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钱，凭什么我们不用？|杨廉安|美国

我是这一段时间我的节目当中阅读量最低的。从后台的留言看，主要是有些朋友认为我是个软骨头。

因为我在那期节目里说，在美国全面而强势地围堵中国的大背景下，在佩洛西老太婆窜访台湾的小背景下，在中国五大国企于8月12日愤然从美国退市的信息推动下，我仍然认为，五大国企从美国退市，只是给美国一个警告，我仍然建议中国在美国上市的企业不应该主动全面从美国退市。我甚至还说，即便美国人要撵我们走，我们也要等着他撵，而不要主动退。

这个意思基本上可以简单地说成，赖，我也要赖在美国市场上。

我的基本理由是，美国资本市场是世界上最成熟、规模最大的市场，市场上的钱特别多，这些来自于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钱，中国也应该有份，也应该拿来为中国的发展所用。

毫无疑问，从表面上看，我的这个观点不够硬气。有人在后台说我恬不知耻，因为我表达出来了一个“赖也要赖在美国市场”的这个想法。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要来捋捋一个基本逻辑，那就是，我们要打败美国，靠什么？

毫无疑问，要打败美国，首先要靠一口气，一口打败美国的气。没有了这口气，啥事都办不成。

但问题是，光有这一口气，行吗？

如果大家在舆论场上吹吹气，喊喊口号，说说狠话，就能打败美国，那我们还要劳神费力地发展自己干什么呢？谁脖子粗，谁嗓门大，谁说话狠，就让这些人凑一个班子，上前线，对着美帝吼叫几嗓子，就把美帝打败了，一切就万事大吉了。

毫无疑问，靠这套办法肯定打不败美帝。

那怎么样才能打败美帝呢？

打败美帝的路子和策略可能有千万条，但如果只用一句话来说明怎样打败美帝，我们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怎么选？

我的回答是，用综合实力，打败美帝。

是啊，实力是一切力量之源，更是一切策略之源。没有了实力，所有的气都不管用，所有的方法都不好使，所有的策略可能都没啥用。

我认真分析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打得不顺手，核心原因是综合实力不足。比如经济实力不足，导致价格昂贵的高级武器舍不得用；比如科技实力不足，尤其是查打一体无人机战斗力太差；比如肃清内奸的实力不足，导致事先对敌人的策反工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当然，综合实力既包括物质的方面，也包括精神的方面。前面说到的那一口气也是综合实力的重要表现，我在5月19日的节目里面特别说过，在朝鲜战场上，我们一般认为中国的实力比美国弱，但为什么我们在朝鲜战场上能够把战线从鸭绿江边推进到三八线，最后逼得美帝坐下来谈判呢？这说明我们的实力并不弱啊？其实，全面地说，是中国的那口气这个软实力，一定程度填补了硬实力的不足。正如毛主席所说：美国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

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当时我们硬实力的不足。如果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和工业生产能力等硬实力再提高一点，战争的结果，可能就不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签订停战协定，而是志愿军把要美军赶下大海。

所以，我的观点仍然是，要打败美帝，最终要靠综合实力。

而中国企业利用美国资本市场上的钱，就是可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实力。所以，我们不能轻易主动全面从美国市场上退市。

我8月19日在节目里原话说：“我在北京没有熟人，我在美国没有卧底，我不知道国家是怎么安排的。”

没想到，我说这话的9天之后，8月26日，这事就有结果了。这一天，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与美国公众会计公司监督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为中国企业将来能否继续使用美国资本市场上的钱这个事儿，解开了最关键的结。

我8月19日的节目里面分析了，这个最关键的节是关于审计底稿，而审计底稿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美国的2020年底生效的那个《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我们把审计底稿交给他，我们肯定是不能交的。

那这事怎么解决呢？

从中国和美国在8月26日签订的协议看，是这么解决的：

首先，中国的审计底稿是不能交给美国的。这是中国的原则，不能放弃。

其次，美国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看这个东西，但是是有选择的看。

具体是怎么安排的呢？

那就是，我不把东西交到美国，但你可以到中国来看，官方语言叫做“对相关事务所开展检查和调查”。这还隐含着一层意思就是，你看这个审计底稿，是基于对事务所进行检查和调查，而不能直接冲着审计底稿来。

同时，不能由企业直接给美国人提交审计底稿。美国人能看到的审计底稿，必须由中国的监管部门提供，你看的全过程也必须在中方的参与下进行，而且事前必须就怎么看、啥时候看等问题，进行充分沟通。官方语言这么说：“双方将提前就检查和调查活动计划进行沟通协调，美方需通过中方监管部门获取审计底稿等文件，在中方参与和协助下对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开展访谈和问询。”

由于目前的官方文件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我们基于这样一个轮廓可以得出这样两个判断，一是我给你看，但不是我把东西交到美国让你从从容容、消消停停地做深入的分析，二是我给你看，是我经过筛选之后的东西，凡是不适合给你看的，我自然不会给你看，因为所有给他看的东西，不能由企业直接向美国人提供，而必须由中国的监管部门向美国提供。

自然，我们还可以合理猜测，给美国提供让他们看到东西都时候，是否还可以做适当的技术处理呢？

我在8月19日的节目里原话说：“如果有些企业的审计底稿不怎么泄露国家秘密，是否还可以留在那里呢？甚至以后如果有中国企业想到美国去上市，就先看他的审计底稿，是否会泄露国家秘密，如果会那他就不能去，如果不会那他就可以去。”

看来，目前中美两国达成的协议，至少从逻辑上和我8月19日节目里面提出的那个思路是一致的。只是我在8月19日无法猜测具体的安排，比如，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看，我们不能把东西交到美国去；比如，东西必须要有中国的监管部门提供，而且看的过程还要中国监管部门全程参与。

最终有这样一个结果，对于我这种不主张中国企业全部从美国退市的人来说，算是心安了。但是有很多人就不淡定了，认为中国又犯软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

但是，有些人总是想拿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的有些事来说事儿，用以前的个别事情来影射当下不够强硬。我对这种说法坚决不赞成。

为什么呢？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前的那段时间，中国人普遍认为这个时期我们是非常强硬的。这个判断是没错的，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在那个特殊的背景下，我们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利用敌人的资源，来发展壮大我们自己。

这个话题，是我8月25日节目的主题。今天单就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监管问题，我还想细细地再说一下。

我在里面提到，强硬是指原则，强硬这个原则绝不意味着策略上的简单。我在节目中提到，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也都还是革命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不能看到解放军在1949年4月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就认为那个时代我们是一味的强硬。因为你要这样认为，你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解放香港？而且，紫石英号军舰是英国的，那是的香港也是实际上有英国治理的。

解放香港，跟解放台湾还略有不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横亘在台湾海峡，以解放军当时的实力，要突破美军的第七舰队，实在是有点难。所以说，那个时候没有解放台湾，多少还有一些无可奈何的成分。

然而，解放香港就不一样了。

1949年10月19日下午，解放军100多人的部队乘坐火车，开进深圳，当时深圳还是一个镇，这意味着当时的深圳镇和平解放。两天之后的1949年10月21日，九龙关起义。到这一步，解放军已经剑指香港。以解放军当时的战力，解放香港，不费吹灰之力，远没有1950年面对美国第7舰队横亘台湾海峡那么大的困难。廖承志当时给中央的建议里这么说：“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

可是我们都知道，当时没有解放香港，香港一直到1997年才回归祖国。

那当时为什么不解放香港呢？

说起来很复杂，但简单地说其实就一条，那就是我们要利用香港，也就是要利用香港这个敌人手中的资源。最关键的是，这个利用是基于让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上的利用。如果我们自己把香港拿过来了，我们就不能很好的利用香港。

在当时的形势下，新生的新中国受到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全面围堵，那个时候的围堵跟现在的围堵还有天壤之别。那个时候的围堵就是全面的封锁。而且，那时候我们没有强大的海军，在国际上也没有多少朋友，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

那么怎么办？

办法很简单：撕开一条口子。

我在前面的节目分析今年俄乌冲突以后，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封锁的时候，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封锁这事最要命的是不能有缺口。就像我们筑一个堤坝堵水，你把99%都堵上了，只有1%大小的缺口，这作用就大打折扣了。俄乌冲突后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之所以效果不佳，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和财政收入反而创下新高，汇率也创下新高，原因就在于，美国对俄罗斯的围堵有太多的缺口，比如，中国、印度、伊朗、巴西等国仍然好不保留的进口俄罗斯的石油等产品。甚至，印度和沙特等国，从俄罗斯进口便宜的石油，再转卖给西方，赚点差价。

而在美国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的大背景下，中国要打破美国的封锁，与世界发生经济等各方面的联系，就需要这么一个缺口。香港就是这么一个口子，而且前提必须是让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把香港拿过来了，那香港跟别的地方就没什么两样了，美国就轻轻松松封锁一下就完了，可是如果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那个地盘暂时就还是英国的，美国封锁新中国，却不可能封锁他的盟友英国。

而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联系，美国又没法封锁。

所以，新中国要跟世界发生联系，可以让新中国先跟香港发生联系，然后让香港和全世界发生联系。比如我们要出售一些产品赚取外汇，那么我们可以把东西先卖到香港，然后香港在把它卖给全世界。反过来，我们要从国际上进口商品，可以从香港进口。香港号称是世界自由港，号称啥都有。

事实上，一直到香港回归祖国之前，香港的这一个特殊作用，就一直这么保持着。到1997年，我们为什么要收回香港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全面改革开放了，美国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封锁我们了，也封锁不了了，香港这个作用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于是我们就把香港收回来了。

香港在回归之前，作为中国和全世界联系的桥梁，尤其是经济方面联系的桥梁，所做出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们所需要的战略物资，比如石油、化学品、橡胶、机械设备等，一方面靠自力更生，另一方面靠苏联的援助，除此以外，最重要的一条路就是靠世界各国通过香港偷偷运到中国大陆来。要知道那个时候美国是对中国实行了贸易禁运的，但他禁不了香港。

1949年10月毛主席作出暂不解放香港的英明决定，其本质就是要好好地利用香港这个敌人手中的特殊资源，而这个特殊资源本来就是在我们的，暂时在敌人手中，我们本来可以拿过来，我们还不拿过来，刻意让他留在敌人手中，让我们好好用用。

利用敌人的资源发展壮大我们自己，历来是我党一以贯之的方针，而不是当今的新措施、新思路。

说在香港，我还想跟朋友们说一个我们利用香港这个掌握在敌人手中的资源、而做生意赚钱的事。

我们都知道，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干革命搞建设都特别需要钱。没有钱，枪炮从哪里来？没有钱，战士和百姓吃什么喝什么？所以，不管是干革命还是搞建设，一定要多搞钱。那么从哪里做搞钱呢？

毫无疑问，在我们自己的地盘上进行自力更生，是主要的渠道，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渠道。即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也特别善于利用敌人的资源给我们筹钱。

1938年1月，廖承志等人到香港筹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要任务是筹集金钱和物资，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1938年夏秋之交，开办了“联合行”，跟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办公地点相距只有几百米，位于香港甘诺道的冯氏大厦上，注册资金为2万美元。当时联合行的负责人化名杨廉安，实际上是遵义会议之前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博古的亲弟弟，博古原名叫秦邦先，而这个杨廉安的原名叫秦邦礼。这个博古的弟弟秦邦礼化名杨廉安，廉安的发音，在秦邦礼的家乡无锡方言里，和“联合”非常接近。所以外人一般认为这个公司纯粹就是一个私人的公司，是一家以负责人的名字命名的私人公司，而实际上它是我党在香港筹集金钱和物资的一个公司。

1942年春香港沦陷，杨廉安把筹到的款项带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1943年，周恩来让杨廉安再次回到华南一带经商，为党筹款。给他的指示是，“利用合法方式争取社会地位，积蓄力量。”这就是典型的利用敌人的资源发展我们自己。

杨廉安悄悄回到广东、香港，又把公开名字改成杨琳，让联合行的经营活动重新开展起来，在曲江开办庆生行，在桂林开办苏新建筑材料工厂、协成百货公司，通过公开合法的商业活动，为党提供经费。这期间联合行的主要任务之一，还包括办理出口和进口手续，出售桐油，联系进口货物，并负责兑换国币和外汇结算账目。化名杨林琳的秦邦礼的生意做得非常好，日军投降后还有1,000万的货物，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资产。

1946年秋，国共和谈破裂，杨琳被召到上海，接受周恩来赋予的新任务，那就是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交流国外物资，完成财政任务，培养对外贸易干部。化名杨琳的秦邦礼回到香港，把联合行改名为联合进出口公司，简称联合公司，在德辅道香港电话公司大厦租了一个写字间，注册了“天隆行”，在广州又设立“天隆行”分行，由两地公司从事香港与内地的贸易活动。

1947年圣诞节，联合公司聚会，秦邦礼说，联合公司这个名字当初是以我的名字廉安来命名的，现在公司发表了，要给公司重新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朋友们知道这个公司后来改叫什么名字了吗？

回答是：华润。

当时之所以要用湿润的润这个词，是因为我们毛主席的字叫润之。毛主席，姓毛，名泽东，字润之。

华润的意思就是：中华，润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党在香港的所有贸易机构进行了归并，由华润统一领导，奠定了华润在中国各外贸公司在香港独家总代理的地位，1952年，华润移交政府，归属中央贸易部管理，成为国企，但仍然扎根香港，是新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公司。1956年，华润在广州筹办了广交会，成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广交会至今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展会之一。1975年开始，华润首创“三来一补”，在深圳开展来料加工业务。要知道那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197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华润的经验，出台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施行办法》。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这种生产经营方式，就是在这个办法中明确的，这个办法简称“22条”。

改革开放以后，华润公司不断的发展壮大。时至今日，华润公司业务涵盖大消费、综合能源、城市建设运营、大健康产业、金融科技及新兴产业六大领域，下设25个业务单元，两家直属机构，实体企业近2000家，在职员工37.1万人，位列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第70位，所属企业中有8家在香港上市，其中华润置地位列香港恒生指数成分股。

在华润的下属企业里面，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万科。我相信，听到我节目的朋友里面，肯定有很多住的是万科的房子。而华润是万科的大股东。

今天我和朋友们一起回顾华润公司的这段往事，不禁百感交集，忍不住怀着崇敬的心情打开天眼查，找到中国华润有限公司。天眼查显示，华润公司的股东，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务院国家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这就是华润。

去年热播了一个国有企业反腐主题的电视连续剧《突围》。在电视剧里，国企中福集团，创立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和京州，创始人是共产党员朱昌平和谢子英夫妇，创办企业的目的是为党筹措经费。以我的理解，电视剧《突围》里的国企中福集团的原型，应该就是我今天说的华润。

华润的这段历史清晰地告诉我们，不管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的时代。我们都不是在跟敌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是深入敌人内部，利用敌人的资源，发展我们自己。

深入敌人内部，不仅仅是要派特工获取情报，还包括派生意人去挣敌人的钱，让我们花。

其实这样的情节一点都不新鲜。我们在很多谍战片里面都看到这样的情节，我党地下工作者用金条从敌人手中购买盘尼西林和无缝钢管，盘尼西林是用来救治受伤的战士的，无缝钢管是造枪的。把战士的病治好了，是为了更好地打敌人；造枪，自然更是为了打敌人。而这些资源都来源于敌人。让敌人的资源为我所用，更好的打敌人，历来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正如《游击队之歌》中那句满怀激情的歌词：“没有枪，没有跑，敌人给我们造。”

今天，中国的企业，凭什么不能利用一下敌人资本市场上的那些钱，发展好我们自己，然后狠狠地打击美帝呢？

有人认为，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俄罗斯进行了极限制裁，我们应该汲取教训，早点跟美国一刀两断，所以中国企业应该主动从美国全面退市。这完全是把逻辑搞反了，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发行股票，收美国市场上的钱之后，这个钱是不退的，钱已经到我们兜里了。而且，这只是在美国没有把我们搞烦的情况下。如果美国把我们搞烦了，比如，他没收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那么，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时，不仅美国人交过来的钱不退了，而且，对于它给钱得到的股权，我们也可以像他们没收我们持有的美国国债那样，予以没收，或者叫收归国有。你要问我为什么？就俩字：抵账。

这样以来，我们在美国市场上市越多，收美国的钱越多，美国越不敢随意没收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

说到底，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发行股票收取金钱，就跟美国人拿着钱到中国来投资是一样的。

我在以前的节目里认真分析过，美国国债，美国是不可能还钱的，因为，他不可能还得起钱。所以，中国持有的大约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一方面，要慢慢出手，直至卖干净；另一方面，我们要让中国企业多到美国上市，多收美国的钱，将来一旦有事，就用美国人花钱买到的中国企业的股权，来抵账。

所以，放心，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事，我们是没必要主动退出的，用我8月19日节目的意思来说就是：“赖，也要赖在那里”，只是要解决好“审计底稿”的事。

而当下中美两国达成的协议规定，看“审计底稿”可以，但要麻烦美国人受累到中国来看，我们是不能把这东西交到美国的。你来中国以后，看什么不看什么，要中国的监管部门说了算，美国不能直接找中国企业要东西。你看东西的时候，中国监管部门要全程陪同、参与。

虽然有点麻烦，但主动在我，控制权在我。

OK，我看可以！

好了，今天就说这么多，这里是微信公众号“静思有我”，安静地思考，有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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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广而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