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到圣人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应付自如，并不是他们事先就有研究谋划过，周公制定礼乐来规范天下，是所有圣人都能做到的，那为什么尧舜不全部先做了？而非要等到周公来做呢？

孔子修订六经来教育万世，也是所有圣人都能做到的，那为什么周公不先做了呢？而非要等到孔子来做呢？可见，所谓圣人的光辉事业，都是碰到特定的历史条件才有的。

那么有的人就会觉得，有的圣人所做的事贡献大，难度高，而有的圣人所做的事贡献小，难度小。比如尧、舜是上古部落联盟首领，所做的事是贡献极大，对后世圣人都曾向他们学习，仿佛儒家的文化起源就是他们。

而文王和孔子所成就的事也很大，文王奠定了周朝的根基，可谓一国之开创人物。孔子更是儒家文化的鼻祖人物，影响后世几千年，但是他们的成就相比尧、舜好像又差一点。

只要存在比较，就有对立分别心，就会陷入功利的泥潭，就离圣人之道远矣。假如你是孔子的忠实粉丝，那你可能会觉得孔子比之尧舜要更厉害，于是生出了替孔子争辩的私心，这样就脱离了圣人之道。

那该如何理解同为圣人，相同之处是什么？不同之处又是什么？都说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圣人之间的才能为何会有大小区别？我们来看看《传习录》中是怎么说的。

蔡希渊问王阳明：“人固然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圣贤，但是，伯夷、伊尹和孔子相比， 在才力上终究有所不同。 孟子把他们同称为圣人， 原因何在？”

王阳明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只因他们的心纯为天理而不夹杂丝毫人欲。犹如精金之所以为精金，只因它的成色充足而没有掺杂铜、铅等。人到纯是天理才为圣人，金到足色才为精金。然而，圣人的才力，也有大小之分，有如金的分量有轻重。”

尧、舜如同万金之镒；文王、孔子如同九千之镒；禹、汤、武王如同七、八千之镒；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之镒。才力各异，纯为天理相同，都可称为圣人。仿佛金的分量不同，而只要在成色上相同，都可称为精金。

把五千镒放入万镒之中，成色一致。把伯夷、伊尹和尧、孔子放在一块，他们的纯是天理同样一致。之所以为精金，在于成色足，而不在分量的轻重。之所以为圣人，在于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大小。

因此，平常之人只要肯学，使己心纯为天理，同样可成为圣人。比如一两精金，和万镒之金对比，分量的确相差很远，但就成色足而言，则是毫不逊色。‘人皆可以为尧舜’，根据的正是这一点。

学者学圣人，只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罢了。好比炼金求成色充足，金的成色相差不大，锻炼的工夫可节省许多，容易成为精金。成色越差，锻炼越难。人的气质有清纯浊杂之分，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别。

对于道来说，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不同。资质低下的人，必须是别人用一分力，自己用百分力，别人用十分力，自己用千分力，最后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同的。

后世之人不理解圣人的根本在于纯是天理，只想在知识才能上力求作圣人，认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会，我只需把圣人的许多知识才能一一学会就可以了。

因此，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功夫，白白耗费精力，从书本上钻研，从名物上考究，从形迹上摹仿。这样，知识越渊博而人欲越滋长，才能越高而天理越被遮蔽。

有的学识渊博、才能很强的人，任何场合都想表现自己学富五车，无所不能。这就是学的越多，表现自己的私欲就越强，所有知识越渊的人，往往私欲越容易滋生。真正的圣人是和光同尘，和普通人一样，他也不会说自己是圣人，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圣人。

正如同看见别人有万镒之精金，不肯在成色上锻炼自己的金子以求无逊于别人的精金，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的万镒，把锡、铅、铜、铁都夹杂进去，如此分量是增加了，但成色却愈低下，炼到最后，不再有金子了。

王阳明说完之后，徐爱在一旁说道：“先生这个比喻，足以击破世儒支离的困惑，对学生大有裨益。”

阳明先生接着说：“我们做功，但求日减，不求日增。正如道德经所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减去一分人欲，便又多得一分天理，如此，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捷便易啊！”

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圣人？评判圣人的标准是什么？常人片面地认为，圣人是才能万能，知识渊博，其实不尽然。

阳明先生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圣人不以外在的才能和学问为准，而在于内心纯正没有私欲，心念时时都能合乎天理，心无杂念，念念都是善念，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念念无滞，常见本性。

所以圣人做任何事都是择善固执，止于至善。这就是圣人人格的标志，常人本来也能达到，可惜我们常人的心容易向外求，脱离了天理的轨迹。

德章说：“曾听说先生把精金比喻圣人，用分量的轻重比喻圣人才力的大小，用锻炼比喻学者的工夫，这些喻义很深刻。只是您认为尧舜是万镒，孔子是九千镒，这种说法似乎不恰当。”

阳明先生说：“这是从外形上着眼的，因为替圣人争轻重。如果不是从外形上着眼，那么，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的万镒也就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镒也就是尧舜的，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区别。”

之所以称为圣，只看精一与否，不在数量多少。只要此心同样纯为天理，便同样可称之为圣。至于力量气魄，又怎么会完全相同呢？

后世儒者只在分量上比较，所以陷入功利的泥潭之中。如果剔除比较分量的心，各自尽自己的才力和精神，只在让此心纯是天理上下功夫，就能人人自足，个个圆满功成，如此就能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不必外求，无不足具。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明善诚身的事。

后儒不理解圣学，不懂得从自心的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还要去了解自己不知道的，掌握自己不会做的，一味好高骛远。

六祖慧能说过：“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有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若识自心见性 ，皆成佛道。

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

无不说明只要此心同样纯为天理，而天理就在自己心中，所谓‘心即理’是也。私欲生则自迷，自迷则为众生，识得本心则成佛道。

万万不能心地是桀、纣一般恶，却动不动就要做尧、舜的功业，如此怎么行得通？终年劳碌奔波，直至老死，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么，真可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