枯河》与之后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能用两篇小说大书特书的经历一定是刻骨铭心的:
依莫言所言,莫言12岁时(1967年)在桥梁工地当小工。午休时,他溜到附近生产队的菜地里偷了一个萝卜,被一个贫下中农发现,扭送到工地领导那里。工地领导集合了工地200多人(不知什么时候数的),让他跪在毛主席像前认错,检讨。因为态度好,被放回家,却因此被他父亲痛打了一顿。
18年后的1985年,莫言是怎样把这段“历史”写进《枯河》的呢?小说的主人公小虎子是一个有些智障,但有着高超的攀树技能的孩子。村支书女儿小珍子怂恿小虎子爬上她家屋后全村最高、20多米高的白杨树。小虎爬上树端看到了支书豪华的家、撒尿的支书,也被支书老婆看到。小虎子一害怕从树上跌落下来,砸晕了树下的小珍子。由此小虎子被支书、哥哥、母亲、父亲轮番毒打。奄奄一息的小虎子拼尽全力离家来到枯河。在那里挨过一夜,等到太阳初升的时候,人们发现他死了。
在这里不得不惊叹莫言编故事的能力,为什么要塑造一个可怜的小虎子?莫言是用这种方式宣泄自己的怨气:
促使他们(父亲)痛打我的原因一是因为我在毛泽东像前当众请罪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二是因为我家出身中农,必须老老实实,才能苟且偷生。
“我的《枯河》实则是一篇声讨极左路线的檄文,在不正常的社会中,是没有爱的,环境使人残酷无情。”
的确,小说从小虎子的视角所看到的周围的人都是邪恶的化身:
小珍子是催命的小鬼:
白杨树前是五间全村唯一的瓦房,瓦房里的孩子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漆黑的眼睛像两粒黑棋子。但这个小姑娘却有与生俱来的魔性:
“你能上树给我折根树杈吗?就要那根,看到了没有?那根直溜的,我要用它削一管枪,削好了咱俩一块耍,你演特务,我演解放军。”他用力摇摇头。
“我知道你上不去,你不是小虎,是只小老母猪!”女孩愤愤地说,“往后我不跟你耍了。”
小虎子再笨也知道小老母猪是啥,所以在她夹枪带棒的威胁下,小虎子爬上了白杨树。这是祸端的开始,所以这小珍子就是讨命的小鬼。再看看她怕小虎子摔下来关心的是什么?
女孩说:“小虎,你下来吧,树歪倒了,树就要歪到俺家的瓦屋上去了,砸碎俺家的瓦,俺娘要揍你的!”
支书两口子是阎王爷与阎王婆
小虎子爬到树端,看到了支书家的院子:
院子里砌着很宽的甬道,有一道影壁墙,墙边的刺儿梅花叶凋零,只剩下紫红色的藤条,院里还立着两辆自行车,车圈上的镀镍一闪一闪地刺着他的眼。
这样豪华的大瓦房,还有两辆自行车。六七十年代自行车是需要票的,一个村配给不了几张。这不是压榨社员的阎罗殿吗?果然,阎王真的出场了:
一个高大汉子从屋里出来,在墙根下大大咧咧地撒尿,男孩接着看到这个人紫红色的脸,吓得紧贴住树干,连气儿都不敢喘。
原来,这个人曾当众问小虎子,“狗有几条腿?”“三条。”惹得周围哈哈大笑。
其实,在娱乐匮乏的年代,逗孩子玩也是娱乐之一,倒不是因为孩子傻。我的一个同学恰巧是支记的儿子,五六岁时口齿不清,他问一个叫贤廷的叔叔:“我爹叫裤裆(昆章),你叫舔腚吭?”成为笑话。
但到小虎子这里,却惹来哥哥的气愤,以为受到了侮辱,给家里丢了脸而揍他。父亲则陪小心对着支书假笑。
匆忙中,他看到从忽然变扁了的瓦房里,跑出了一个身穿大花袄的女人,她的嘴巴里发出马一样的叫声。
莫言的比喻真是神来之笔!当她冲到屋后时,小虎子已经从树上摔下来,砸晕了小珍子:
穿花袄的女人飞一般来到房后,骂道:“小坏种,你能上了天?你爹和你娘怎么弄出你这么个野种来?折我一根树杈我掰断你一根肋条!” 她气汹汹地冲到跪在地上的男孩面前,踢出的脚刚刚接触到男孩的脊梁,便无力地落下了。她的双眼发直,嘴巴歪拧着,扑到女孩身上,哭叫着:“小珍子,小珍子,我的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不用支书老婆动手,支书就到了:
他看到高大的红脸汉子蹿了过来,耳朵里嗡了一声,接着便风平浪静。他好像被扣在一个穹窿般的玻璃罩里,一群群的人隔着玻璃跑动着,急匆匆,乱哄哄,一窝蜂,如救火,如冲锋,张着嘴喊叫却听不到声。他看到两条粗壮的腿在移动,两只磨得发了光的翻毛皮鞋直对着他的胸口来了。接着他听到自己肚子里有只青蛙叫了一声,身体又一次轻盈地飞了起来,一股甜腥的液体涌到喉咙。
这是表现虎子被支书扇了一巴掌,耳朵聋了;一脚踹得口鼻出血。
父母哥哥成了送他上路的夜叉
父亲来救他了:
父亲跪着哀求:“书记,您大人不见小人的怪,这个狗崽子,我一定狠揍。他十条狗命也不值小珍子一条命,只要小珍子平安无事,要我身上的肉我也割……”
但回到家等待小虎子的是什么呢?
哥哥把他扔到院子里,对准他的屁股用力踢了一脚,喊道:“起来,你专门给家里闯祸!他躺在地上不肯动,哥哥很有力地连续踢着他的屁股,说:‘滚起来,你作了孽还有功啦是不?’”
他奇迹般站起来,一步步倒退到墙角上去,站定后,惊恐地看着瘦长的哥哥。
哥哥愤怒地对母亲说:“砸死他算了,留着也是个祸害。本来今年我还有希望去当个兵,这下全完了。”
他悲哀地看着母亲。母亲从来没有打过他。母亲流着眼泪走过来。他委屈地叫了一声娘。
……母亲戴着铁顶针的手狠狠地抽到他的耳门子上,他干嚎了一声……母亲从草垛上抽出一根干棉花柴,对着他没鼻子没眼地抽着。
父亲一步步走上来。夕阳照着父亲愁苦的面孔……父亲左手拎着他的脖子,右手拎着一只鞋子……父亲的厚底老鞋第一下打在他的脑袋上,把他的脖子几乎钉进腔子里去。那只老鞋更多地是落到他的背上,急一阵,慢一阵,鞋底越来越薄,一片片泥土飞散着…
莫言说自己抄写这段时,心脏不舒服了。为不存在的悲剧而“不舒服”是感动自己了?
仅仅是因为自己当兵的事给搅黄了就要打死弟弟,这是哥哥吗?对祈求呵护的孩子痛下毒手,这是母亲吗?
既然要置儿子于死地,让支书踢死岂不利索?控诉支书岂不更有力?但莫言用高超的想象力,呈现了父亲亲手打死儿子的一幕:
父亲打完了鞋底子,又拿起蘸了盐水的绳子,命令大儿子把小虎子的裤头扒下来,赔上一条裤头不值得。致命的暴打开始了:
绳子在空中弯弯曲曲地飞舞着,接近他屁股时,则猛然绷直,同时发出清脆的响声。
他哼了一声,那句骂惯了的话又从牙缝里挤出来。
父亲连续抽了他四十绳子,他连叫四十句。
最后一下,绳子落在他的屁股上时,没有绷直,弯弯曲曲,有气无力;他的叫声也弯弯曲曲,有气无力,很像痛苦的呻吟。
终于,小虎子已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依莫言所说,他真正体验过蘸了盐水的绳子,当他因拔生产队的萝卜被罚后,父亲就这样揍过他,但被大哥叫来的爷爷制止了:
当父亲用蘸了盐水的绳子打我时,爷爷赶来解救了我。爷爷当时忿忿地说:“不就是拔了个鸟操的萝卜嘛!还用得着这样打?!”
莫言虽然“浅尝辄止”,但他却毫不留情地要了小虎子的命。
是什么让全家变成了铁石心肠、残暴冷血?下面这段描写给出了答案:
母亲恼怒地对父亲说:“你把我也打死算了,我也不想活了。你把俺娘们全打死算了,活着还赶不上死去利索。都是你那个老糊涂的爹,明知道共产党要来了,还去买了二十亩兔子不拉屎的涝洼地。划成一个上中农,一辈两辈三辈子啦,都这么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
哥哥说:“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老中农?有多少贫下中农你不能嫁?”
母亲放声恸哭起来,父亲也“嗐嗐嗐哈,嗐嗐嗐哈”地哭起来……
原来如此!是因为共产党实行的土地政策!这就是这篇小说的内涵。莫言批的哪里是“左倾”,而是迥然于旧中国的新社会啊!
莫言在诺奖感言、国际国内演讲、散文中多次提到过爷爷的20亩地、一头牛。比如在《超越故乡》中写到:
爷爷与我小说中的土匪毫无关系,他是个勤劳的农民,对人民公社一直有看法,他留恋二十亩地一头牛的小农生活。他一直扬言:人民公社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想不到如今果真应验了。
莫言对爷爷是敬重的,他的散文《大风》(已出幼儿绘本),塑造了他爷爷的坚强形象——风来了,他像一块石头一样牢牢地矗在河堤上,与风也是与大自然对抗。其中有一段话:
"童年时代就像沙丘消逝在这条灰白的镶着野草的河堤上,爷爷用他的手臂推着我的肉体,用他的歌声推着我的灵魂,一直向前走。"
“敬其人而信其道”爷爷的思想就是这样慢慢地成为莫言思想的源头。爷爷是拥有土地的农民,他的思想是小农经济的思想,从他对生产队、人民公社的谩骂中可见一斑。
莫言从来没有评论过自己的思想,但他阐述过自己写作思想,就是“超越”。他在德国的弗兰克福演讲时说:
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
他在北大演讲时说:
前辈作家,受时代的局限,他只能站在阶级的立场上,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革命军队的立场上来写作。
作家有理由站在某一个阶级要高的,作家应该要站在一个超阶级立场上,处理他的题材,处理他的人物。
如果我写国共两党战争的话,如果我仅仅站在八路军的立场上,站在解放军的立场上,那我写出的东西肯定是片面的。”
他批评前辈站在无产阶级的的立场,说明身为共产党员的他想要超越自己本应该所应有的无产阶级立场。的确,从他的作品与言谈中确实“超越”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但是不是超阶级了呢?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但莫言却把自己“饥饿和孤独”当作创作的财富,并说自己20岁之前的经历还没写完。
所以,他的创作源泉只限于自己的生活,
“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用这样的眼界看社会,与我有利的就是好的,与我无利的就是坏的,这是典型的小农经济思想。
所以,莫言并没有超越故乡,也没有超越阶级。他在小说中借助人物表达的观点,而在演讲与散文中借助他人所表达的观点都是利己主义的小农经济思想。
从《枯河》中我们也还看到了莫言的另一个特质:用自己的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事件,他就会虚构出这样的历史事件。”
有评论者大谈《枯河》表现了扭曲的时代与扭曲的人性。而我却认为是作者扭曲的心理编造了被扭曲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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