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小说家尤里·奥列沙说过：“作家是工程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以“黄瓜诗”和“屎尿诗”走红的贾浅浅浅，如果成为作家，她真的能塑造人类的灵魂吗？这无疑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说：“作家，是那个唯一逃出来向你报信儿的人。”此言悟透了写作之“道”，但此言传到我们这里，瞬间变味了，被说成只有克服懒惰和自闭，勇于练笔，从自卑里逃出来，方可成为大作家。这种偷梁换柱的“聪明”做法，抽去了许多写作者的脊梁，使之变成太监作家，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背道而驰，更无法超越大江健三郎的高度。

大江健三郎的本意是，在伪善掩盖阴险，盛世掩盖欺骗，廉洁掩盖奢靡，正能量掩盖罪恶的时候，作家要先知先觉，要“众人独醉我独醒”，用文字发出报警，为人类点一盏灯。他当年在发表获奖演说时，把南京大屠杀列为人类三大人道主义灾难之一。他对日本政府歪曲历史，祭拜靖国神社发出抗议，拒绝接收天皇授予他的勋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上满清入关，多地屠城，对汉人的杀戮远远超过了日本南京大屠杀。但那些向良心说谎的小说家、剧作家，一口一个顺治爷、康熙爷，乾隆爷。歪曲历史，捏造“康乾盛世”，为了收视率祭拜杀人恶魔。满清到底杀了几百万或上千万？只有史诗巨著《红楼梦》记录了他们的暴行。黛玉两次葬花，有多少花瓣凋零，就有多少个人头落地。

在这片土地，世界级的现代作家只有一个——鲁迅；世界级的作协主席也只有一个——艾青。与这两位超级作家相比，其他优秀作家也非常可爱，但难以让人高山仰止。艾青提前20年预言了柏林墙的倒塌。鲁迅第一个揭穿了“康乾盛世”的假象。捷克文学评论家普申克发现，“鲁迅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已经超越了欧美文学”。莫言坦言，自己将所有作品加起来，也不如鲁迅的一部《阿Q正传》。他之所以能获的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在于他没有向自己的良知说谎。他直言：“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他批评当代青年的弊病是：“在无权无势善良的人身上找毛病，在有权有势缺德的人身上找优点，当无权无势善良的人受到伤害时，有权有势的人还要站在道德制高点，假惺惺地劝说无权无势善良的人，一定要忍耐，一定要大度分”。此言体现了莫言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素质！

莫言的观点，与影响20世纪的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不谋而合。奥威尔说，在类似苏联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衡量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要看他获奖后的命运是否流亡、自杀或被谋杀，如果他还能苟且地活着，历史不会承认他的价值。

古时虽然没设诺贝尔文学奖，但中国文学家早已达到或超越了诺贝尔奖的高度。唐末，钱镠在吴越称王。他过生日时，诗僧贯休为了化缘，写了一首贺诗。其中一句是“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钱镠洋洋得意，但觉得自己统治的“十四州”，写得过于属实，非要和诗人作一次交易，只有造假改成“四十州”，才同意布施寺院。一身傲骨的贯休不但不改，还怒怼了钱王一首：“不羡荣华不惧威，添州改字总难依。闲云野鹤无常住，何处江天不可飞？”这与王阳明的“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极为神似。

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文征明的千古名篇《满江红·拂拭残碑》，见识深远，情思纵横，让许多当代“帝王作家”无地自容。词曰：“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大意是，小小秦桧能翻起什么大浪，还不是你赵构这孙子想当稳皇上，唯恐岳飞收复中原，迎回二帝，坏了你的帝王梦？于是赶紧指使秦桧这条狗去迫害忠良。杀害岳飞的真凶是你赵构，不是秦桧，他只是替你老赵跪在西湖而已。文征明如同“唯一逃出来向你报信儿的人”，让世人看清了宋高宗的阴险与狡诈。

是非分明，敢爱敢恨，乃是作家的底线。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鲁迅的萧红，自然也达到了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她说：“我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我可以决定怎样爱，怎样活。”

对作家境界定义最准确的，也许是梁启超。他将清初经学家顾炎武的思想，总结为“国家兴亡，匹夫无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上往往只用后半句这块布，蒙住作家这头“驴”的眼睛，以便于让他们围着前半句拉磨。梁启超和顾炎武的本义是，天子派哪个亲戚去管理诸侯国，诸侯国之间谁兴谁亡，都与作家无关，无需为帝王之间的争权夺位浪费笔墨。只有涉及到天下苍生生死存亡的外族入侵、文化传统消亡、精神陷落、饮苦食毒，作家才有责任“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为天下大众的苦难挥起慈悲之笔。合格的作家，谈到写作宗旨时，总会引用北宋思想家张载的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贾浅浅，既是副教授又是作家，众人在她身上看到的，除了失望，还有绝望。[作者：大路]（免责声明：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