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作家。2003年3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莫言发表了自己的豪言壮语:
“我想,时至21世纪,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作家,他应该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他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他的写作,他应该为人类的前途焦虑或是担忧,他苦苦思索的应该是人类的命运,他应该把自己的创作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有价值的。”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本人从莫言的小说、散文、演讲词等各类作品中并没有感觉到这种“哲学的高度”。反而发现,他的言论中存在着许多前后矛盾、难以自洽的成分。而在哲学上,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悖论”。下面本人分析一下他的最著名的悖论:作家要“讲真话”,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后一句话是引起很大争议的言论,人们往往忽略了前一句。但莫言的拥趸者好拿此话作文章,认为莫言是讲真话的作家。
2005年,莫言在香港公开大学接受荣誉博士的仪式上,发表演讲时说:
“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最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那么这个作家就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地影响文学的品格。”
关键句: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最宝贵的素质。
下一秒又说:
“我有一种偏见,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
关键句:我有一种偏见,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为什么说是悖论呢?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同一体,都具有两面性。自然界中有风调雨顺也有旱涝灾害,每个人的成长中有顺境也有逆境,国家的建设发展亦是如此,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满目疮痍,一穷二白。国门外还有豺狼虎豹虎视眈眈。新中国成立刚一年,美国的大炮就打到我们的国土上。中国人民倾全国之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一战就是三年,不仅牺牲了近20万年轻的生命,还耗费了60多亿的财富。之后,毛主席为代表的第一代共和国的领导人殚精竭虑,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短短的二十年多年里取得的震惊世界的成就。
弱国无外交,但70年代美国、日本元首相继访华,主动结交,实现邦交正常化。这是因为我国拥有了两弹一星,拥有了完备的工业体系,拥有了强大的国防建设,跻身世界强国了!
要说在这个过程中,党的领导工作有没有出现问题?当然有。但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浮夸风,还是毛主席主动承担了责任,平息了风波,统一了思想,纠正了错误。
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从上学到工作,每年都要进行年终总结。总结的种类不同,但基本项大致相同,不但要总结经验与还要总结存在的不足。其实,党和国家也在不断地总结。在总结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不断前进。正如毛主席所说:“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莫言说,作家要“讲真话”。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他能够“讲真话”,那就会摈弃自己的偏见: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真实地反映新中国的创业史,辉煌的成就与艰难的里程;他就会热情歌颂伟大时代的人和事,表现人们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所迸发出来的真善美;表现人们是怎样克服困难,战胜弱点,纠正错误,继续前行的。
在这里我没有说“暴露”。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文学艺术歌颂与暴露都需要,问题是对什么人。”
对敌人要“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坚决打倒他们”。对于人民大众、人民军队、人民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
毛主席又说:“人民也有缺点”,文学艺术应该反映他们改正错误的过程,而不应该“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
不说暴露,指的是不对人民不能用“暴露”的态度。1972年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了一部纪录片《中国》,影片整体上没有表现出社会主义中国的真实面貌。比如,原计划去拍红旗渠,但他的团队趁人不注意,到了当地农村。在一个表现社会主义农业的猪圈的镜头中,一群猪懒洋洋地趴在猪圈里,朝着镜头呆呆地摇头晃脑,而响亮的背景音乐却是“文革”中最红火的革命歌曲:“中国人民正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挣脱三座大山的压迫,昂起首来……”把我国描写得贫穷、落后、愚昧、灰暗,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形象。
资本主义国家的导演要暴露中国的落后,是由他的立场所决定的。遗憾的是莫言固守着自己的偏见,认为“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在《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作品中,不惜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混淆了好人与坏人的界限,没有道德观念,颠倒黑白,是非不明。这不是让亲者痛,仇者快吗?
为揭露而揭露的作品,背叛了作家要“讲真话”的诺言,其结果正如莫言自己所说“说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地影响文学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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