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战英雄张逸民回忆录2东北沦陷后,在日本的奴化教育下,东北的学生中出现了“两头小中间大”的状况。那就是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侵略者当“二鬼子”的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当“顺民”,只有少数个别学生具有反抗精神。我就是少数具有反抗精神学生中的一个。我之所以有反日和反抗精神,这和我个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我从小就受父母爱国心的影响。我的父亲曾在东北军(张学良部队)当过几年兵,退伍后在家乡做点小生意。父亲在军中长了见识,头脑里有了爱国进步思想。我四、五岁时,父亲就教我唱《满江红》和《苏武牧羊》等爱国歌曲,并经常讲岳飞精忠报国和苏武出使匈奴的故事。我的爱国心就是在对岳飞、苏武认识的增长中加深的。我家西邻有一个靳叔,那是我父亲的结拜兄弟。他的儿子与我同年,又是同班同学。靳叔读过高小,那时他家中还保存着民国初年学校发的历史课本。我在靳家阅读熟记了民国的历史课本。这些书给了我极大的震动。从中我知道了沙俄侵占了我国大量土地,包括伯力还有外兴安岭的大片土地。我们不仅失去了大片土地,沙俄还残酷杀害了大批中国平民百姓,甚至把许多村庄的百姓都灭绝式屠杀了。为此我流过泪,第一次发誓长大后要立志当兵保卫国家。
日本侵略者那时在东北实行残酷的统治政策。我每天睁开眼睛就有许多恶人恶事映入眼帘:挂在城门上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的头颅,抛在路旁的尸体,浸入河中的血水。日本人还把百姓食用的粮食分成等级,日本人吃大米、白面,朝国的人吃一半细粮一半粗粮,而中国人则只能吃粗粮加橡子面。并且规定中国人吃细粮是非法和要受到处罚的,市场上如发现中国人贩卖大米、白面那是要治罪的。日伪官吏动不动就打中国人,中国人受欺压随处可见。在学校,校长、教官打骂学生那是家常便饭。我就是在这种受欺压和凌辱中长大的。所有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激发了我的爱国热忱,再次发誓长大后要拿枪去打国家和民族的敌人。这些就是我所以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奴化”,反而越发爱国爱民的原因。在我十四年亡国奴的生活经历中,有三件事情对我一生的成长影响特别深远,可以说它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走向。
第一件事:我遭绑架做了人质。那是1934年6月初的一天,一帮土匪突然来我家把我绑走了。他们绑架我,并非我家有钱,他们是冲着我外祖父来的。他们认为我外祖父是有钱人,只要我做了人质,就能弄到十条德国枪的钱。我被绑架到离家很远的一个叫大勒勒密的地方,被关在森林之中的一处野秧子房里。这种野秧子房十分简陋,东北人管这叫“伐子”,也可称作窝棚。被绑架后从我家到这里,先骑马后乘马车,足足走了三天时间。到了土匪的据点,我被赶进了土匪的秧子房。走进房间一看,吓了一跳。里面挤有七、八个六、七岁的小孩,有的正在由大人喂饭,有的则哭喊着要回家。我比这些孩子的年龄还小。我懂得我被绑架了,我想该怎么办呢?哭闹喊叫肯定行不通,唯有等待时机想办法逃跑这条路了。面对这种危境,我的机灵和才智就显现出来了。第二天上午,刚吃罢早饭,秧子房掌柜大声叫我:“小子,过来。我得给你家报个平安,我要从你耳朵上割下一条肉,送给你爸妈。小子,你要受点小苦,但不是很痛。”掌柜的话音刚落,上来一个匪徒,不由分说,将我抱到掌柜面前,死死卡住我的手脚。掌柜的一只大手将我头抓得紧紧的,另一只大手快速地将两个竹签夹在我耳朵上,手起刀落,割下了一小长条肉。随后,另一个土匪马上给我上点药面。至今我的左耳轮上还留着刀痕呢。我被绑到大勒勒密大约二十多天后,我的状况突然出现了转机。一天早饭后,我跟随着看管我的土匪到山下一处山泉饮马。这时我发现来饮马的人在不断增加,又发现牵马饮水的人个个显得疲惫不堪。我心想,一定是外出抢掠的土匪大掌柜带着队伍回到营地了。我突然觉得这是个伺机逃跑的好机会。我暗中四处观察。刚饮完马,这时走来一个看样子像是大掌柜大崽子模样的人。他穿戴入时,长得很标致,牵着马朝我这里走了过来。我有心想借机见见大掌柜的。于是就跟大崽子搭话。这崽子很傲气,又有几分蛮横,脏话、刺话满口皆是。“大哥,我帮你饮马吧。”我对他说。“走走走,离我马远点。”大崽子不停地摇摆着手不让我靠近他的马,还说:“你个小孩伢子懂个屁。”我不等他说完,就大吵大闹地说:“你小看人,欺负年龄小的人,真没有出息。”“大莫子,你在跟谁吵啊?”我抬头一看,一个身材魁梧,三十岁上下的汉子站在伙房前。他双手叉着腰,全身中武打扮,很是威武的模样。不等大崽子答话,我便抢先答道:“大伯,是他跟我吵,他不讲理,还说小孩伢子懂个屁。”大掌柜的听到我的话,反倒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翻。大掌柜对我说:“小丁子,我听说你懂马?”我说:“我有半个蒙古血统,岂有不懂马的。”他对我说:“那好,你把我的坐骑牵来,你给我相相马!”
我心里一阵窃喜,忙乐呵呵地牵着大掌柜的坐骑奔向伙房。距他尚有3-4步处停了下来,向他深鞠一躬,说道:“大掌柜的,晚辈有礼了。”大掌柜的笑道:“你不愧是张鸿义的大少爷,懂事、有礼貌。好,我倒是要听听你是如何相我这马的。”我看看马的牙齿状况又仔细观看了马的前后左右,就开始相马了:“这菊青是匹上色好马。竹签子耳朵、茁眼珠,高鼻梁、大鼻孔、木梳被脖子、宽前胸,还有个好四柱,又是高粱秆肚子。一匹占有这么多优点的马绝少。这该是匹草地马,来自呼伦贝尔草原的上乘好马,应该速度很快。”大掌柜有点吃惊地瞪大眼睛问我:“小丁子,你根据什么说这匹马是草原马呢?”我答道:“很简单,马牙间缝子较大。这是草地马常年啃草用力的结果。这匹马有牙缝,但不大,说明较小时就离开草地了。依我看,这匹马在你手上不超过四年。这是口七岁的马,如果是骑了四年,它离开草原时,还是个驹子。”大掌柜越发惊讶地说:“丁子,你都猜对了,小小年纪,有那么多知识,不容易啊。我再问你,听看管你的人说,你一进山就说是到了大勒勒密了,你怎么知道这里是大勒勒密?是下边人告诉你的,还是你瞎猜的,要说实话。”我回答道:“这是我二舅说的,你们这里没人告诉我。二舅说,在枷板店朝东稍偏北四百多里路,在松花江南岸就是大勒勒密。我们来此走了三天,每天都在一百二十里以上,我估计这就该是大勒勒密了。爸妈给了我一副好脑子,我就是不会转向,这个朝向就是大勒勒密。”大掌柜高兴地对我说:“你猜对了。这里就是大勒勒密,你告诉我,现在我若是放了你,你能找到家吗?”我答:“能找到啊。第一步找到方正城。到了方正,经再过筒子沟就到了高地帽子,然后就到了枷板店了。”大当家的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好聪明的娃,好记性,好胆量啊。做我的干儿子吧,做我干儿子我就放了你。”我应声跪下,叫了一声“干爹”。就这般我用自己的智慧和机灵我征服了这位绿林豪杰。大掌柜说:“我放你回家。你先住上几天再走。你走后,我一个月内准去拜访你爹。”就这样,大掌柜真的放了我,把我送回到了家里。一个月内,我没有见到“干爹”来我家。半年后,父亲告诉我,我“干爹”的营地被日本侵略军和山林警察包围所有人都被杀死了。我被绑票又安全回家后,许多人不相信,小小年纪我怎么懂得那么多关于马的知识。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有三个老师从小教我,又由于我从小聪明,都记住了。教我最多的,是我的姥爷。姥爷祖籍是辽宁营口人,姥爷从15岁起就逃荒到呼伦贝尔草原上给大牧主家放马,最后因与大牧主的女儿结婚,怀上了我妈,姥爷辞掉大马倌,带着蒙古女人来到了宾县落户。姥爷对草地马知识非常丰富,我就是听着他讲草地马的故事及知识长大的。
第二位是我的叔爷。我的家族从清末起就一直有一批人在中俄边界与白俄征战厮杀。那个时候但凡张家身强力壮的男人都必须参加绞杀白俄的征战,张家只有体弱胆小的男人才会被留下来。我的叔爷年轻时承袭太爷的衣钵,在黑龙江东部大地上一直带领人马跟白俄战斗,外号“振江东”,在当地也是个名震四方的英雄豪杰。叔爷他们乘坐的全是呼伦贝尔草原的战马,因此他对草地马了如指掌十分在行。一讲起马来,更是滔滔不绝。叔爷给我讲的全是草地马的生物特性和作为战马的人马情结。第三位就是我们家前街(相距不过百米)的马兽医张小辫子。这位兽医穿着打扮很古老,头上留着的依然是民国初年剪掉辫子的半边头。他是我祖父的同龄人。我四岁时,他曾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七十多岁了,儿子、孙子都不成材,也没收过徒弟,我就是相中你了。关于马的知识,你想知道的,我都教你。”我从小懂马、爱马,关于马的知识就是这三位老师一点一滴传授的。
第二件事:乔装客商为抗联送信。1934年对我来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一年,夏天刚经历被绑票又逃脱的险境,到了冬天我又经历了一次危险但值得我记忆终生的事。我的父亲在家乡属于忠义达礼又思想开明之人,四周朋友甚多。那年冬天,我父亲为给抗联送信,特意把我带上。父亲是在哈尔滨市的客栈里受朋友之托去舒勒河送信的。密信放在一个日式大王琴中。我父亲的朋友对父亲说:“保护好琴就保住了信。信在琴中,你们不能看,也不要多问,信十分重要。拜托了。”父亲对他说:“我们父子命可以不要,琴一定会保护好。保护好琴,就是我们的头等使命。”父亲将琴交给了我,要我寸步不离琴。我死死抱住琴,丝毫不敢懈怠。父亲乔装成专收购上等山货的大老客,他头戴一顶水獭皮土耳其礼帽,脖子围着狐狸皮围巾,身穿狐狸皮袄,脚上穿着皮面的堂堂靴。那时的父亲仪表堂堂,又有文化人的气度,完全是一副大老板的架式。父亲从哈尔滨市回来,就从乡下雇了辆两匹马拉的爬犁,加上车夫总共三人。第二天我们就向舒勒河方向出发了。那年冬天雪特别大,道路上的雪有一尺厚,这一路不止雪大,所经城镇都有日本军队把守,像是到处都在围堵抗联义士。1934年冬天,抗联活动所在的山区日本军队正全力推行“并屯”和“三光”政策。许多城镇的城门上都挂着抗联义士的人头,东北到处阴森恐怖,老百姓在日本铁蹄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这一路都很顺利,但到了方正城却碰到了麻烦。城外,接近过江口的路上,有一排日本守备队横在面前。这群士兵不仅严查过往人员的通行证,而且还得人人搜身检查,只有经过检查后方可放行。这个时候想避开也来不及了,只有硬着头皮上了。父亲暗暗地交待我,一定要保护好大王琴。停车检查时,我急中生智,将大王琴当作枪扛在肩上,大声唱着歌,并且围着日军的哨位一边小跑,一边唱歌。这一招很灵验,那些士兵很兴奋,纷纷从口袋掏出糖果给我逗我玩。经过这一阵子表演,我父亲也被搜身完了,放行了。我跟父亲到了舒勒河,住进了大车马店里。父亲拿着大王琴出去了,大约一个小时后返回。又将琴交给了我,说了句:“没事了,一切很顺利,这琴就归你了。”这大王琴在我家一直摆着,直到我参军七、八年后再回家,这把琴还在家中一直无人问津。
第三件事:痛打伪满警察。那是1941年,我13岁了。这年夏天的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吃午饭。当时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想去街里看看父亲,刚走到十字街,远远就看到我们家的小店铺有两个警察正在殴打我父亲。一种极大愤怒像烈火涌上我的心头。我撒开腿拼命跑向打人的现场。到了小店,不容分说我操起门板的顶门杠举过头顶,朝着一个警察的头部打了下去。这个家伙一闪身躲过了,可是正好打在他的腰上。他“哎哟”一声趴在地上起不来了,嘴里还不停地叫喊:“反了,这个崽子竟敢打警察!”我根本不理那一套,又朝着另一个警察的头打了过去。不料这个家伙头一歪没打中头,打在了肩上,这个家伙连喊带叫地往警察署跑去。片刻间,从十字街头到我家小店,挤满人,大多是来看热闹的,也有少数人公开表示支持。这时警察署里来了二十几个警察,全副武装向我家小店跑来。我父亲小声对我说:“事情闹大了,你就别读书了,往大城市里跑吧。”我说:“我不会跑,他们若是讲理,我们有理,若是不讲理,就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说时迟那时快,警察过来一拥而上将我们父子五花大绑押进了警署。
我父亲在家乡的街上,住了近20年。平时他乐善好施,方方面面都有朋友,经过各方援救,特别是在乡公所当助理的那个臧叔四处托人,最后由镇商会出面担保,我们父子才被保释出来。我虽打了警察,因那时年龄小,正在高小读书,被提前释放回家。我父亲被关押六周后也被释放了出来。这三件事,虽互不相关,但是都或多或少地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走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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