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去过重庆

白公馆、渣滓洞

,你一定会在那里看到这样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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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有这样一面五星红旗,是因为缝这面旗的人,并没有亲眼看见过五星红旗的样子。

他们被国民党关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受尽了折磨和虐待。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重庆作为西南方向的重镇还没有解放。

但7天后,在监狱里被折磨了数年之久的革命者们,听说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们激动得泪流满面,和同志们兴奋地抱在一起,倒在地上打滚,一起唱歌,根本睡不着觉。

这时候,

罗广斌

看见大伙儿都这么高兴,就主动提出要一起做一面国旗,

到时候重庆解放了,他们要打着这面旗子冲出监狱。

但是,他们只是知道国旗的名字叫“五星红旗”,却不知道长什么样子,所以只能自己想象着来,经过通宵奋战,用自己手边仅有的资源,做成了这样一面独一无二的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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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是这些先辈们的

纪念日,

与国庆只有一天之隔,它的寓意很明显:

新中国的建立,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结果。

这句话绝不是虚言。

在这面特殊五星红旗背后,是一批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一生的革命先烈们,他们很多人终其一生的愿望,

不过是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亲眼看看我们每天都能见到的国旗。

但历史总是残酷的,很多人并没有亲眼见到这一切,而是牺牲在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里。

1

重庆,美丽的山城,当时中国西南的工业中心,嘉陵江两岸有几十个兵工厂。经济地位对整个中国来说都举足轻重。

1949年下半年,眼见丢掉重庆只是时间问题,蒋介石下了一个疯狂的命令——

一旦重庆守不住,就把一切都毁掉,留一个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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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给特务头子毛人凤批了“破坏经费”四万银元,特别派遣了“东南技术总队”的专业爆破人员,还专门成立了“重庆破厂办事处”。

破坏的“标准”,要以重庆一年内不能恢复生产为原则,库存物资尽量烧毁!

破坏的目标包括:兵工署所辖兵工厂、库11个,所有目标达500多处,预计

使用炸药300多吨

对空军机场设备、空军仓库物资、重庆电力厂、国际电台的破坏,就用炸弹和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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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国民党在西南的

败退如此的快

,炸的不如逃的快。

比如綦江大桥。

1949年11月23日,解放军直逼重庆,蒋介石急令毛人凤炸毁綦江大桥,当晚就派遣“技术总队”用三辆卡车载黄色炸药三吨前往破坏。

结果,还没开到大桥,解放军已经解放了綦江

。第一辆车因为太突前没来得及逃跑就被解放军先头部队截获,其余两辆见势不妙调头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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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解放)

同时,

重庆地下党和工人知道了国民党的计划,他们拼死保护工厂,和国民党斗智斗勇。

大溪沟重庆电力厂,由于工人勇敢护厂,厂房得以保全。

民生公司的船只,国民党原定均要予以破坏,拟由军统武装特务先行扣留,再行毁坏。但公司船员在特务到达之前,就先把重要的机轮缆绳解了,让船顺流东下,特务扑了个空。

重庆大渡口有一个巨大的二十九兵工厂,

其中的交流厂有两台1500千瓦的发电机。

国民党特务在工厂各重要设备部门都堆置了大量黄色炸药,以两台发电机为主要破坏对象。

11月30日清晨,地下党员

刘家彝

、二十九兵工厂工程师

简国治

,带领20个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拿着绳索、竹杠、扁担,奋不顾身地到交流厂去拆除、搬出炸药,想要救下厂子。

但是国民党在这里堆置的炸药有上百箱之多,就在简国治他们搬出三分之一的时候,定时雷管爆炸了!

简国治等18人来不及撤走,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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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后的二十九兵工厂)

他们的牺牲不是无意义的。

国民党叫嚣要让新中国“10年也恢复不了生产”的二十九兵工厂,在被破坏后1个月,蒸汽机就重新开动;第二年3月,全厂恢复通电;4月21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二十九兵工厂正式全面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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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厂“十八勇士”雕塑)

11月29日下午6点,山城四郊都陷入了一片火海,爆炸声震耳欲聋,多数兵工厂的重要机器设备和动力厂均被炸毁。

重庆最大的二十一兵工厂火药库爆炸后,不仅把该厂炸毁,

附近居民也被炸死炸伤上千人

对无辜的山城和百姓尚且如此,那么对于反动派眼中“有罪”的党员和进步人士,国民党特务当然就更不会心慈手软了。

在重庆歌乐山下,有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合建的

“两口活棺材”

,这里关押着众多党员和进步人士:

一是

“白公馆”

,原为四川军阀刘湘部下白驹的别墅,后由国民党军统直接接管建立看守所,地下室改为地牢,防空洞改为刑讯室;

二是

“渣滓洞”

,原是一人工煤窑,但煤少渣多故有此名,后军统强占改造为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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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参加革命的人,不是国内名牌大学的学生,就是有海外留学经历,有的生下来就家世显赫。

在当时的中国,这些人是精英中的精英,如果让他们出来发挥才能,一定可以成就一番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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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蒋介石的选择,是把这些精英关在这两处“活棺材”中,对他们进行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非人的折磨。

据重庆的军统特务头子

徐远举

的供认,当时那里从古老的刑具到最新的美国刑具一应俱全,应有尽有。

有些酷刑光是看文字描述,都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坐老虎凳”

,一种古老的刑罚,把长凳一端垂直安置一根木桩,受刑者上身被绑缚于木桩,坐在长凳上,然后在其脚下不断往上垒砖头,让腿反向弯折,直到超过膝盖承受的极限,一般几块垫上去就能把人痛昏。

“鸭儿浮水”

,将受刑者手脚反绑吊起来,面朝下背朝上,在底下烧上炭火,把受刑者身上水分烤干,烤出一个又一个大水泡。

“披麻戴孝”

,先用钢针铁棒毒打,使受刑者皮开肉绽,然后贴上纱布和棉花;隔两天等纱布和皮肉贴在一起的时候,再把纱布、棉花狠狠撕下来,鲜血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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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竹筠

在受刑过程中晕死过去三次,

杨虞裳

受刑到失明月余,

李青林

腿折残废。

在国民党“情势尚好”的时候,他们还没这么疯狂。

1948年,国民党还有人自信满满地认为:国民党不过是丢了东北、华北,不算什么,还足够有能力保住西北、西南,绝对垮不了,蒋委员长会有办法的。

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战局的发展根本不容国民党做什么逆转的春秋大梦,也让他们

逐渐走向绝望

反动派之所以是反动派,就在于越是到了这种时候,他们越是输不起,越是绝望时刻,他们的人性就越是扭曲。

1949年8月,蒋介石也十分清楚大势已去,但是他认为,自己失败的原因,就是杀人太少了,“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

国民党手下的特务们在行将灭亡的时候,彻底撕下了往日伪善的面具。

而那些手无寸铁的被关押的志士们,面对着疯狂的特务,表现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2

1949年的春节,在关押革命志士的渣滓洞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春节联欢晚会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民党败像已露,眼看着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要来了,监狱里的难友知道以后,欣喜若狂。

春节当天,

负责值日的正好是被监狱难友们策反多时的黄茂才,

和他们聊得来,对他们抱有同情,平时大家就经常一起摆龙门阵,再加上当天上级都不在,他就同意了他们在监狱里举行春节联欢晚会,只要不出乱子。

于是,1949年的大年初一,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场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

夜色渐渐褪去,牢门外15瓦的灯光还在闪着微弱的光芒,岗亭上就传来了梆梆的响声。

1号牢房,突然升起了一阵嘹亮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很快,其他牢房的人也开始合唱,一开始还有点不整齐,慢慢的越唱越统一,300人的晨歌震天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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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环节是互赠礼物,那天,渣滓洞难得的牢房大开,大家都纷纷把自己精心准备的小礼物送给楼上楼下的难友们。

里面有香烟纸做成的贺卡,有黄泥做成的象棋、围棋,还有纸壳做的扑克,

余祖胜

是监狱里首屈一指的工艺大师,他制作的五角星、利箭和小红心备受大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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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祖胜)

送完礼物,春联也是要贴的,同志们用吃饭剩下的稀粥把春联贴在了签子门两边,欢庆春节。

贴完了春联,文艺表演也开始了。

首先是楼四室表演的翻跟头,几个人从放风坝的这头一直翻到了那头,一连串人影形成了长长的抛物线。

接下来是楼五室的叠罗汉,一边表演节目,一边借机侦察墙头的电网。

表演一直从上午进行到下午,跳土地、耍魔术……应有尽有。

最后一个节目是女室同志们的扭秧歌,她们把花花绿绿的被面披在身上,踏着轻盈的步伐又唱又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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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里有不少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平时最好舞文弄墨,写点诗词歌赋。

难得有一个大家都能从牢里出来的一天,他们就趁机组建了

“铁窗诗社”,

在春节这天进行了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聚会。

大家作诗和诗,彼此鼓舞,期待着能一起冲出这口活棺材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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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小路

,13岁,四川西充人,6岁时丧母,10岁时孤身跑到成都。

他在成都、重庆流浪很久,稀里糊涂给国民党连长当过勤务兵,也以俘虏的身份在共产党部队待过。

因为一件小事,蒲小路顶撞了军官太太,被送到了渣滓洞。

在监狱里,诗人蔡梦慰教他学儿歌,何雪松教他读五言诗,潘星海教他阿拉伯数字和加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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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雪松一家人)

有一段时间,蒲小路常常借着栅栏前微弱的光线,在地上练写字,在他床头的墙壁上,写满了生字和算数公式。

在大家的教育下,小路从一个顽皮少年,逐渐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

关押在白公馆的

谭沈明

,只有高小文化,十年来坚持自学俄文与英文。

更不用说那个全中国孩子都知道的

“小萝卜头”

,也就是

宋振中

烈士,不到一岁就被关进了白公馆,只活到了8岁就被残忍杀害,但在他短暂的生命里,他一直在

黄显声

将军的教导下上课,从来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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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难道不知道结局已早早注定吗?

不,他们早就知道的。

但人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亵渎的,哪怕自己身处无边的黑暗中,也要执着地寻找光明;哪怕自己早晚有一天会粉身碎骨,也绝不能放弃希望。

左绍英

王璞

的爱人。那年8月,王璞领导的上川东武装起义失败,他和左绍英就成了国民党追捕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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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绍英到乡下堂兄家避难时,因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她的行踪。

特务逮捕了左绍英,把她关到了渣滓洞女牢。

由于轮番的酷刑,左绍英在监狱里早产了。

孩子顺利降生后,大伙儿用苏联女英雄的名字,给她取名为“卓娅”。

卓娅的到来,给枯燥的监狱带来了生气。男牢的叔叔们给她们带去了绒衣和毛毯,还有人托关系送去了一听红烧肉罐头、半筒奶粉、几十颗鱼肝油……

孩子就这样在大家的照顾下,一天天长大。

1949年春节联欢晚会时,不知是谁有意无意地叫了卓娅一声

“监狱之花”。

从此之后,监狱之花就成了这个孩子的称号。

在最黑暗逼仄的牢房中,这个婴儿就是星星之火,照得人脸上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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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随着前线的失败,国民党眼见得要“转进”台湾岛了。

就在要失去大陆的最后时刻,他们准备把这些被关押了多年的革命志士们全部杀掉!

此时,牢狱外的党组织一刻也没有停下,想方设法将同志们营救出来。

1949年9月,川东特委就派人几次打入白公馆和渣滓洞内部,一度摸清了集中营兵力部署、军事设施、哨卡、路线情况,并绘制成图。

但因为国民党内部争权夺位严重,往往派去的人还没联系上内部的同志,自己就碰到了危险,几次渗透最终都无奈放弃。

8月,蒋介石亲自和毛人凤一起飞到重庆,布置对白公馆、渣滓洞的屠杀事宜。

从9月份开始,就陆续就有革命者,被一批批从监狱里提出来杀害。

9月6日,

杨虎城将军

和他年幼的两个孩子,以及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小萝卜头宋振中,被秘密杀害于松林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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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然

,河北香河县人,1939年入党,地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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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解放的前夕,陈然和战友们一起办了《挺进报》,但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的破坏活动中,地下党被徐远举抓住了,供出了陈然,陈然被抓进了渣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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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里,特务对陈然严刑拷打,拿出纸笔让他招供,让他写出地下党组织的名单,想要彻底摧毁重庆的地下党。

但陈然没有招供,而是写了一首诗——《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国民党特务用尽了手段也撬不开陈然的嘴,反而是陈然在监狱里也要用香烟纸,利用打听来的情报继续出《挺进报》,出完之后还到处传阅,宣传工作做到敌人的眼皮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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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国民党杀害。

之前,陈然的地下工作一直是单线联系的,不知道和自己联系的同志是谁。陈然发现自己收到的电讯稿字迹工整,一丝不苟,对这位同志很敬佩,但地下工作不能暴露,他就给这位素未谋面的同志写了一句话让组织带过去——

“致以革命的敬礼!”

结果这位同志也给他回了一句话——

“紧紧地握你的手!”

直到陈然临死的那一天,国民党法庭宣读判词时,他才知道,原来和自己关在一个牢房里多时的

成善谋

,就是那个他敬佩的同志!

那一刻,两个人甩开特务的看押,紧紧拥抱在了一起,不约而同地说“致以革命的敬礼!”“紧紧地握你的手!”,尔后开怀大笑,掀翻了审判桌,高呼革命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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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被他们闹得无法继续,国民党草草收场,直接把他们押往刑场杀害。

被押到刑场时,陈然用反绑的手撕下了囚衣上的纸,转过来对着行刑队们喊,

“你们有种的,正面开枪!”

但行刑的人不敢,强行把陈然转过去,从背后开了枪。

,四川省泸县人,出身豪门,1940年考入西南联大,同年入党。1948年4月被叛徒出卖,被抓进了渣滓洞,受尽了折磨,但始终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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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鋕的五哥

刘国

在香港经商,很有钱。

为了救自己的弟弟,刘国錤先是上上下下打点了关系,送了很多金银财宝,徐远举让刘国鋕在报纸上公开发一个退党声明就可以出去了,但刘国鋕不同意。

1949年7月,刘国錤担心弟弟的安危,再一次来到渣滓洞。

这一次,他直接带了一张汇丰银行的空白支票给徐远举,说只要降低条件放了他弟弟,

这支票上他想写多少就写多少。

徐远举同意了,让刘国鋕不写退党声明出狱,

只需要写一个悔过书就行

,刘国錤知道弟弟的性格,把悔过书替他写了,只要他签个字。

但刘国鋕不愿意签字,刘国錤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弟弟,让他不为自己想,也要为家里人想想!

刘国鋕何尝不想和家人团聚,刘国錤给他带了一张全家照,他只看了一眼,眼泪就夺眶而出。

但在他心里,还有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面对哥哥的苦苦哀求,刘国鋕只是眼含热泪,缓缓摇头,绝不签字,要放,必须无条件放人,否则他就不走。

“五哥,我理解你和家里人对我的思念。我有我的信念、意志和决心,这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自愿为人民牺牲自己,你们不要再管我,也不要再来了。”

刘国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仅28岁。

特务来提押刘国鋕时,刘国鋕正伏在牢房地板上写诗,特务朝他吼叫,他回答:

“不要慌,等老子把诗写完以后,再跟你们一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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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沙磁区地下党工作组组长

刘康

,收到了渣滓洞看守带出的一封求救信,情况危急,同志们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他决定单独行动。

刘康日夜奔走,短短几天,为武装劫狱搞到了不少武器,还筹集了五十两黄金作为劫狱劫狱。

然而,国民党的大屠杀计划提前进行,刘康的劫狱计划还没准备好,一切就都来不及了……

1949年11月27日,距离重庆解放,仅仅只有三天时间了

,歌乐山已经可以听到解放军的枪炮声,国民党败亡在即。

11月27日下午,对白公馆和渣滓洞最后的大屠杀来临了,这一天的歌乐山尤为阴冷风寒。

王振华、黎洁霜

,1942年被关进白公馆,两人在监狱里结为夫妻,还生下了两个孩子——王小华和王幼华。

临死之前,他们已经知道了结果,但唯独想要这两个孩子活下来,在监狱的种种酷刑折磨之下,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半句求饶的话,但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们第一次开口乞求道:

“多打我们几枪,把孩子留下吧!”

但行刑的特务毫不理会,他们故意当着王振华夫妇的面,用刀戳死了小华,掐死了幼华,再把悲愤欲绝的夫妇俩双双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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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显声

将军被特务的子弹从背后打中,只来得及转过身骂一句“狗特务”,就牺牲了。

谭沈明

临刑前,只和难友们呼吸了最后一口歌乐山的新鲜空气,就被特务杀害。

分批屠杀到了晚上,白公馆只剩下了十几个人,渣滓洞还有200多人,被集中在几间牢房里,他们又把屠刀伸向了渣滓洞。

这一次,特务们直接端起了冲锋枪对着牢房扫射。

革命者看到被提走的人再也没有回来时,就已经猜到了国民党的想法,在特务离他们越来越近的时候,不少人挺直腰板,唱起了国际歌。

特务们端起了冲锋枪对着牢房扫射,子弹像雨点一样倾泻而出!革命者们喊出了最后的口号: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新中国万岁!”

就在特务们的枪口发出火光的时候,

胡作霖

的第一反应不是躲开,而是迎面朝着牢门扑了过去,用身体给后面的同志挡住子弹;

张学云

从牢房的死角一跃而起,抓过特务的枪往里拖想要抢过来反击;

特务打伤了

陈作仪

的脚,陈作仪冲着特务怒吼:

“你们不要打脚,我站起来你们打我头好了!”

何雪松临死前都在高喊:“你们这些强盗也活不了多久了!”用身体死死贴住牢门。

“监狱之花”卓娅

也没能逃过国民党的毒手,敌人杀人时,左绍英奋力把孩子护在怀里,自己中弹牺牲,护住了孩子。

等到特务来补枪的时候,看见了卓娅在尸堆里还在动,又瞄准卓娅要开枪,侥幸未死的

罗娟华

看到了,拼了自己最后一口气扑了过来,用身体替孩子又挡了两枪。可丧心病狂的特务杀死罗娟华之后,又拨开她的尸体,杀害了幼小的卓娅。

解放军进军很快,特务杀人的时候也非常慌张,杀完人之后,他们堆柴泼油放火,渣滓洞燃起了冲天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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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人幸运地没被打中要害,他们从尸堆里爬了出来,拼命求生。

歌乐山连续降雨时,曾把渣滓洞的一面墙冲垮,看守们让革命者去修,他们就用自己衣服里的烂棉花混在泥土里,让墙不那么牢固。

这时候,这面墙成了关键,幸存的几个人一起推倒了这面墙,逃出生天,在山林了藏了两天,终于等到了重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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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惜的是,逃出来的只有十几个人,

大部分革命者,还是死在了那场大屠杀里,被烈火烧成灰烬。

他们直到牺牲,也没有亲眼看到他们为之奉献了一生的新中国。

1949年12月1日,解放军赶到了歌乐山,看到白公馆、渣滓洞的断壁残垣,许多身经百战的战士禁不住嚎啕大哭

:“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

革命者的家属们冲上山要找自己亲人遗体的时候,不少尸体都烧成了焦炭,难以辨识。

逃出生天的罗广斌回到监狱后,只有那面被藏起来的五星红旗,还完好无损。

尾声

制造了这一切惨案的刽子手们,还抱有侥幸心理,觉得自己能逃得掉。

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杀害杨虎城将军和罗世文等人的白公馆看守所长

杨进兴

,率领一班国民党特务潜逃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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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杨进兴)

他改名杨大发,装作自己是农民,各种会议保准第一个到场,什么农活都抢着干。

通过自己的“积极”表现(演),杨进兴不仅成功在南充农村定居下来,还骗取了村干部和村民的信任,给自己评了个“根正苗红”的贫农身份,还分到了土地。

但1953年秋,他所在的南充青居乡在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现了这个“杨大发”来历不明,十分可疑;同时有群众在平时也发现他的异常并检举。

经过长期的调查,1955年6月,公安机关将杨进兴逮捕归案。1958年5月人民法院判处杨进兴死刑,随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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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著名的“打手”、渣滓洞看守所长

徐贵林

,最后大屠杀的直接执行者,号称“大力士”、“猫头鹰”。

在1949年11月27日执行完多日的大屠杀后,徐贵林仓皇逃离渣滓洞。

徐贵林一伙后被编入胡宗南部,结果被解放军围歼,但因不知其底细,当做普通俘虏释放了。1950年元旦,徐贵林潜入重庆南岸弹子石,挑起菜担子,走街串巷当起卖货郎来了。

他满以为,这种犄角旮旯,哪有人认得他?

结果,当年3月,徐贵林经过的石裕华纱厂托儿所所长叶兰英,曾经被关押于渣滓洞,她一眼就发现此人正是当年的“猫头鹰”,立即上报。

重庆公安遂将徐贵林逮捕归案,5月判处徐贵林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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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军统头子徐远举,在重庆解放时逃往成都,12月9日,解放军包围成都,他又匆匆逃去昆明,西南跑了一大圈,徐远举愣是没跑出五指山,只能老老实实束手就擒。

更巧的是,徐远举被安排到了白公馆看守所,一关就是几十年。

在监狱里,徐远举痛改前非,彻底改造,对自己过去的累累罪行供认不讳,还写成了《血手染红岩》一书。

1973年,徐远举脑溢血医治无效在北京病故。

9月30日,我们在纪念先烈们的同时,也同样应该明白,“黎明前的黑暗”从来都不是假的,

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走

,越是到了快胜利时,敌人的反扑就会越猛烈,

我们要做好和敌人斗争到底的准备。

那些牺牲在了胜利前夜的革命者,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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