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出外勤，中间给我们的新华社《瞭望》周刊做了一篇美国政府审查海湖庄园的简要分析（电子版分享在今天次条），加上本职工作繁重，所以大家要求讲讲我们免除非洲部分到期债务的事情拖到现在，让同志们久等了。
非洲债务议题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交流，也回答几个常见的问题：
1、我们免除非洲到期债务究竟是不是“ 当冤大头”？
2、免除非洲这部分债务有必要吗？有好处吗？
3、西方说的“中国债务陷阱论”是怎么回事？目的是什么？
我们分为三部分来把问题梳理清楚：
一、上篇：非洲债务议题的现状和问题根源；
二、下篇： “中国债务陷阱论”的本质和目的；
三、我们的目标和路径。
问题的本质
去美元化、破解美元霸权，这两个是大家近期经常听到的提法。
我看到我们有些文章把去美元化等同于破解美元霸权，说如果大家都不使用美元了，美元也就失去霸权了。
这么说对不对呢？
其实是不对的，因为美元的广泛使用和美元霸权并没有直接关系。
美元霸权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筑出来的一整套对全球进行经济渗透和经济控制的剥削体系，只不过它的货币工具是美元，所以称为美元霸权。
换句话说，一国货币的广泛使用并不一定就会导致出现经济霸权，经济霸权的出现与否取决于该国的政权性质和利益路径。
举个例子，未来即便全世界广泛使用人民币，也一定不会出现人民币霸权，因为中国的政权性质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建立全球剥削体系。
因此，我们要把美元霸权这个词的霸权本质和美元表象分开来看。
懂得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一个道理：
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建立的国际经济剥削体系，则 不仅去美元化会遥遥无期，而且即便去了美元，美国同样能通过别的表现形式或工具维持其剥削，进而为其霸权拖延时日。
而一旦抓住推翻国际经济剥削体系这个根本，着力 破除美国的经济渗透和控制链条，则即便不去美元化，也能直接动摇美国的霸权基础，最后甚至可能反过来把美元堵回其阵营内，使其不但不再是美国的工具，还成为其阵营的负担。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抓问题本质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它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而要改变这种剥削体系，我们就要知道它是怎样来的，以及它是怎样运转的。
换句话说，我们要了解现代经济中，西方的经济霸权是如何逐步渗透到发展中国家的。
冷战期间，这种渗透处处受阻，因此成效不大，它主要发生在冷战结束之后的本轮全球化。
这种渗透主要有两个途径，第一个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国际分工产业链，这个西方正在走向末路，我们今后再讲，第二个就是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这个是今后的争夺焦点之一，我们今天重点讨论这个问题。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主要作为融资需求国，因此，这第二个途径的实质，就是通过债务关系建立经济剥削。
非洲原先就是西方推行这套模式的试验场和重灾区。
1
非洲债务议题
开始之前我们先厘清一个定义，即今天讨论的非洲，主要是指撒哈拉大沙漠中部以南的非洲（以下简称撒南非洲）。
因为撒哈拉以北的非洲，从历史、文化到民族都和撒南非洲不大一样，更多归属于阿拉伯地区，所以在多个学科上一般和西亚视为一个整体，也就是下图这样的分列：
非洲的划分
如果按国家来算，整个非洲有54个国家，其中北非国家有5个，撒南非洲有49个（也有不同的统计方法，我们就按这个来）。
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49个国家的情况。
从总量上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撒南非洲截至2020年底共有约6960亿美元外债。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根据世行的统计，去年撒南非洲的整体GDP是17060亿美元，也就是说，外债占GDP的比重约为40.8%，远超国际通行的20%警戒线。
世行的统计口径是包括公共债务和私营部门债务的，简单理解，就是把非洲国家政府借的钱和非洲企业借的钱都做了统计。
企业借的钱由企业自己负责，我们重点来说非洲国家政府借的钱。
这笔钱有多少呢？
根据非洲开发银行行长 阿德西纳今年二月份在非盟峰会上的报告，非洲的存量公共债务约为5460亿美元，比各国政府总年收入5010亿美元还要高出一截。
按这样算，公共债务约占去年19179亿美元GDP的28%，还是超过警戒线。
也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五月份提高了撒南非洲的预警级别，在此前7个已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基础上，又增加了部分有陷入债务困境高风险的国家，使得高风险国家数量增加到13个，两者总数达到20个。
7个已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中国债权占比都很低，基本都是个位数的比例。
在这13个高风险国家中，中国占有一定比重的只有三个，即埃塞尔比亚、喀麦隆、肯尼亚，这三个国家去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5.6%、3.5%、7.5%，都不算低。
因此，说中国造成非洲债务问题一方面在数量上站不住脚，一方面在发展质量上也站不住脚。
这是从国家来看。
如果从债权人分组来看，中国在非洲债务中的占比更是远比西方少：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非洲债务中，中国包括公私债权人在内总的占比仅有12%，而西方的私营债权人，比如 资产管理公司、私人银行、保险公司、跨国公司 等，才是真正的非洲债权人大头，占到35%。
而且和中国不一样的地方还在于，这些西方私营债权人的平均利率达到5%，几乎是中国的两倍。
目前撒南非洲24个每年外债偿付数额超过政府收入15%的国家中，每年偿付 给中国的数额的比例中位数为11%，支付给西方私营债权人的比例中位数为32%，是中国的将近三倍。
在这种情况下，说中国造成非洲债务困境是不是有点倒打一耙了？
更离谱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无论存量还是利息都占了大头的西方私营债权人拒绝参与G20提出的缓债倡议，而西方政府以所谓“ 自由经济无权干 涉”为由不去劝说它们加入，反而掉过头来把问题甩给执行缓债倡议最到位、缓债金额最大的中国。
这是没有丝毫道理的行为。
那么，这个缓债倡议是怎么来的呢？
2020年5月，为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重债最不发达国家应对全球疫情带来的冲击，G20 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7共同发布了一项“暂停债务偿还倡议”（DSSI，以下简称缓债倡议），符合条件的国际开发协会（IDA）成员国都可以申请暂停偿还2020年底到期的主权债务。
到了2021年4月，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又通过延长缓债倡议的期限至2021年底。
然后问题就来了：
符合申请条件的国家并没有积极申请，反而有不少国家明确表态将继续尽力还债，不申请缓还：
缓债倡议发布的第一时间，73个符合条件的国家中， 只有 8 个明确宣布参与，直接表示不参与的国家高达32个。
而截至2021年12月底倡议到期，总共只有48个国家参与还债倡议，暂停偿还的金额也仅有129亿美元，仍有25个国家没有提出申请。
按道理，缓债对这些国家更好集中精力应对疫情、实现经济社会复苏是好事，符合条件的国家应该争相参与才是。
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反常识的现象呢？
是因为这些国家经济不困难、偿还压力不大吗？
当然不是，疫情冲击下全球所有国家无论贫富，经济社会都受到严重影响，加上美元大规模放水推动的大宗商品迅速涨价和通货膨胀等因素，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日子是好过的。
对于负债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这种情况尤为严重。
2021年9月15日，国际金融研究协会发布报告显示，截至去年第二季度，全球债务总额达到296万亿美元的纪录高位，全球债务总额占GDP比重上升至353%，较2019年暴增33个百分点，远超2008金融危机时期。
那是因为G20的缓债申请条件和以前西方提供债务援助时一样苛刻和不合理吗？
也不是，根据G20缓债的实施条款，受益国只需遵守三个条件：
一、减轻出来的财政必须定向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危机；
二、披露存量公共债务信息；
三、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的配合资金外，受益国在暂缓期内可以接受新的贷款，但必须是优惠性质贷款。
这里面既没有涉及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干涉各国的整体财政税收使用，可以说是相当宽限的。
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还是不积极申请缓债呢？
答案恐怕超出大家的想象，那就是：
缓债之后它们的日子可能更不好过。
这就是美元霸权衍生出来的全球金融乱象。
事情要从一个我们不常听到的名词说起，叫巴黎俱乐部。
巴黎俱乐部成立于1956年，当时阿根廷债务危机爆发，由于涉及的债权国众多，大家又都认为自己有优先求偿权，于是吵成一团，眼看就要上升为国际政治问题，于是当时的法国财政部长就邀请债权国与阿根廷一起到巴黎谈判，协商解决方案。
此后，这种 解决和协调国际主权债务的非正式机制逐渐成型，债权国们所组成的这个平台就被叫做巴黎俱乐部。
巴黎俱乐部现有22个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俄罗斯、西班牙、瑞典、瑞士、韩国 。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明显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官方债权人组织，基本上可以等同视为处理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债务关系的权威机制，因此，它对全球南北关系也有着重要影响。
以巴黎俱乐部的成立为标志，西方国家完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未包括的一块重要版图：
将西方经济霸权通过债务关系全面推向发展中国家。
我们以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了解比较多，知道它是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打着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旗号、软硬兼施拉拢其他主要西方国家构建的争夺全球霸权的经济集团，但对于这个经济集团怎样将影响力扩散到全世界了解的比较少。
巴黎俱乐部的成立就是为了这项工作，和它打配合的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催生出来的两个机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那么，它是怎样运作的呢？
主要是通过四个不同层级的借款框架：
1、基础条款：
这个是最广泛适用的框架，针对情况较普通的债务减免需求提供利率方面的优惠，目前有61个国家适用，属于巴黎俱乐部的基础业务。
2、休斯顿条款：
这条在 1 990年订立 ，适用于重债中等收入以下国家 ，也就是情况比基础条款更严重的国家，它有三个标准：
（1）人均GDP低于2995美元；
（2）符合下列三项条件中的两项： 债务与GDP之比超过50%、债务与出口之比大于275%、计划内债务重组占出口超过30%；
（3）官方双边债务规模是私人债务规模的1.5倍。
如果达到这个标准，那么就能在基础条款以外享有三项优惠：
（1 ）可延长债务偿还期限，最多延长10年；
（2）可在优惠利率下重组官方援助债务；
（3）可在双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债务互换。
目前适用休斯顿条款的国家有21个。
3、那不勒斯条款：
这条在1994年订立，适用于重债穷国， 也就是情况比休斯顿条款更严重的国家，它也 有三个标准：
（1）债务水平不低于休斯顿条款的标准；
（2）人均GDP低于755美元；
（3）仅符合世界银行的IDA标准。
这第（3）点我们要好好说一下，因为从这里开始，西方通过债务关系构筑的全球经济霸权网络就要开始体现出来了。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银行成立于1945年，1946年6月开始营业，它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IBRD）、国际开发协会（IDA）、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五个成员机构组成。
为了更高效筛选符合条件的借款国，世界银行把有 优惠贷款需求的国家分成三类：
第一类：只符合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优惠贷款条件的，简称IBRD国家，标准是中等收入或低收入但信誉良好；
第二类：只符合国际开发协会优惠贷款条件的，简称仅限IDA国家，标准是完全不符合IBRD条件的最低收入国家，目前这样的国家有59个；
第三类：同时符合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借款条件的，简称混合国家，标准是IDA国家中部分满足IBRD条件的低收入国家，目前这样的国家有15个。
这三种类别中，情况最严重的仅限IDA国家可以享受无息贷款和贷款额50-100%的不定期赠款。
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
但事实上呢？
别着急，我们看完巴黎俱乐部的第四个条款再说：
4、科隆条款：
这条在1999年订立，适用于情况比第3条那不勒斯条款更严重的重债穷国，标准还是三条 ：
（1）符合那不勒斯条款；
（2）在巴黎俱乐部有良好的过往记录，有持续推动经济调整满足要求；
（3）已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董事会宣布有资格参加强化的重债穷国倡议（HIPC）。
大家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
没错，又是要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机构的进一步框架。
上面的那不勒斯条款是满足世界银行的条件，现在科隆条款进一步升级，要求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拉进来。
一层套一层，一层比一层严苛。
那么，这个重债穷国倡议是什么东西呢？
它提出于1996年，并于2005年得到多边减债动议（MDRI）的加强，专门针对债务已经明显不可持续的重债穷国，即债务与出口之比超过200-250%或债务与政府收入之比超过280%的国家。
那么，是不是满足这个条件就能自动得到重债穷国倡议的优惠呢？
并不是。
当满足了这个条件，这些国家还必须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赞助的减贫战略文件（PRSP）。
到这里，西方经济霸权就开始露出真实目的了：
加入减贫战略文件，除了必须说明该倡议所提供资金的用途，还要承诺进行大幅度的经济改造。
怎样改造？
就是国有或上市公司私有化、减少受薪劳动力、减少开支，取消政府补贴和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等等。
显然，这些条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
把非洲纳入西方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轨道内。
这才是西方国家参与非洲债务议题的最终目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 概括起来，就是减少政府干预、公有资产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价格市场化。
这种鼓吹完全放任、充分竞争、贫富分化正常的理论起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大萧条和二战、冷战时期由于不合时宜而受到冷遇。
直到八十年代末“冷战”行将结束，资本主义在全球霸权争夺中胜局已定，它便逐渐兴盛起来。
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其他地区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并最终达成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
当年这十项政策工具中，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有五条，分别是：
实施利率市场化；
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
完全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
放松政府的管制；
很明显，这就是要求全世界都向已经处于高度发达阶段的西方国家敞开大门，自由地接受剥削。
事实上，这套理论不要说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就是对其始作俑者也是一把双刃剑——
这三十多年来美国经济逐渐空心化、虚拟化、金融化，就是在这样的理论推动下迅速演变的。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客们从本党代表的集团利益出发，主动丢弃了各种重要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工具，如放弃强征累进税、削弱工会力量、放松金融管制等，抑制了除掌握生产资料的顶级圈层之外的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分享，最终导致了今天的贫富分化和社会撕裂。
这也是特朗普所代表的反全球化、反自由主义思潮所诞生的时代背景。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连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自己都驾驭不了的理论，而它们却如此迫不及待、绞尽脑汁地把它推向全世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是它们借以推行这套理论的两大工具。
而巴黎俱乐部就是运用这两大工具的实际执行者。
梳理完这个框架，我们回到G20缓债倡议遇冷的问题：
为什么债务国不积极参与这个倡议呢？
原因就是，一旦参与这个倡议，巴黎俱乐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能以此为理由进一步降低其债务级别、抬高其融资成本。
怎么降低呢？
就通过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评级。
信用是金融市场的基础，直接决定着借款人的融资质量和成本。
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要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就是主权信用。
那么，这个信用由谁来评定呢？
就由专门的评级机构来评定，绝大多数时候，它们的报告可以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融资项目是备受追捧、成本低廉，还是无人问津、代价巨大。
目前有三家评级机构牢牢占据着国际评级市场90%以上市场份额，它们分别是：
标准普尔、穆迪、惠誉。
这些评级机构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美国公司。
那么，这些公司真的是专业、客观、全面的吗？
当然不是，不管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还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这些公司在整个过程中都扮演了失信、失职、失德的角色。
但是，由于得到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这三巨头的地位仍难以撼动。
欧洲曾经想过要改变这个受制于人的局面，就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想打破美国信息产业垄断一样。
但由于政治、经济、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性，以及美元在巴黎俱乐部的主导地位，这些努力迄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
评级垄断，这就是美元霸权的直接体现。
美国政府为了支撑这三家公司，不仅 当年 草草结束了其国内的次贷危机责任调查，而且经常直接下场在世界上强推这些公司。
举个例子，2002年的时候，为了推行我们上面说的重债穷国倡议和减贫战略文件，美国就要求非洲国家必须采用美国机构评级，最终自己掏腰包“帮助非洲”支付了给惠誉的评级费用。
当这些国家顺从时，它的评级就会得到不切实际的提高，比如2000年，标准普尔给塞内加尔 评级时就不顾当时塞发展基础极为薄弱等现状给予评级信心，甚至称赞其“政治制度使其与其他非洲国家不同”。
为什么标普要这样做呢？
因为塞内加尔是撒南非洲除南非外首个接受美国三大机构评级的国家。
二十多年过去，塞内加尔去年的人均GDP不足1400美元，低于撒南非洲1645美元的平均线。
这些评级机构的专业性和执业操守可见一斑。
而当这些国家不顺从时，就会受到不合理的信用降级，使其国际融资举步维艰，甚至还会莫名遭遇外资流失的困境。
举个例子，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讲过埃塞俄比亚这两年跟美国干涉内政行为的斗争，然后二月份，美国评级机构惠誉和标普就相继下调埃塞的主权信用，直接迫使埃塞推迟了债务重组计划。
事情到这里还没结束，到了去年九月份，标普反手来了一个更离谱的操作：
以埃塞推迟债务重组为由进一步把其主权信用下调到垃圾级，完全不顾这个推迟主要就是自己造成的这个基本事实。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就是美国的评级垄断。
至此，美国构筑起一个完整的金融霸权金字塔：
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向西方国家举债的那一刻起，它就踏入了早已布满地雷的陷阱中，能不能安全走出这个陷阱，就只能看自己的造化了。
显然，非洲国家不像中国——
中国凭借举国一致、上下同心的苦心经营和奋力拼搏，最终走出了这个陷阱，虽然也因此积累了不少问题，但已经具备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资源和能力。
而非洲由于没有坚强稳固的政治核心和社会基础，所以从接受条款的那一刻开始，就只能坐视其经济基础被逐渐掏空，最终一步步滑向丧失主权的深渊。
这就是非洲债务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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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债务陷阱论”的本质和目的
下篇我们将从当年美国几次“敦促”中国加入巴黎俱乐部的事情说起，看看西方究竟在打什么算盘，我们又有什么长远计划。
（上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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