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责任的精神传承

爱与责任的精神传承——从曹文轩、安武林、孙卫卫看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价值追求——从曹文轩、安武林、孙卫卫看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价值追求

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作家代际研究

特约主持人：北京语言大学路文彬教授

培养未来人：爱与责任的精神传承

——从曹文轩、安武林、孙卫卫看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价值追求

李利芳

[摘 要]以系统论思维展开儿童文学的代际书写研究是一项重要课题。论文将曹文轩、安武林、孙卫卫三位作家放置于我国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发展进步的历史脉络中，以对作家个性气质与个体文学成就的概括提取为基础，通过比照分析与规律总结，获得他们的共同性价值追求——向上向善向美，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基本价值观念与美学精神，正在以坚定的文学力量面向世界。

[关键词]曹文轩;安武林;孙卫卫;精神原乡;成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研究”(17BZW028)。

将连续的、不同代际的儿童文学作家置于整体视野展开比较分析，以系统论思维考察一个历史时段内我国儿童文学的进步历程与民族精神内涵，是本文确定的一种综合式个案研究思路。曹文轩、安武林、孙卫卫作为跨越1950到1970年代出生的三位代表性作家，他们的文学发展与审美个性虽有极大差异，但对儿童文学的艺术理解与价值追求却表现出高度的趋同性，共同以代际传承的方式诠释着我国儿童文学的审美旨趣，践行着我国儿童文学人的使命担当。

一、向上向善向美：走向世界的中国儿童文学价值观念与美学精神

作为专门提供给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百余年来我国一代代儿童文学人紧紧扎根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与社会发展现实，以儿童问题对民族发展进步的关键影响与儿童文学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为价值核心，聚焦文学的意义世界建构与功能拓展，对儿童发展给予了深切的科学认知、人文关怀与美好期望，共同赋予并凝聚出中国儿童文学的价值核心——向上向善向美，此一审美理想已建构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承接现代儿童文学传统，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重新审视反思儿童文学的时代命题，提出了颇多振聋发聩的新思想新理念，其中曹文轩1984年在“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上提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这一命题堪称经典，它是一代人的儿童文学理想宣言，对新时期以来四十多年儿童文学的价值建设都发挥着关键的引领作用。当时曹文轩是这样阐述他的命题的：

我认为，严格来讲，作家的根本使命是塑造中华民族的崭新性格。如果这立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说，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讲，责任则尤其重大。道理很简单，作为这个民族的老一代和中年一代已都无太大的可塑性。而新生一代却可塑性很大。孩子是民族的未来，我们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有这一庄严的神圣的使命感。(1)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家必须有强烈的民族意识》，1984年6月“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论文，陈子君编选：《儿童文学探讨》，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

曹文轩从童年问题关切出发，对文学的文化自觉与民族精神作了精粹的理论表达。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从新时期初一进入儿童文学领域，曹文轩就将“儿童文学观念、美学思想、创作实践”建设视为一个整体，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使得他的儿童文学成果成为一个层次饱满，意义不断被丰富与建设的有机体系。

我们可以从曹文轩1981年写的一个作品《枫林渡》看他的儿童文学“初心”。《枫林渡》一度被作者遗忘而尘封在一个破旧的纸袋中，2014年作者偶然发现了它，明天出版社将其正式出版。作品以1977年为背景，以小女孩蓝蓝透明的童年视角书写了“乡下”与“城市”、“权力”与“人民”、“利益”与“亲情”的强烈冲突，写出了中国民间大地上底层人民身上葆有的最原始纯真的美善之德与永恒的人性之光。1981年成人文学界正值“伤痕文学”之后“反思文学”的热潮，儿童文学界以“游戏精神”为内核的“热闹派童话”呼之欲出，而曹文轩的文学表达是不入思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980年代始终紧扣“儿童文学是文学”这一命题来实践与阐述一种视域开阔的儿童文学价值观念，他认为要改变儿童文学的主题实现形态，作品主题应该多元而非单元；儿童文学不能小气拘束，时空距离需再扩大；情节的定义需重新注释；需扩大读者范围等。(2)曹文轩：《儿童文学观念的更新》，《儿童文学研究》1986年总第24辑。

曹文轩早期创作的儿童文学即非常有质感，有力度，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文学的“艺术”之美与“人性”之美的双重价值追求上。1982年的短篇小说《弓》，他很有艺术思想地将作为“提琴家”的成人手执的琴弓与“弹棉花”的孩子所拉的弓链接了起来，呈现了艺术之美与底层儿童心灵之美的撞击与和声。1984年的短篇小说《第十一根红布条》是他的一个经典作品，麻子爷爷频繁地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孩子的生命，展现出一颗高贵的东方灵魂赋予孩子的大爱，尽管他的一生都是卑微与沉朴的，但十一根红布条是他精神生命的象征。从广阔的民间大地发现文学世界的微言大义，于平凡的人生世相勾勒生活总体的审美震惊，曹文轩一篇接一篇开始搭建他的文学大厦。

1997年在《草房子》的后记中，曹文轩提出了“追随永恒”的重要观点。从“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到“追随永恒”，“未来线”的内涵越来越朝向文学本真，意义世界越来越丰盈。

之后曹文轩又将此思想发展为儿童文学“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这些基础的内核就是他表述的“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民族的”延伸为“世界的”“人类的”，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在历时与共时层面被完全打通。金色的“草房子”标识出中国儿童文学的地理空间，内蕴着“向上向善向美”的博大思想，成为“中国童年精神”的永恒象征。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标志着这一意义建造在世界范围内经典地位的确立。

安武林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写儿童诗歌，他以“诗歌”这一唯美浪漫的文体开始关注童年问题。他写童诗虽早，但出版诗集却很晚。2011年天天出版社出版了他一套八本的文集，其中第五本是诗集《月光下的蝈蝈》，著名儿童诗人金波先生祝贺安武林第一本诗集出版，在书中的祝词中说：“祝愿武林从诗出发，回归于诗。”1980年代是我国儿童文学全面复苏的新时期，当曹文轩以辽阔深邃的民族文化意识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指明方向时，同时期的安武林正在诗的国度里揣摩与形构着美丽的童真世界。“诗”是“文学”的代名词，诗歌最能彰显文学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安武林对“诗”的迷恋一如曹文轩对儿童文学文学性的执着。他们共同指向“儿童文学”作为“文学”应该具有的那些最纯粹的向上向善向美的东西，这些价值质素唯有通过文学的路径才能被创造出来，特别是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与历史文化土壤里，作为以“汉语”书写出来的珍贵的精神财富。

安武林的童诗感觉非常纯正，他完全以儿童情怀，将诗伸入广阔的自然世界作生命幻想，打造出童年专属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时空，呈现出诗与童年遇合后的文化奇迹。《月光号列车》是他幻想童诗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亲爱的 来 快来/上车/上这月光号的列车/每一棵树/都使劲儿摇着手/都在做着快快快的手势/全世界的树都在摇啊摇啊”，“快上车 伙伴们 快/上车/上这月光号列车/螳螂迈开了自己的长腿/兔子蹬开了自己的短腿/花朵们都张开了自己的翅膀/蝴蝶们都鼓起了自己的双翼/跑啊飞啊跑啊飞啊爬啊/都在向月光号列车飞奔/哦 那着急的蜗牛/在慢腾腾地寻找自己的脚步吗”，这趟美丽的月光号列车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心目中的童年镜像，是他们创造、守护与赠予世界儿童的文学礼物，这样一趟饱含着生命力、蕴藏着无限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美好列车，从中国出发，驶向世界。

1990年代安武林开始主攻童话，1991年6月他的《打碗碗花》获首届全国微型童话大奖赛二等奖，至新世纪，他持续打造出在童话领域的重要成就。童诗与童话也许是气质最相通的两种文体，二者一脉相承地贯彻了安武林的文学理想。在《童话饼》这篇作品中，安武林说童话饼是用白花的花粉和花瓣上的露珠做成的，吃了它会使人们保持心地善良的品格，这一形象比喻道出了童话的本质。他用大量优秀的童话作品穿透生活表象，过滤、概括、整合出生活世界的关键意义范畴奉献给孩子们。《老蜘蛛的一百张床》是安武林童话中的一个名篇，这篇童话2001年获张天翼童话金奖。这篇童话因其极富童真的想象逻辑与童年价值意义一直以来备受称赞。老蜘蛛原有的生命目标是成精，在一百张床上做一百个梦他就可以成精了，不承想他的最后一个梦却被小松鼠给打乱了。小动物们快乐的游戏彻底改变了老蜘蛛的人生观。他终于明白，个体和其他生命“在一起”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童话文体也许最适宜表现生命的主体间性，安武林用众多经典童话演绎了这一价值内核。

新时期儿童文学在实现了“向儿童”与“向文学”的双重回归后，开始从容不迫地从思想主题与艺术创新上向多元纵深推进。出生于1975年的孙卫卫，在童年期已经获得较好的儿童文学资源滋养，加之他自小喜欢读书写作，1990年代他已经成为文学少年新秀，新世纪初在儿童文学界崭露头角。20多年的耕耘，他已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儿童散文、儿童小说、童话，且以鲜明的创作风格赢得儿童读者的喜爱与业界的普遍赞誉。

孙卫卫首先选择“非虚构”的散文记录1970年代生人从小到大的童年经验。“自叙传”的切入方式一方面显示出作家对文字与对读者足够的诚意，另一方面也潜在地映现出这一代作家对儿童期生活更具体而细微的关怀，以更真实更细部的童年人文现象的析出为前提，作家希望穿透易被成人世界忽略的童年存在本身。这些散文中“我”的口吻与感受均非常强烈，直接袒露心迹的写作姿态清晰地反映出这一代作家的自信与勇气，其中折射着童年文化意识的自觉与成熟。

孙卫卫似乎没有宏大规划地、不愠不火地、一笔一划地差不多记录下了他的完整的童年。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出版了一套4本的“孙卫卫‘少年心’系列”散文集，这套作品集集中展示了孙卫卫儿童散文的审美旨趣。具备孙卫卫气质的白描语言，细碎而趣味横生的往事，朴素的日常经验中散逸的诗情与美好，他全都一点点地捕捉入文。他的文字读起来特别流畅，就是“字如面、语如真境”的那种纯粹。孙卫卫大概从骨子里想交出去的就不是文字与文学，而是微观而深刻的童年人生。当他将作品题名定为“我小时候”的时候，实际上他内心只想抓住的就是“我们的小时候”“所有人的小时候”，那种作为世间一种存在状态的生命时刻。我们离它是那么近，却又那么遥远。

当一切的童年历史被孙卫卫“历时”地悉数整理完毕后，留落在他笔下的其实只有感动与美好，他获得了童年的本质——向上向善向美。对于以文字书写的“童年”来说，其可能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历史，只是作家将其化为永恒的现实。我们只能以体验过的童年去书写童年，否则无以表达它的深邃与区别性价值。以散文去回眸童年，书写中国式童年的选题近年来愈来愈多，且已形成一种显在的创作气候。这表明知识界对童年文化的自觉与将童年作为精神资源的愈益重视。但在繁花似锦的回忆性记录中，孙卫卫的文字始终是独一的，这是因为他有一颗表达童年的初心，无关其他。

二、儿童文学的情感结构与精神原乡

写给孩子的对象性特征决定了儿童文学以童年为主要的审美对象。成年人朝向童年的情感体验具有普遍的心理活动特点与规律，它是一种“原乡”式的时间与记忆返回方式，这构成儿童文学书写的基础情感结构。也就是说，成人书写童年是以“自我”的童年体验为基石的，这是童年写作的物质基础。由此，不同代际作家及其社会文化经验便赋予童年书写多样化与差异性。

由于作品是写给儿童阅读的，因此与作品对话的当下儿童的主体情感介入，与作家主体童年情感一起成为儿童文学情感结构的基础要素，且二者最终需通过作家的情感整合与化同。因此儿童文学情感结构具有历史性与当下性融合的特征，同时由于引领儿童发展的基本功能要求，未来性又是作家关切童年问题必须具备的情感意识。而所有这一切，从本质上看均是一种“寻根”之旅，因为都需从回到“童年”原点开始，儿童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种“寻根”文学。

曹文轩、安武林、孙卫卫三位作家的精神原乡写作既为我们深刻理解儿童文学的一般美学原理提供了典型的范例，同时也以各自的美学探索为我们把握中国儿童文学独特的情感结构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

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创作与思想观念表达贯穿整个新时期直到现在，他在儿童小说、成长小说、幻想小说、图画书等多个领域都有大量卓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毫无疑问他最经典的作品《草房子》与《青铜葵花》均是返回历史童年的写作理路。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给曹文轩的颁奖词中有这样的表述：曹文轩的作品不掩饰人类境况，认可生活经常充满悲剧，儿童可能遭受苦难。同时，他们相爱，能在最需要的时刻发现人性的品质和善意，从而得到救赎。(3)微信公众号“张明舟”：《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给曹文轩的颁奖词》，2016年4月14日，英文文字为国际儿童文学读物联盟(IBBY)提供，中文文字为张明舟翻译。《草房子》与《青铜葵花》是理解这段颁奖词最关键的两部作品，它们的历史背景均延伸到曹文轩个人的童年期，即1960年代的中国。一段激荡着苦难与奋进历史的艰难岁月，被曹文轩用童年的眼睛作了精彩的文学叙事，并刻绘出了中国儿童文学伟大的“爱与同情”这一稳定的情感结构。这一结构模型是曹文轩对古老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人民力量的提取与概括，是对向上向善人民灵魂的清晰有力的文学彰显，曹文轩在儿童文学语域内写出了民族精神与文化性格，并获得了将此有效传承给当下儿童并和他们达成广泛对话的开放路径。文学在培育人类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曹文轩获奖后在接受采访时提道：“我的作品是独特的，只能发生在中国，但它涉及的主题寓意全人类。这应该是我获奖的最重要原因。”(4)周飞亚、葛亮亮、康岩、肖家鑫：《曹文轩：我的背景就是中国》，《人民日报》2016年4月6日。这一简短的总结中内蕴着非常深刻的儿童文学的文学原理、审美标准、文化自信、价值使命等多重思想意涵。这是一位长期坚持文学自觉的作家最真诚最自然的经验总结，为我们指示出儿童文学中国道路的基本途径。

精神原乡在生命存在方法论层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启示着一种稳定的情感结构，以“故事”这样极易动情与理解的方式走进孩子的生活世界，烙印在他们的感知图式中，终其一生可以成为精神拯救的方法。回到生命原点是确认生命的终极依据，这是一种坚实的回归，它比任何空蹈的想象都来得持重而有力，所以曹文轩说“记忆力比想象力更重要”(5)行超：《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站在水边的人无法不干净”》，《文艺报》2016年4月8日。。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作家对文学的主动承诺，对儿童精神建构的积极担当。

其实，面向记忆就是忠于我们的文化血脉，认可历史就是接受生命的来龙去脉。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是人类的经典命题，同样也是儿童文学要向孩子们说清楚的艰难论题。在精神原乡的道路上，安武林也行走了很远很久，并且收获了经典的成果。他的诗歌《生日》对乡村生活有如此着力的表达：“黑褐的窑洞旋转着温暖/欢喜的炊烟/刚刚爬上窑顶的野杏树/又折了回来/莫非，它忘记了/一句热热烈烈的祝福”，此中的回味与情感眷恋穿越历史，成为永恒。

母亲与故乡是对同一个对象的两种表达，诗歌与散文直抒胸臆的文体特征成为书写母亲最合宜的文体。在对故土自然与人文普遍的怀念与写作中，安武林为母亲写作了大量文字，“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总忘不了妈妈的歌/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只唱一句/我冻结的忧郁/便泛滥成小河”(《唱给妈妈的歌》)，“摆摆手/我就离开了那条尘土飞扬的小路/妈妈在我的身后站成了一棵树/……我是一只陀螺不停地旋转/在命运的大地上走过/在岁月的天空里飞过/蓦然回首 孤单的夜幕中星光点点/我才知道/妈妈的眼眸 我走不出”(《你的眼眸》)。这些动情的文字刻画出中国大地上一个个素朴伟大的母亲，“原乡”其实就是回到孩子的背面往前看，我们看到了孩子背后母亲永远的眼眸，我们知晓了其实所有的母亲都是永远站立着的坚韧不拔的一棵树。安武林有一篇童话《猫妈妈站成了一棵树》对这个经典“守望”意象也有精彩演绎。

《黑豆里的母亲》是安武林创作的异常感人的一篇散文。四十九岁的妈妈因过度劳累逝去了，永远离开了她的孩子们。“我”领着弟弟妹妹在那一大片黑豆地里找啊找啊，就是找不到妈妈。原来逝去的妈妈藏在黑豆里，她住进了黑豆里。孩子对妈妈过度思念的情感让人与物完全同化。可见的“黑豆”成为母爱的化身，艺术与精神化为一个永恒的承载东方大爱的情感符号。故土与母亲将我们带回生命的来处，让我们深深吮吸供养生命的那些最原始的养分：自然、空气、阳光与水。精神原乡就是找回个体生命的同一性，是在精神上缝合“脐带”的一个过程，本质上讲是生命主体间性的建构与达成。

从“自我”出发是儿童文学写作必然的起点与归路。“儿童文学”从根本上看是一种思维方法论，它牵引着“与童年对话”的永恒价值诉求。作家们由“自我的童年”走向“他人的童年”，其中内隐着童年认知与体验的规律与路径，也在深层次上向我们昭示着精神原乡的人类学意义。

无独有偶，孙卫卫的儿童文学写作从一开始就是赤诚而透明的，似乎他写作的全部目的就是要将一个完整的童年自我向世界敞开，因此他首选的表达文体便是散文。在他2001年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正好年轻的故事》中的第一篇《为什么这么胆小》的开头，作家这样叙述：

学前班的名是妈妈和我一起去报的，但第二天要正式上课时，我却偷偷跑回了家，反正老师点孙卫卫名时，已经没有人喊到了，小声喊也没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妈妈说，学校怎么会有那么多那么多人，我真怕！

“胆小”是孙卫卫审视自我捕捉到的第一个关键词，这是他向世界反复袒露的一个孩子的真实心理状况。“胆小与害怕”是孙卫卫的童年主音，他以无保留的坦白向世界交予一种真实的童年。孙卫卫完全逼近自我的精神原乡，回到了可体验可反思的儿童本位。面向巨大的儿童心灵真实，我们必须被强迫接受一种事实的童年本相——儿童是弱小的，面对世界的“威权”与包围，他们常常是逃避与向内收缩的。儿童的“弱小”向世界吁求的唯有“爱与责任”，这是孙卫卫由经验回顾走向传承与创造的文学轨辙。他细细地将自己的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工作……众多的生活细节认真地作文学的“笔录”，在他的价值选择中，“记忆力”成为唯一可依靠的、忠实的审美对象。他更早地在用实际的探索呼应曹文轩在2016年所倡导的“记忆力”之于文学的重要价值。“自我的童年”是作家唯一可踩实的资源，离开它，我们有什么资格可言说童年？我们又能有多少可能说出伟大的童年真谛？

儿童文学写作的关键是建立童年视角，毫无疑问这一视角是从自我童年时成立与起步的。2020年，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出版了孙卫卫的《小小孩的春天》，能够进入这个经典书系，标志着孙卫卫个人的儿童文学原创及美学观念已自成一体，形成了自我稳定的风格。正如他作品题名的主旨，他的关切始终在儿童的“小”与其可能的发展，他在“小孩”前加了“小”，更加突出儿童本位立场上的价值倾向。金波先生说“孙卫卫的散文，一直坚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不浮华，不空泛，语言质朴无华”(6)孙卫卫：《小小孩的春天》，武汉：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封底。，这一评价道出了孙卫卫儿童散文独创性的根本原因，对个人童年史作系统反顾，以精神原乡书写第一手童年经验，真实面对童年治理中那些最根本的问题领域，在此基础上澄清童年生活本然与应然的“春天”属性，这是新世纪成长起来的儿童文学作家孙卫卫对儿童文学情感结构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三、代际使命与永恒的“成长”

儿童文学是“时间”属性很强的文学，它服务与面向的群体首先是因“时间”概念而生的。儿童文学是表现时间与应对时间挑战的文学，在终极意义上可以说是与时间抗衡的文学。这个具体博弈的过程主要聚焦在了“成长”问题上，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儿童文学的内涵与功能简单抽取为——儿童文学就是帮助儿童成长的文学。“成长”贯穿儿童全生命段，也贯穿儿童文学的整体过程。根据幼儿、童年、青少年发展任务的差异性，“成长”内容、指向与实现的方式有区别，但哺育与引领儿童成长的理念是共通的。曹文轩、安武林、孙卫卫基于各自成长经历与时代儿童文学的价值要求，对成长问题均作出了极有思想建树的文学探索。

“成长”的本义就是打破静止不变，“在路上”是成长的基本路径，它是具象的，也可以是象征的。由于“行动”的方法论价值在儿童的生活中非常关键，因此实体的“在路上”的故事长期以来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长盛不衰，历史以来的经典儿童文学莫不如此。从1980年代开始创作儿童文学，曹文轩对“成长”作为儿童文学主导价值功能的直悟与审美理解就非常自觉。应该说，“成长性”是他认同儿童文学艺术魅力的一个关键指标，也是他对“儿童性”内核的具体呼应与把握。这些价值旨归他都要通过“文学性”的精神创造去实现。

怎样去表现儿童的成长？更有意义的问题也许是，儿童是怎样“成长”的？成长有规律可循吗？作家对成长的人文关怀又有怎样特殊的价值？从曹文轩长期以来大量的“成长”文本书写，我们可总结出他对成长“主体性”含蕴及其意义建构路径的透视与认知，这是一个复杂多层的意义系统，我们阐述其中三个关键点。

1.成长是内力与外力的对抗，成长的回声响彻在力量的博弈中。成长是由儿童主体承载与实现的，但它必须在一种“关系”、一个打开的时空条件下去完成。在曹文轩的笔下，“成长”呈现为“壮美”的高贵审美范畴，这依赖于他倾心的“张力”表达。找寻“力”生成的人物、事件、情境是他构思与创造的重点。表现在作品的题名上，曹文轩更喜欢用儿童作为成长主体所触之“物”去象征点题，“意象化”是其作品名的显著特征。最大可能去彰显“物”的启示性，澄清成长命题的“非自我”属性，以敦促儿童与世界建立亲密的互动关系，这是曹文轩给予成长书写重要的价值发现。1984年他有一个短篇《海牛》，是一篇融“在路上”、象征性、力量感、关系建构于一体的典型作品。此外，像《古堡》《大水》《荒原茅屋》，以及《草房子》中的“红门”，一系列被赋予情感生命的意象，作为少年生命之力的对抗物，参与、见证了少年的“突然长大”，为读者指明成长的真谛。

2.成长通道——作为精神资源与方法的苦难，曹文轩是在儿童文学领域确认并建树这一美学命题的关键作家。尽管写苦难的作家并不少，但将苦难作积极的审美观照，参透其内在可转化为成长的精神力量，让苦难作为资源与方法进入成长命题，以极致的对抗之力彰显成长的要义，写出其经典品位的作家却并不多。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给曹文轩的颁奖词中专门提到了他对“苦难”的叙写，曹文轩个人也坦言苦难确实是其作品的基本主题之一，认为我们应该持优雅风度面对接受苦难，抱有感恩之心。(7)行超：《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站在水边的人无法不干净”》，《文艺报》2016年4月8日。曹文轩同时谈到，“记忆力可能是比想象力更宝贵的品质”(8)行超：《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站在水边的人无法不干净”》，《文艺报》2016年4月8日。。以历史记忆诠释成长命题，这也是他对该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

3.从“成长”书写到“成长小说”，文类的变化在急切吁求边界与思想的突破。“上世纪末，我开始写一种叫‘成长小说’的小说”(9)曹文轩：《我的儿童文学观念史》，《文艺报》2017年2月13日。，2000年曹文轩著文《论“成长小说”》，从学理上阐述论证“成长小说”区别于“儿童文学”的内涵及其存在的必要性。“成长小说”聚焦“高年级以上、成人以下这一段”，它得开创一种摆脱“儿童文学”限制的、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青少年亟需引领的成长话题。而这些处于向成人社会过渡带的广阔的生活世界，长期以来在“儿童文学”的文类限制中实际是被遮蔽了的，或者说我们被迫无奈地回避了。曹文轩认为“成长小说”的命名，将带来认识论意义和审美意义上的价值。他说得很对很准。事实上，自他提出“成长小说”这20多年来，这一领域也是儿童文学发展最不充分的版块，这一现状更反证了他审美思想的敏锐性与前瞻性。

除去以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烛照儿童成长，曹文轩对幻想文学的中国表达很早就有思考，且在“幻想”与“文学”的本体关联上，他用力颇深。他的《大王书》第一部于2007年出版，为了写好这个幻想系列，他精心构思八年，很认真地看了大约20部关于人类学方面的皇皇大著，像是弗雷泽的《金枝》、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泰勒的《原始文化》、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等经典著作。在了然人类“幻想”活动的发生机制后，从母体文化的最深处出发，他创造出了以中国文化为基因的幻想世界，且用“幻想”的方式书写了东方少年的精神成长，聚焦人成长的必然性、成长的历程、成长的目标等具体问题。

安武林的创作兼及多种文体，其小说创作主要面向少年，所以他对“成长”命题的关切也非常贴近曹文轩的价值视阈。不过他特别聚焦的是“情感”维度，着力的是牵制少年们精神健康的“情感关系”问题。安武林很多小说都关注到“友谊”这个话题，它的频繁出现提醒成年人要切实深入到儿童生命世界内部去建设他们的生活。“友谊”是少年儿童在家庭之外的“亲密”关系，是他们实现“社会化”的第一表征。安武林认识到，维系少年人精神健康的核心就在朋友的陪伴，这种陪伴一方面显示少年在成长中必然要脱离家庭的自然规律，是他们开始独立的第一步；另一方面又呈现新的陪伴关系建立时的诸多困惑、无奈、喜悦与失落。实际上探问到人作为个体，终其一生都逃脱不了的主体间性的建构问题，儿童文学聚焦的就是未成年人这一段。安武林在很多作品中都写到了友谊的美好，但更多时候他是在勘探这其中的问题与种种不安，各种导致亲密关系被破坏的因素。《十四岁的天空也下雨》《千纸鹤》都写了友谊的终结与背叛，友人彼此间的刺激与伤害，这其中彰显出的女性性别情感特征尤其值得关注，对于敦促女性重塑情感的自我认知有积极的价值。

安武林也写少男间的友谊，尽管也会出现信任危机，但相对少女，理解与宽容的价值元素会更多一些。安武林对少男少女异性之间的感情交往也颇多思考，他主张要以自然健康、科学的态度看待这些懵懂的表现，不要简单冠之以“早恋”去草率对待，他在一般的“爱情”之外写出了孩子们在异性间更丰富的交往内容。如《夏日的海滩》中晓丽与林生的交往，《浪漫之旅》中大江和梅子的一次外出，《粉红的日子》中“我”与同桌女孩米舒的友谊，这些故事中少年人异性间的交往与世俗观念形成极大反差，引导成年人认真反思我们传统上以“概念”认知儿童存在的巨大问题，成长确实是在少年“内部”完成的一个自洽的饱满的过程，社会与外界力量需要给予理解与关爱，而非简单粗暴草率地对待。

基于文化差异引发的成长困境也是安武林着笔较多的领域，城乡交接带是他小说创作很重要的一个切口。在城市就学的乡村儿童，如何拥有自如自由的交往空间，如何获得适切的生活体验，如何找到稳定的价值支点与情感依托，面对友谊天平的失衡，他们又该如何冲破这有形无形的牢网束缚，这其中有很多现实艰难的问题需要成年人作价值引领。

聚焦“情感”，安武林致力于开垦的就是在孩子们波澜不惊的表象之下，其内部涌动、潮起潮落的精神海洋。那是一块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被压抑的、吁求释放与舒缓的领地，儿童文学以强烈的人文关怀使其可以探入，去尝试触摸肌理并柔缓地抚平。更多时候，作家要放大呈现孩子们心灵内部的东西，以对“孤独”的裸露引领我们思考存在的命题，获得解决的路径。

主体性建构是“成长”要解决的核心命题。安武林注目到这一问题的症结在成年人，他在童话《马大哈熊爸爸》中塑造的马大哈熊爸爸集中表达了他的教育思想。这个爸爸在大大咧咧、粗心笨拙的外观下，却拥有一颗与人为善、尊重万物、向往自由的透明的心灵，他能做到陪伴孩子一起成长。作品中有一个细节绝妙地隐喻了成人与儿童主体间性关系的特征。在熊爸爸的大自行车与熊孩子的小自行车中间，被一条焊接的铁棍连接着，这保证了他们俩永远能同步向前。这一“物化”的关系模型，最直观地提醒我们儿童主体性的建构路径与可能。

是什么决定了孙卫卫可以成为一个专门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而不是其他？以他自少年时便对创作投入的热情与积累的能力，正常发展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但是他却一直选择在儿童文学这个领域不离开，而且一口气写到现在，出版的书也有60多本了。穿透孙卫卫的文学世界把握其精神主轴，可以发现是“成长”——是他对“成长”的好奇与迷恋，对自身成长经验的固持与不舍，促使他源源不断、持续地用文字去与自己的童年历史保持时间上的联系。

2001年孙卫卫出版的第一本书题名为《正好年轻的故事》，2002年他的第二本书为《成长诡迹》。成长，自创作之初便宿命般地成为他绕不过去的价值命题。只有珍视童年记忆，始终能在童年根部环视人生场景的人才有资格去写作儿童文学。如果不能时时魂牵梦绕地回忆着自我的童年的话，儿童文学作家又何来充沛的激情与能量去持续地与童年对话？“成长”书写本质上是一种面向自我的内部书写，它不是在写现象，是在写生命内部不断分裂与统一的过程。由是，“成长”的事件性本身的价值是大于文学的，文学在伟大的作为事实存在的“成长”面前黯然失色。如果看孙卫卫与王碧文合著的《薰衣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的通信》(2003)的话，我们就会对此有强烈的感受，青春期唯一的使命便是美丽的成长，它里面蕴藏着所有的美好，能够茁壮地成长着，表达着，是人生在世最大的幸福与祈愿。

《班长上台》是孙卫卫儿童小说中的一部经典。这是一部非常好读，浸透着童真与叙事幽默的优秀作品，写出了完全意义上的代际童年样态。但是这部书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其实是它的儿童观，是书中若干成年人表现出的非常现代开明的教育观，以萧老师为代表。所以孙卫卫曾经就以“亲亲萧老师”为题，专门写过一个孩子对一个老师的爱戴。“孙卫卫”长大后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积极传承爱、坚守责任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家，正是因为他在童年与少年期遇到的所有的长辈们，给予了他充分的爱与鼓励、信任与扶持，使得“成长”于他而言，永远定格的底色便是温暖与光亮。

透过曹文轩、安武林、孙卫卫三位作家的艺术探求来看，虽处不同代际，但他们都绝对专注地返回自身童年深处，用文字与思想淬炼那些具体的个人的童年经验，在社会结构中勘探童年本质，凝练儿童文学的中国内涵——向上向善向美。在从自我童年走向更广阔的童年人生，服务于全人类少年儿童的精神发展的征途上，他们找到了“成长”——这一架通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可以作为方法论指引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们持续展开不懈探寻的文学领地。

本文首发于《关东学刊》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