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战英雄张逸民回忆录2东北沦陷后，在日本的奴化教育下，东北的学生中出现了“两头小中间大”的状况。那就是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侵略者当“二鬼子”的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当“顺民”，只有少数个别学生具有反抗精神。我就是少数具有反抗精神学生中的一个。我之所以有反日和反抗精神，这和我个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我从小就受父母爱国心的影响。我的父亲曾在东北军（张学良部队）当过几年兵，退伍后在家乡做点小生意。父亲在军中长了见识，头脑里有了爱国进步思想。我四、五岁时，父亲就教我唱《满江红》和《苏武牧羊》等爱国歌曲，并经常讲岳飞精忠报国和苏武出使匈奴的故事。我的爱国心就是在对岳飞、苏武认识的增长中加深的。我家西邻有一个靳叔，那是我父亲的结拜兄弟。他的儿子与我同年，又是同班同学。靳叔读过高小，那时他家中还保存着民国初年学校发的历史课本。我在靳家阅读熟记了民国的历史课本。这些书给了我极大的震动。从中我知道了沙俄侵占了我国大量土地，包括伯力还有外兴安岭的大片土地。我们不仅失去了大片土地，沙俄还残酷杀害了大批中国平民百姓，甚至把许多村庄的百姓都灭绝式屠杀了。为此我流过泪，第一次发誓长大后要立志当兵保卫国家。
日本侵略者那时在东北实行残酷的统治政策。我每天睁开眼睛就有许多恶人恶事映入眼帘：挂在城门上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的头颅，抛在路旁的尸体，浸入河中的血水。日本人还把百姓食用的粮食分成等级，日本人吃大米、白面，朝国的人吃一半细粮一半粗粮，而中国人则只能吃粗粮加橡子面。并且规定中国人吃细粮是非法和要受到处罚的，市场上如发现中国人贩卖大米、白面那是要治罪的。日伪官吏动不动就打中国人，中国人受欺压随处可见。在学校，校长、教官打骂学生那是家常便饭。我就是在这种受欺压和凌辱中长大的。所有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激发了我的爱国热忱，再次发誓长大后要拿枪去打国家和民族的敌人。这些就是我所以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奴化”，反而越发爱国爱民的原因。在我十四年亡国奴的生活经历中，有三件事情对我一生的成长影响特别深远，可以说它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走向。
第一件事：我遭绑架做了人质。那是1934年6月初的一天，一帮土匪突然来我家把我绑走了。他们绑架我，并非我家有钱，他们是冲着我外祖父来的。他们认为我外祖父是有钱人，只要我做了人质，就能弄到十条德国枪的钱。我被绑架到离家很远的一个叫大勒勒密的地方，被关在森林之中的一处野秧子房里。这种野秧子房十分简陋，东北人管这叫“伐子”，也可称作窝棚。被绑架后从我家到这里，先骑马后乘马车，足足走了三天时间。到了土匪的据点，我被赶进了土匪的秧子房。走进房间一看，吓了一跳。里面挤有七、八个六、七岁的小孩，有的正在由大人喂饭，有的则哭喊着要回家。我比这些孩子的年龄还小。我懂得我被绑架了，我想该怎么办呢？哭闹喊叫肯定行不通，唯有等待时机想办法逃跑这条路了。面对这种危境，我的机灵和才智就显现出来了。第二天上午，刚吃罢早饭，秧子房掌柜大声叫我：“小子，过来。我得给你家报个平安，我要从你耳朵上割下一条肉，送给你爸妈。小子，你要受点小苦，但不是很痛。”掌柜的话音刚落，上来一个匪徒，不由分说，将我抱到掌柜面前，死死卡住我的手脚。掌柜的一只大手将我头抓得紧紧的，另一只大手快速地将两个竹签夹在我耳朵上，手起刀落，割下了一小长条肉。随后，另一个土匪马上给我上点药面。至今我的左耳轮上还留着刀痕呢。我被绑到大勒勒密大约二十多天后，我的状况突然出现了转机。一天早饭后，我跟随着看管我的土匪到山下一处山泉饮马。这时我发现来饮马的人在不断增加，又发现牵马饮水的人个个显得疲惫不堪。我心想，一定是外出抢掠的土匪大掌柜带着队伍回到营地了。我突然觉得这是个伺机逃跑的好机会。我暗中四处观察。刚饮完马，这时走来一个看样子像是大掌柜大崽子模样的人。他穿戴入时，长得很标致，牵着马朝我这里走了过来。我有心想借机见见大掌柜的。于是就跟大崽子搭话。这崽子很傲气，又有几分蛮横，脏话、刺话满口皆是。“大哥，我帮你饮马吧。”我对他说。“走走走，离我马远点。”大崽子不停地摇摆着手不让我靠近他的马，还说：“你个小孩伢子懂个屁。”我不等他说完，就大吵大闹地说：“你小看人，欺负年龄小的人，真没有出息。”“大莫子，你在跟谁吵啊？”我抬头一看，一个身材魁梧，三十岁上下的汉子站在伙房前。他双手叉着腰，全身中武打扮，很是威武的模样。不等大崽子答话，我便抢先答道：“大伯，是他跟我吵，他不讲理，还说小孩伢子懂个屁。”大掌柜的听到我的话，反倒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翻。大掌柜对我说：“小丁子，我听说你懂马？”我说：“我有半个蒙古血统，岂有不懂马的。”他对我说：“那好，你把我的坐骑牵来，你给我相相马！”
我心里一阵窃喜，忙乐呵呵地牵着大掌柜的坐骑奔向伙房。距他尚有3-4步处停了下来，向他深鞠一躬，说道：“大掌柜的，晚辈有礼了。”大掌柜的笑道：“你不愧是张鸿义的大少爷，懂事、有礼貌。好，我倒是要听听你是如何相我这马的。”我看看马的牙齿状况又仔细观看了马的前后左右，就开始相马了：“这菊青是匹上色好马。竹签子耳朵、茁眼珠，高鼻梁、大鼻孔、木梳被脖子、宽前胸，还有个好四柱，又是高粱秆肚子。一匹占有这么多优点的马绝少。这该是匹草地马，来自呼伦贝尔草原的上乘好马，应该速度很快。”大掌柜有点吃惊地瞪大眼睛问我：“小丁子，你根据什么说这匹马是草原马呢？”我答道：“很简单，马牙间缝子较大。这是草地马常年啃草用力的结果。这匹马有牙缝，但不大，说明较小时就离开草地了。依我看，这匹马在你手上不超过四年。这是口七岁的马，如果是骑了四年，它离开草原时，还是个驹子。”大掌柜越发惊讶地说：“丁子，你都猜对了，小小年纪，有那么多知识，不容易啊。我再问你，听看管你的人说，你一进山就说是到了大勒勒密了，你怎么知道这里是大勒勒密？是下边人告诉你的，还是你瞎猜的，要说实话。”我回答道：“这是我二舅说的，你们这里没人告诉我。二舅说，在枷板店朝东稍偏北四百多里路，在松花江南岸就是大勒勒密。我们来此走了三天，每天都在一百二十里以上，我估计这就该是大勒勒密了。爸妈给了我一副好脑子，我就是不会转向，这个朝向就是大勒勒密。”大掌柜高兴地对我说：“你猜对了。这里就是大勒勒密，你告诉我，现在我若是放了你，你能找到家吗？”我答：“能找到啊。第一步找到方正城。到了方正，经再过筒子沟就到了高地帽子，然后就到了枷板店了。”大当家的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好聪明的娃，好记性，好胆量啊。做我的干儿子吧，做我干儿子我就放了你。”我应声跪下，叫了一声“干爹”。就这般我用自己的智慧和机灵我征服了这位绿林豪杰。大掌柜说：“我放你回家。你先住上几天再走。你走后，我一个月内准去拜访你爹。”就这样，大掌柜真的放了我，把我送回到了家里。一个月内，我没有见到“干爹”来我家。半年后，父亲告诉我，我“干爹”的营地被日本侵略军和山林警察包围所有人都被杀死了。我被绑票又安全回家后，许多人不相信，小小年纪我怎么懂得那么多关于马的知识。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有三个老师从小教我，又由于我从小聪明，都记住了。教我最多的，是我的姥爷。姥爷祖籍是辽宁营口人，姥爷从15岁起就逃荒到呼伦贝尔草原上给大牧主家放马，最后因与大牧主的女儿结婚，怀上了我妈，姥爷辞掉大马倌，带着蒙古女人来到了宾县落户。姥爷对草地马知识非常丰富，我就是听着他讲草地马的故事及知识长大的。
第二位是我的叔爷。我的家族从清末起就一直有一批人在中俄边界与白俄征战厮杀。那个时候但凡张家身强力壮的男人都必须参加绞杀白俄的征战，张家只有体弱胆小的男人才会被留下来。我的叔爷年轻时承袭太爷的衣钵，在黑龙江东部大地上一直带领人马跟白俄战斗，外号“振江东”，在当地也是个名震四方的英雄豪杰。叔爷他们乘坐的全是呼伦贝尔草原的战马，因此他对草地马了如指掌十分在行。一讲起马来，更是滔滔不绝。叔爷给我讲的全是草地马的生物特性和作为战马的人马情结。第三位就是我们家前街（相距不过百米）的马兽医张小辫子。这位兽医穿着打扮很古老，头上留着的依然是民国初年剪掉辫子的半边头。他是我祖父的同龄人。我四岁时，他曾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七十多岁了，儿子、孙子都不成材，也没收过徒弟，我就是相中你了。关于马的知识，你想知道的，我都教你。”我从小懂马、爱马，关于马的知识就是这三位老师一点一滴传授的。
第二件事：乔装客商为抗联送信。1934年对我来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一年，夏天刚经历被绑票又逃脱的险境，到了冬天我又经历了一次危险但值得我记忆终生的事。我的父亲在家乡属于忠义达礼又思想开明之人，四周朋友甚多。那年冬天，我父亲为给抗联送信，特意把我带上。父亲是在哈尔滨市的客栈里受朋友之托去舒勒河送信的。密信放在一个日式大王琴中。我父亲的朋友对父亲说：“保护好琴就保住了信。信在琴中，你们不能看，也不要多问，信十分重要。拜托了。”父亲对他说：“我们父子命可以不要，琴一定会保护好。保护好琴，就是我们的头等使命。”父亲将琴交给了我，要我寸步不离琴。我死死抱住琴，丝毫不敢懈怠。父亲乔装成专收购上等山货的大老客，他头戴一顶水獭皮土耳其礼帽，脖子围着狐狸皮围巾，身穿狐狸皮袄，脚上穿着皮面的堂堂靴。那时的父亲仪表堂堂，又有文化人的气度，完全是一副大老板的架式。父亲从哈尔滨市回来，就从乡下雇了辆两匹马拉的爬犁，加上车夫总共三人。第二天我们就向舒勒河方向出发了。那年冬天雪特别大，道路上的雪有一尺厚，这一路不止雪大，所经城镇都有日本军队把守，像是到处都在围堵抗联义士。1934年冬天，抗联活动所在的山区日本军队正全力推行“并屯”和“三光”政策。许多城镇的城门上都挂着抗联义士的人头，东北到处阴森恐怖，老百姓在日本铁蹄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这一路都很顺利，但到了方正城却碰到了麻烦。城外，接近过江口的路上，有一排日本守备队横在面前。这群士兵不仅严查过往人员的通行证，而且还得人人搜身检查，只有经过检查后方可放行。这个时候想避开也来不及了，只有硬着头皮上了。父亲暗暗地交待我，一定要保护好大王琴。停车检查时，我急中生智，将大王琴当作枪扛在肩上，大声唱着歌，并且围着日军的哨位一边小跑，一边唱歌。这一招很灵验，那些士兵很兴奋，纷纷从口袋掏出糖果给我逗我玩。经过这一阵子表演，我父亲也被搜身完了，放行了。我跟父亲到了舒勒河，住进了大车马店里。父亲拿着大王琴出去了，大约一个小时后返回。又将琴交给了我，说了句：“没事了，一切很顺利，这琴就归你了。”这大王琴在我家一直摆着，直到我参军七、八年后再回家，这把琴还在家中一直无人问津。
第三件事：痛打伪满警察。那是1941年，我13岁了。这年夏天的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吃午饭。当时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想去街里看看父亲，刚走到十字街，远远就看到我们家的小店铺有两个警察正在殴打我父亲。一种极大愤怒像烈火涌上我的心头。我撒开腿拼命跑向打人的现场。到了小店，不容分说我操起门板的顶门杠举过头顶，朝着一个警察的头部打了下去。这个家伙一闪身躲过了，可是正好打在他的腰上。他“哎哟”一声趴在地上起不来了，嘴里还不停地叫喊：“反了，这个崽子竟敢打警察！”我根本不理那一套，又朝着另一个警察的头打了过去。不料这个家伙头一歪没打中头，打在了肩上，这个家伙连喊带叫地往警察署跑去。片刻间，从十字街头到我家小店，挤满人，大多是来看热闹的，也有少数人公开表示支持。这时警察署里来了二十几个警察，全副武装向我家小店跑来。我父亲小声对我说：“事情闹大了，你就别读书了，往大城市里跑吧。”我说：“我不会跑，他们若是讲理，我们有理，若是不讲理，就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说时迟那时快，警察过来一拥而上将我们父子五花大绑押进了警署。
我父亲在家乡的街上，住了近20年。平时他乐善好施，方方面面都有朋友，经过各方援救，特别是在乡公所当助理的那个臧叔四处托人，最后由镇商会出面担保，我们父子才被保释出来。我虽打了警察，因那时年龄小，正在高小读书，被提前释放回家。我父亲被关押六周后也被释放了出来。这三件事，虽互不相关，但是都或多或少地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走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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