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得不一样”的曹文轩|安徒生|小说|曹文轩|童话|草房子

对于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界而言，2016年4月4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它将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该日，第53届国际安徒生奖获奖者名单公布之后，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现场沸腾。各种目光都投向了来自中国的作家曹文轩。获奖后，曹文轩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专访时谈到：“写得好与写得不一样是两个概念，我就是写得不一样。”［1］与国内外儿童文学创作者同行相比，曹文轩所谓的“不一样”究竟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曹文轩曾谈到，他与国外同行最重要的不同在于他的作品是“写实的”，讲述了地道的“中国故事”，“深刻地揭露了整个社会最底层的部分”，而西方儿童文学多是写有关动物的童话故事，多是幻想的，即便有写实的，其内容与现实嵌入的程度也不深。诚然，在西方传统儿童文学的脉络中，虽然不乏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例如《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秘密花园》《小妇人》等。但从整体上讲，在当代西方儿童文学中，幻想类作品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我们不妨看看往届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例如1958年获奖的瑞典儿童文学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qren)、1966年获奖的芬兰儿童文学家托芙•扬松(Tove Jansson)、1970年获奖的意大利儿童文学家贾尼•罗大里(Gianni Rodari)，他们的代表作品绝大部分都是“童话小说”。其中，最为中国儿童文学界熟知的，要算被称为“童话外婆”的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卡尔松》《狮心兄弟》等。林格伦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所虚构的“顽童”形象“长袜子皮皮”获得了巨大的认可：“长袜子皮皮之书的出版带有革命性的意义。林格伦用长袜子皮皮这个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把儿童和儿童文学从传统、迷信权威和道德主义中解放出来……”［2］此外，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的贾尼•罗大里也是通过《洋葱头历险记》《假话国历险记》《水晶贾科莫》等中的童话人物来实现他对社会的批判与讽喻的。再如，同样是对人性、爱、真理、信仰、童年生命中所遭遇的灾难的书写，2004年获纽伯瑞奖［3］的玛德琳•英格在《时间的皱折》等作品中也构建了与现实时空截然不同的虚拟时空。

西方当代儿童文学对“幻想”的依赖大概与其源远流长的“童话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活跃于17世纪法国宫廷贵族文化圈中的文学理论家夏尔贝洛于1697年编选出版的《鹅妈妈故事集》，格林兄弟在1812—1857年间不断修订的《儿童与家庭故事集》（《格林童话》），以及以《安徒生童话》《豪夫童话》为代表的艺术童话等，数百年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欧美各个阶层的儿童文学创作者。而1860年以后出版的《水孩子》（1865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1865年）、《青鸟》（1908年）、《小飞侠彼得潘》（1911年）、《彼得兔的故事》等更是实现了小说、戏剧与童话故事的水乳交融，形成了童话小说、童话剧等儿童文学的新文体，近百年来滋养着西方的儿童文学创作实践。

熟悉曹文轩的读者会注意到，在其全部作品中，也不乏充满想象力的杰作。其中既有结构严谨的鸿篇巨制，如六卷本的长篇幻想小说《大王书》，也有短小精致的故事，例如《飞翔的鸟窝》《失踪的婷婷》《柠檬蝶》《柏林上空的伞》《一河大鱼向东游》《鸟船》等。但是，在其全部创作中，现实主义作品占据着更大的比重，主要代表作《草房子》《青铜葵花》《我的儿子皮卡》等系列塑造的“桑桑”“青铜”“皮卡”等活泼生动的“儿童形象”都是有真实的生活原型的。曹文轩并非有意忽视幻想的价值。实际上，他真切地意识到了“幻想”对于人生的重要性。在评论《绿色屋顶之家的安妮》时，他特别肯定了安妮所具有的让人羡慕的品质——“幻想”：“幻想使她的精神世界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幻想使她在绝望中看到了生路。通过幻想，她巧妙地弥补了人生的种种遗憾和许多苍白之处。她的幻想是诗性的。”[4]但与国内外儿童文学同行们对“幻想”“想象力”的一味推崇不同，他对“想象力”一直保持着清晰的警惕，在他看来：“想象力只是一种纯粹的力，这种力是否具有价值，全看是否能够得到优良知识和高贵精神的发动和牵引。”[5]用曹文轩自己的话说，比起“想象力”，他更重视“记忆力”。他多次提及自己多年来一直坚信的创作理论：“写作永远只能是回忆；写作与材料应拉开足够的距离。”[6]他极少直接书写当下，而是似乎已经习惯于对过往的回眸，尤其是对苦难的凝视。这种写作姿态与他对童年生命中的苦难记忆及他作为儿童文学家的责任感密切相关，他曾提出“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7]。在曹文轩看来，对于当代的孩子来说，这些并不久远的过去或许是陌生的，然而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亲近和理解历史,显然是有价值的。自《草房子》《红瓦》开始，他更为主动地调动自身童年经验，重新审视历史的伤痛记忆，并追问它们对个体生命、成长的意义，以及个人面对苦难时如何保持作为人的态度和尊严。

曹文轩之所以更看重“记忆力”，既与他的个人记忆、历史关怀有关，也与中国文化的“史传传统”以及由此孕育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有关。对现实的观照，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担当的体现，也是中国现代以来的小说风格的体现。在中国现代小说中，鲁迅是奠基性的人物。严家炎曾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8]有着“立人”意识以及深切的儿童关怀的鲁迅虽然没有专门创作儿童文学，但他确实留下了让人过目不忘的儿童（少年）形象，例如《社戏》《阿长与山海经》中的“我”，《故乡》中的少年闰土。这些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少年，当然也影响了曹文轩。已经有敏锐的研究者注意到了曹文轩作品中的儿童形象与鲁迅作品中儿童形象的精神血缘关系，对此曹文轩深表赞同。[9]

与国内的大部分儿童文学创作者相比，曹文轩的“不一样”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之一也许要提到他的地缘特征与教授、学者身份。1974年，20岁的曹文轩第一次走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四十余年来，他早已与这座学府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北京大学的读书经历与教学、研究经历对他的思维的训练和写作的影响也许是不可估量的，也造就了“左手文学，右手学术”的曹文轩这样一个独特的存在。在授课和研究的同时，他出版了《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小说门》等多部专著。作为“学者型批评家”，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潮流与得失有着清晰的洞察，并且进行了学理方面的梳理与探讨，因而在写作中更显得高屋建瓴、游刃有余。处于“学院写作”脉络中的曹文轩，格外重视作家的学养、知识和经验储备与创作的关系。即便是幻想类的写作，他的想象力也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大王书》第一部《黄琉璃》的《代后记》中，他写道：“为了写好它……我认真地看了大约二十部关于人类学方面的皇皇大著。其中，弗雷泽的《金枝》、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泰勒的《原始文化》、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等经典性著作，这一次都是重读。它们给了我太多的灵感与精妙绝伦的材料。”[10]在曹文轩看来，长篇小说的构思与学术论文的写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显然是学者作家的心得。

同样是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塑造儿童形象，曹文轩也显得不太一样。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淘气男孩”是值得重视的一个形象系统，不妨以此为例。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尝试当推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全传》与梅子涵的《曹迪民先生的故事》《戴小桥和他的哥们儿》，在这些小说中，机灵顽皮又各有可爱之处的贾里、曹迪民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当我们将“贾里”“曹迪民”与“桑桑”放在一起比较时，会发现，这些儿童主人公的生活原型与作者之间的时空关系是有着微妙的差异的。这当然不是说他们有的生活在农村，有的生活在城市里。我们注意到，《男生贾里全传》《女生贾梅全传》《曹迪民先生的故事》《戴小桥和他的哥们儿》中的主人公形象几乎都源自“当下的日常生活”，而《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等的儿童（少年）多来自“（个人）历史记忆”。对于“当下”的“儿童”的书写，有赖于作者们对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儿童心理与儿童行为的细致观察、创造性转化与表达，这样的“儿童”（少年少女）与作者之间带有某种平等对话的意味，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曹文轩对“记忆中的儿童”的书写，所凭借的不仅是“观察”，而是对历经沉淀、发酵的个人成长经验的挖掘和剪裁，曹文轩的代表作品《青铜葵花》《草房子》都是采用童年叙事。这些作品多选择儿童的视角，以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乡村为背景。但作者的眼光，与20世纪30年代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的批判眼光有所区别，他也并未着意构建远离现代文明的田园“乌托邦”，而是试图与隐形的“二元对立”的另一极——“都市”形成对话关系。在这里，“儿童”的确是一种视角，一种方法。借助这一视角，在儿童形象的构建中，作者运用大量丰满的生活场景灵活自如地表达着自己的历史观与社会意识。如果说，作家们对身边生活中的淘气孩子的书写使得作品体现了鲜活的时代气息，因而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那么，对“记忆中的儿童”的书写则带给读者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蕴藏着人事变迁的沧桑，同时饱含可堪品咂的韵味。

不仅与国内外同行相比，曹文轩时时体现出独特的一面，即便是与“曾经的自己”相比，他依然是有所不同的。曹文轩的创作时时在寻找新的突破，时时在努力超越曾经的自己。在以儿时记忆为蓝本的《草房子》《青铜葵花》已获得重大成功之后，作者走出了苏北水乡，写出了以张北草原为背景的抗战题材作品《火印》。而最新在《人民文学》第6期全文刊出的《蜻蜓眼》中，故事的舞台流转在法国马赛、中国上海、中国宜宾三个地区，主人公是一个来自法国的蓝眼睛女子。异域元素的首度引入颇为引人注目，在此辉映下，传统的中国元素历经现代时光的洗练，更加光彩照人。此外，《大王书》等的创作也体现了作者在细腻精致的现实主义写作之外的其他面向。

多年来，曹文轩创作中“变中的不变”就是鲜明坚定、一以贯之的对“美感”的追求。这首先体现在具体的作品形式上。他特别注重语言的典雅之美，而非纯粹的调皮滑稽。美国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意象派运动发起人埃兹拉•庞德(1885—1972)曾经说过：“伟大的文学正是在可能的极致程度上充注了意义的语言。”［11］说到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之于小说，正如韵律节奏之于乐曲，光线色彩之于绘画，是“有意味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经典的小说最终得以与经典乐曲、绘画相媲美，共同诠释着艺术的真谛。第二，他很注意故事情节的设计、对核心意象的推敲、尤其在意“命名”的环节，包括作品题目、主人公姓名，甚至是故事发生的场所的名字。而“命名”，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一种“隐喻”，作品的阅读空间和象征意义也由此得以生成和拓展。此外，他还极为重视叙述的语调、节奏，甚至一个细节的锤炼，他深知他所经营的小说是一个“艺术品”。对于儿童的阅读心理，曹文轩从不刻意迎合，也不灌输所谓的教育理念，而是试图通过对作品艺术的经营来打动大小读者的心灵，给人形而上的启迪，这些品格，使得他的作品在具备故事性、可读性的同时保留着浓郁的文学性，使得它们与那些纯粹注重故事情节的畅销童书构成了对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曹文轩的儿童文学正是评论家刘绪源在《活了100万次的猫》的评论中所提到的“儿童文学中的‘纯文学’”[12]。

曹文轩对“美感”的执着追求还体现在他对人性之美的正面阐释中，这与近现代以来普遍盛行于中西文坛的批判性文学（不仅是儿童文学）传统形成了区别。评论家陈晓明写道：“确实，我们的文学有着强大厚实的批判性经验，创造了不少相当有价值的作品。但当这种经验变成一种习惯，我们文学追求的深度和力度就主要依靠批判性，依靠对历史之恶和人性之恶的揭示来建立。恶当然需要批判、需要反思，但如果只剩下单面的普遍经验时，就会产生问题。而曹文轩却独树一帜，他的可贵之处是敢于正面积极地肯定美、肯定善。他的写作依靠肯定性来建构儿童世界……”[13]“美感”是曹文轩着意追求的准则，他甚至坚持认为“美是大于思想的”。在这方面，曹文轩似乎曾经是曲高和寡的，他的坚持也是极为辛苦的。[14]因而，国际安徒生奖的到来是及时的，必要的，这是对他的有力的支持和肯定。

正因为以上种种“不一样”，曹文轩写出了个人的特色，写出了中国儿童的特色，为全世界读者提供了别样的美学风景。他所创造的“桑桑”“青铜”“葵花”等不可复制的儿童形象，与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费恩、汤姆•索亚，露西•蒙格马利笔下的红头发安妮、伯内特笔下《秘密花园》中的小玛丽一样，盎然微笑着走进了世界儿童文学的人物长廊，他们不仅仅属于儿童文学的王国，也具有普世的美学价值与思想价值。

注释：

[1]曹文轩：“如果说我在这五个人（最终入围国际安徒生奖短名单的五人）里存有优势的话，就是我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儿童文学，而那四个人所提供的依然存在于西方儿童文学原有的范畴之内。”见孙蕊茜.专访2016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我选择儿童的视角[N].三联生活周刊,2016.4.5.

[2]李之义.林格伦和她创造的儿童世界.【瑞典】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小飞人卡尔松[I].李之义译,北京：中国少儿出版社,2009:4.

[3]儿童文学界的另一世界级大奖。

[4]曹文轩.倾诉的魅力——读蒙哥马利《绿色屋顶之家的安妮》[C].曹文轩论儿童文学.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34.

[5][10]曹文轩.后记一.曹文轩.大王书.黑门[M].南宁:接力出版社.2012:194,196-197.

[6]曹文轩.《草房子》写作札记[C].曹文轩论儿童文学.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106.

[7]曹文轩.我和中国的儿童小说[C].曹文轩论儿童文学.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46.

[8]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J].文学评论,1981（5）.

[9]在学者徐妍对曹文轩的访谈中，徐妍问及：“您作品中的儿童（主要是少年）与鲁迅作品中的儿童有何异同？”曹文轩的回答是：“鲁迅是对我有深刻影响的作家。鲁迅的儿童观、鲁迅小说的少年视角、悲悯情怀等都对我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见曹文轩、徐妍.古典风格的正典写作[J].人民文学,2016（6）.

[11]【美】埃兹拉•庞德.阅读ABC[M].陈东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2.

[12]刘绪源.极清浅而极深刻[C].儿童文学思辨录.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