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学习借鉴了汉朝时期的藩属体制，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形成了具有唐朝特色的藩属体制。

唐王朝藩属体制也有明显的几个分期，分别是太宗时期、高宗时期、武周和玄宗时期、安史乱后。

01太宗时期

唐太宗时期的疆域治理，主要包括两个不同层次的藩属体系：藩臣体系和甥舅体系。藩臣关系指的是唐王朝与突厥、高昌、吐谷浑等的关系。

唐与突厥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从“（唐）称臣于突厥”到“（626年）与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二者建立平等关系，再到“（628年）颉利始称臣，尚公主，请修婿礼”，最后李靖于630年“灭其国（东突厥汗国）”，突厥被纳入到唐王朝的羁縻府州的统治之下；吐谷浑叛服无常，一度成为唐朝边患。

太宗多次派遣使者前往“责让”，但是“使者十余返，竟无悛心”。

贞观八年（634年），“诏特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并突厥、契苾之众以击之（吐谷浑）”。

唐王朝此次进攻使得吐谷浑王伏允西走，其国人立顺为可汗而称臣内属。

随着顺被其国人所杀，吐谷浑陷入内乱再难以危害边疆；高昌“数年来朝贡脱略，无藩臣礼”引起唐王朝的不满，唐王朝于贞观十四年发兵高昌。

通过此次战争，唐王朝将高昌纳入到自己的藩属体系之中，“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护府”。通过设置安西都护府，唐王朝规范了与高昌的藩属关系。

甥舅关系是指唐与吐蕃的关系。

贞观八年，“赞普弃宗弄赞始遣使朝贡”，因得知突厥、吐谷浑得尚公主，“乃遣使赍币求昏”，但没有得到唐太宗的允许，吐蕃“即当入寇”。

两方在松州展开交战，此次交锋双方都未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但通过此次交锋，两个政权对彼此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至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弄赞）执子婿之礼甚恭”，起初，吐蕃赞普以“子婿”自称，至开元年间自称为“外甥”，甥舅关系得以确立。

甥舅关系使得唐王朝在西部边疆的稳定得以实现，成为唐王朝藩属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唐王朝的藩属体制在太宗时期已经基本建立，周边政权被以不同的形式纳入到唐王朝的疆域治理体系之中，藩属关系得以固定。

太宗之后，唐王朝的藩属体系进入调整和完善的时期。

02高宗时期

在东北地区，唐高宗于永徽六年（655年）发兵高句丽，至总章元年（668年）实现了对高句丽的统一，史载：“（唐）剖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复置安东都护府……”。

安东都护府的设置表明，唐王朝对东北地区藩属关系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北方草原地区，出征车鼻可汗的军队在永徽元年（650年）实现了对车鼻的生擒，车鼻可汗部被统一，“于是突厥尽为封疆臣矣”。

为了将与北方草原的藩属关系固定下来，“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并将漠北众多游牧民族部落羁縻府州化。

总章二年（669年），“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安北都护府的设置，使得唐朝“凡三十年北方无戎马警”。

在西域，西突厥阿史那贺鲁拥众自立，对唐王朝的西域经营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高宗分别于永徽六年（655年）和显庆二年（657年）发兵攻打西突厥，并生擒阿史那贺鲁，“（高宗）诏特免（贺鲁）死，分其种落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其所役属诸国，皆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

通过对西突厥的战争，唐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得以建立。在南疆，唐高宗设置安南都护府来调整和南部民族的关系。

“安南都督府，隋交趾郡。武德五年，改为交州总管府，管交、峰、爱、仙、鸢、宋、慈、险、道、龙十州……调露元年八月，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

综上，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单于等都护府建立完毕，高宗时期对唐王朝藩属体制的调整已成系统。

众多边疆民族政权在都护府的管理下，成为维护唐王朝疆域稳定不可或缺的屏障。

03武周和玄宗时期

武周和玄宗时期，唐王朝民族关系的发展开始呈下降趋势。

“武则天缺乏正确的系统的民族关系思想作为行动指南”，致使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不断恶化。

藩属体制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突厥汗国的重新崛起和北疆藩属管理体系的弱化；二、西域藩属体系的混乱；三、唐蕃关系的不断冲突；四、南诏的崛起和西南藩属体系的崩溃；五、藩镇的兴起等。

虽然这一时期唐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以冲突居多，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唐朝与渤海国成功建立了藩属关系。

睿宗先天二年（713年），“（唐）遣郎将崔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此举表明，唐王朝承认渤海政权并且渤海接受唐王朝册封，接受藩臣身份。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唐王朝在藩属体制维系方面的表现基本上处于守势。

由于国力限制，则天朝至玄宗朝维持藩属体系的能力有限，以都护府为主的藩属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当时的边疆形势。

自睿宗开始，以节度使为主的藩属管理方式被纳入到唐王朝的藩属管理之中。

04安史乱后

安史之乱最先导致了东北藩属关系的衰落。

安禄山身兼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平卢军节度使数职，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之境”，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②。

节度东北的安禄山反叛必然导致唐王朝对这一地区控制的减弱。

更何况早在安史之乱以前，安禄山就曾以“欲叛”为借口讨伐过契丹，导致了契丹等民族与唐王朝的疏远。

在北疆，唐王朝与回纥的藩属关系多依靠回纥的资源得以维系。

天宝三年（744年），唐王朝册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二者建立藩属关系。

安史之乱爆发后，在回纥汗国的帮助下，唐王朝收复了部分失地，与回纥可汗约为“兄弟”。

回纥自恃平叛有功，在长安胡作非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不仅如此，可汗移地健以中国便利欲举国南下。

宰相顿莫贺达干谏曰：“唐大国也，且无负与我。前年入太原，获羊马数万计，可谓大捷矣。以道途艰阻，比及国，伤耗殆尽。今若举而不捷，将安归乎？”可汗不听，顿莫贺因而杀之，自号为可汗。

由此可知，唐与回纥汗国的藩属关系充满了无奈，因为唐王朝的衰弱，与回纥的藩属关系依靠回纥的自愿才得以维持。

由于戍兵的内调，唐王朝失去了在西域的藩属，对吐蕃的防御体系名存实亡，“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掳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堙没者数十州。”从至德二年（757年）至长庆二年（821年），双方多次会盟，欲“以申蕃戎之礼”。

长庆二年，双方达成了长庆会盟，重新确定了疆界，明确双方的关系仍然是甥舅关系。但是唐王朝同意了吐蕃提出的“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认可了吐蕃的身份，放弃了对西域的管控。

在南疆，唐王朝建立了与南诏国的藩属关系。贞元九年（793年），“（南诏国王）异牟寻上表请弃吐蕃归唐”。贞元十年，唐赐银窠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双方藩属关系得以确立。

同回纥一样，唐与南诏国的藩属关系也多依靠南诏国的自愿。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唐王朝在藩属体制的维系上举步维艰，充满了妥协和无奈。

综上，汉王朝和唐王朝将周边民族纳入到自己的疆域治理体系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藩属体制。

他们构建的藩属体制为辽朝提供了借鉴，尤其是唐朝时期，契丹作为藩属的一环更是受到切身的影响，成为契丹乃至以后政权构建王朝藩属必不可少的认识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