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10月30日，义和团在直隶景州宋门镇的集日上开设拳场，公开表演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神术。结果大师兄法术不灵，被枪弹当场打死。

大师兄表演法术

拳民宣称是天主教徒用邪术谋杀了大师兄，前去附近的朱家河教堂寻仇。被用现代枪械武装的教民击退，死伤惨重。拳民宣称此处是“不洁”之地，随后从这里消失了。

在朱家河教堂南边的杜桥镇有个义和拳中心，首领是牛贵选，他是当地的一个地主，家里有一百多亩地。牛贵选的神拳是从宋门镇的郗树芳处学来的。郗树芳家里有五六十亩地，还开了一家杂货店。

这一带的义和拳都来自衡水县留仲镇，武秀才渠成江是当地的拳民首领，他是地主之子，家里有一百亩地，当地人称他为“渠五爷”。留仲镇的义和拳传说是一个叫葫芦和尚的人传来的。

在宋门镇北边武邑县有一个叫武修和尚的拳民首领，他以萧村为中心，陆续将拳场扩展到阜城县临镇村等地，并竖起“神助灭洋”的旗号。武修和尚所办的拳场，其仪式和练习方法和山东的神拳基本是一个套路，也是树神坛降神附体，并在各村设立拳场发展徒众。

直隶东南部的反教活动引起了献县张家庄总堂的警惕，他们向法国驻天津领事写信告知当地的危机。领事接信后向直隶总督裕禄发出照会。

献县张家庄总堂

裕禄派梅东益率军队前去河间府一带保护教堂。梅东益是淮军旧将，身材魁梧，面庞黝黑，性情刚烈，膂力过人，作战机智勇敢，身先士卒，逢战必争当先遣队、敢死队，战功卓著，受到光绪皇帝、李鸿章的青睐和重用。他派兵前往景州和献县一带，亲率骑兵到献县保护张家庄教堂。

在梅东益的军队到达前，武修和尚等人袭击了阜城县临镇村教堂，掠夺了教会的一些财物。当地教民在拳民的打击下纷纷逃离。

此时清军主要采用查拿首要、解散胁从的办法对付义和团，只有在拳民抵抗官兵、拒绝解散时，他们才加以镇压。由于摸不清上面的意图，官员对义和团态度比较谨慎，不敢轻举妄动。

12月14日，景州知府王兆骐及营官吴有珍和范天贵致电请示裕禄：“督宪钧鉴：真电谨悉。总堂已带队保护，如不服弹压，官军众寡悬殊，危急之际，应否击打？请示。兆骐、有珍、天贵。”

直隶总督裕禄

裕禄回复：“拳民如不服弹压，胆敢抗官拒捕，该营官等自应督队奋力捕击。”

12月14日，在景州岔道口村，拳民焚烧教堂，抢劫教民。同日，安平县拳民摆出攻打教堂的架势。

12月15日，拳民袭击了德州恩县明恩溥所在的庞庄教堂，又袭击了枣强县三岔口教堂。16日，东大过村拳民与教民发生冲突。

事态愈加恶化，拳民宣称要在阴历十一月十五日那天攻打总堂。他们计划先消灭各自附近的教堂，最后总攻灾难的“黑风口”——献县张庄天主教总堂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在攻击张家庄总堂之前，当地的义和拳决定先拿下上次让他们受辱的朱家河教堂。12月18日（阴历十一月十六日），武修和尚率领千余拳民向朱家河教堂进发。

此时，梅东益麾下的游击范天贵率领两营兵力到达景州，在得知义和拳的行动计划后，景州知府王兆骐和范天贵率兵在途中将武修和尚等人拦住，范天贵问：“你领着这班人众，来干何事？”

镇压拳民的清军

武修和尚说：“我们要来拆毁教堂，杀灭随从洋人的二毛子，保护大清皇帝。”

范天贵说：“我奉皇上的命令来保护这座教堂和全村的教民，请大主持给兄弟留脸，领着众人回去，不用骚扰这个小小的村庄了。”

武修和尚说：“不可能。”

范天贵说：“我善言劝你，是给你留脸，你若不要脸，可怨不得我。”

说完打出一个手势，手下士兵猛扑上去将武修和尚抓住，义和拳民试图夺回首领，双方展开激烈交战。结果拳民被打死三四十人，八十多人被俘，最后武修和尚被斩首，头颅悬挂在景州城上。

在同一天，王庆一等人在故城县策划了一场《火烧望海楼》的梆子戏，这出大戏以1870年“天津教案”为故事背景，观者人山人海。

故城知县无力阻止，不过很快请来军队，前往王庆一的据点进行搜捕，将组织者之一的大贵和尚抓住（翌年被处死），王庆一侥幸逃脱，后来去了北京，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又回到这里。

吴桥县令劳乃宣一向认为义和拳是邪教，他专门撰写《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称其是白莲教的支流，源于八卦教中的离卦教，早在嘉庆年间就被明令禁止，呼吁百姓不要参加，在当年九月发布文告：“尔等当知习武防身，虽为例所不禁，而义和拳一门，有降神念咒等情，实属邪教，与寻常习武者迥然不同。”

吴桥县令劳乃宣

他认为义和拳仇视洋教，“其本心实在惑众以作乱”，“其处心积虑，在乎聚众而抗官。传单一出，千人立聚，兵刃森列，俨同敌国”，尽管打出“兴清灭洋”的旗帜，也不能容许它的存在，“使其果胜西人，则彼亦不可制矣”，强烈主张将其剿灭。

景州有个叫节小廷的拳首，号称能降神。劳乃宣派兵将其抓住，让百姓来围观。节小廷遭到鞭笞，痛苦地号叫着，再也没有神仙的样子。他的头被砍下来示众。拳民从此不敢入境。

劳乃宣于12月9日（农历十一月初七日）禀告直隶总督裕禄，提出六条治拳措施：一、正名以解众惑；二、宥过以安民心；三、诛首恶以绝根株；四、厚兵威以资镇慑；五、明辨是非以息浮言；六、分别内外以免牵制。奏请裕禄呈送朝廷明降谕旨，惩办义和团。

当地义和拳对他恨之入骨，他们张布揭帖说要剥劳县官的皮。范天贵的军队很快抵达吴桥，随后对拳民进行了镇压。

官军回到县城时，劳乃宣亲自到城门口迎接并大声喊道：“告诉我你们战果如何？杀了多少义和拳？你们拿几个人头来作证，我要犒劳你们！”骑兵队拿出五颗人头给他看。

后来这些人头被装在木笼里传示城乡各村，以警示那些残余的义和拳民。在正规军的打击下，直隶东南部的义和拳风潮很快平息了下去。那些逃脱了追捕的义和拳民离开被通缉之地，去了北京或其他地方，这一地区又重新恢复了平静。

裕禄隐约察觉到上面的意图，只对滋事的拳民进行剿捕，对拳会的态度较为模糊，并未严禁其活动。

袁世凯致电询问他：“日前劳乃宣提出的惩办拳匪之法，颇中肯，不知尊处是否已经奏报上去了？”

裕禄答道：“近日查探该拳匪情形，并无多大技俩，只要能够捕获首要，胁从自然容易解散。若依劳令所禀，张大其事，奏请明降谕旨，恐民教结怨甚深，有所挟持，妄攀诬指，多生枝节，反而不好。该令条陈六条，只可采择而行，似未可照禀出奏。”

被袁世凯从山东驱赶出来的义和团进入直隶后，立即与当地民众结合起来，乡野村庄，无不有坛。

义和团设坛练拳

裕禄派贵州提督梅东益、道员张莲芬率兵到河间、深州、冀州等地弹压，并向朝廷奏报道：“义和拳会始自山东，其传习拳棒者，皆系无籍游民，托之持符念咒，能以降神附体，金刃不入，枪炮不伤，游行各处，诱惑乡愚。拜师传徒，立厂设坛，聚而演习。

“其所供奉之神，大都采择稗官小说之人，穿凿附会，荒诞不经。无非为牟取衣食之计。现在饬令提督梅东益、道员张莲芬等随处稽查，督同地方各官切实开导，以期保安黎庶，消患无形。得旨，著即督饬地方官随时弹压，仍尊前旨，分别办理，毋稍偏纵。”

清廷在令梅东益、张莲芬相机办理拳民事宜的上谕中明确指示：“民间学习拳技，自卫身家，亦止论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因此梅、张二人实际上是率队在各处巡行，遇有义和团滋事才加以镇压。

那时直隶官吏大多信奉义和拳，唯独直隶布政使廷杰力主剿办，命令州县搜拿拳民严加惩戒。

这引起了上面的不满，很快他就被开缺回京。拳民从此愈加骄横。

从1900年春天起，义和团向冀中地区迅速扩散，很快保定、清苑、定兴、涿州、新城等地就成为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地区。

拳民以武力攻击教堂，抵抗官军。定兴、新城、涿州、易县等处义和团纷纷向涞州汇合，拳民或十数人一起，或二三十人一起，壮丁幼童都有，持长枪的占十分之七八，持腰刀手袋的占十分之二三，持鸟枪的很少，有的腰缠红带，有的头裹红巾，目不旁视，鱼贯而行。不多说话也不买吃的，大有灭此朝食之势。当官的在街上看见了，也不敢过问。

义和团民

4月，山东和直隶交界处突然下了一场透雨，饥饿的农民纷纷脱下义和团“团勇”装束，走向广阔的田野，在湿润的泥土里播下种子，他们又成了帝国最温驯的良民。

4月5日，直隶官员张莲芬致电裕禄：“景（州）、阜 （城）、深（州）各巨案，均有成议，地方安静。顷得透雨，旱禾可种，民心更定。”但直隶其他地区的旱灾依然非常严重，一直没有得到缓解。

那些在华的传教士也在不停的祈求上帝赐予人们一场大雨，一个传教士在信中说：“拳民们威胁要抢劫并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人民无所事事，只谈论如何杀洋人和教民……形势越来越险恶，如果一直不下雨，什么样的暴力事件都可能发生，我们知道，如果上帝愿意，他会普降甘霖来解救我们的。”

民众祈雨活动

另一个传教士也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由于久旱无雨，他们才在这里闹事，并不是因为义和团是坏人，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是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

另一位传教士在临终前数周写道当时的情景：“这个国家充斥着最野蛮的谣言和威胁。人们无所事事，只谈论如何杀洋人和教民，我们感到末日离我们每个人都不远了。”

旱灾下饥饿的农民

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说：“中国人历经两千年来的驯化，热血早已冷却，不过我认为这些日子以来的绝望，会使热血以最狂暴的方式沸腾，届时我们这些洋人会被赶出北京。”

美国公使康格忧心忡忡地说：“该省目前的旱情为这样一场运动提供了方便。到昨天为止，近一年来滴雨未下，土地十分干燥，庄稼无法播种，人们穷困潦倒。整个地区充斥着饥饿、不满和绝望的游民，他们随时准备加入任何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