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全印

一九八九年，我任教于后河一中（淑君中学前身），负责政教工作，时值杨景尧先生第二次返乡。

自从改革开放后，国家各项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在这种强大力量的感召下，才使杨景尧再次回到家乡。

杨先生与家父同学，且比家父小一岁又一天，我们两家住宅相距不足百米，按街坊我叫他尧叔，同时 我又是他儿子的学生，后又和他儿子在一起任教，他的三个孙子又都是我的学生，有了这层关系，自然就多了一些交往。

那天尧叔来到校园（原后河一中），我陪他游走时，他向我讲述这个学校的历史，述说他当年在这里读书的经过。当他得知学校目前图书馆存书严重不足时，立即拿出一万元让学校尽快购书填充。又得知后河原有一所职业高中，感慨地说：“文化底蕴深厚的后河必须有一处中学，高中必须办下去！”

尧叔开始为办学奔波，他的想法与做法很快得到后河村委的拥护，得到了当时的县政府和后河镇政府及各级教育部门的认可与支持。

1989年秋，杨先生捐资140多万美元，建设淑君中学。第一期工程于1990年3月奠基，11月竣工。

竣工前两个月，杨先生又一次来到校园，再次捐出一万元，让学校成立军乐队，为淑君中学竣工和原后河一中入住新校区搞庆典使用。军乐队成立了，为不影响学生学习，我们二十多个教师进入了紧张的训练。当时我吹的是中号，每天下午放学和早自习前，晚自习后不间断练，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训练，我这个乐盲竟也把规定的几首曲调学会了。这都是杨景尧先生爱国助教情对我的鼓舞。

学校当年11月建成，并以杨先生妻子淑君的名字取名为淑君中学，于11月19日，举办了盛大的竣工与开学典礼。后河一中全体师生（三级九个教学班）喜搬新校舍。后河村全体村民为感谢杨先生的大善义举，集资建造“景行亭”一座，以彰显先生之美德。

入驻淑君中学后，我仍负责政教处工作。闲暇的一天，在杨先生家闲聊，我打趣地问：“尧叔，你也惧内吗？”

看到尧叔好像生气的样子，我急忙说：“学校为什么用老婶子的名字？”

尧叔低沉而又意味深长地说：“孩子，到台湾后，日日夜夜都在想家，可不敢回来。现在大陆开放了，对台胞关爱优待，我方得以回来自从与大陆通话后，我得知你婶子如何艰难奉养双亲，如何在父老乡亲的协助下，对先父母恪尽生养死葬之孝道，如何不辞劳苦抚养一双儿女成人，完成成家立业之大事，忠贞不嫁，我坐不住了，睡不着了，思虑万千，所以我决定为报答故土养育之恩，兴建一所以你婶子名字命名的‘淑君中学’，以志感恩，作为永久的纪念。”

在淑君中学还有一座清钦纪念馆，清钦纪念馆是作为学生开会的会堂，为什么以清钦命名？应邀第二次来到杨先生家后知道了真相。

先生这样告诉我：“杨清钦是福建人，在台湾与我是至交。此人襟怀坦白，慷慨大度，非常热心地方教育。那年，受改革开放政策的感召，我与杨老兄谈及回乡办学时，他慷慨提出愿与我一同创建这所学校，我婉拒了。见我拒绝他的一片真诚，他很生气，我把以夫人淑君的名字命名校名的想法作为拒绝的理由，他这才消了气。可他接着说，我出40万给学校建一个容纳千人的会堂，这下我无法回绝了，只得同意。”

事实上这个纪念馆花费远远超过了40万，不足部分由杨先生负担。他又接着说：“但不能辜负清钦兄的一片赤诚，未经他许可，我就用‘清钦纪念馆’来命名这座馆舍，以示彰显他为我后河教育做出的贡献。事后我回台湾见到清钦兄，让他看了馆舍的图片，说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做法，他还夸我用心良苦呢。可惜的是清钦兄一直未能走进这座以他命名的馆舍。”

时在2008年8月，淑君中学教育滑坡，质量低下，尧叔让我约学卿哥面谈。在老家住所，老人家慈祥地和我俩握手，步子稳健，精神矍铄。简短的寒暄之后，领我二人走进他的书房，我们是晚辈，他说话的语气既有长者的风范，又有同志般的热情。

坐下后。他把一瓶饮料递给我们，笑笑说:“我叫你们来，是想商量淑君中学发展的事。”顿了顿，看了看学卿哥，接下来说:“淑君中学陆续投入近千万元，现在的情况不理想，有民怨，钱花了不说，家乡的人才埋没了。后河，长葛市文化重镇，看来要落后了。”

他忽然一转平静的语气，期待地盯着学卿哥说：“听说你在教育管理上有建树、寄望于你，把淑君中学撑起来。”学卿哥吃惊地问：“学校你不是交给政府了吗？你还管？”

“我给你打个比方吧，我的子孙气了我，我说，'你想咋着就咋着，不管你了!能不管吗?”看来，学校兴衰，时刻都在先生的心中记挂着。

中午用餐，他拉着我们坐在他的身边。临走时，嘱托道“振兴家乡根在教育，为家乡为社会培养人才，责无旁贷啊!”

80岁的人了，对家乡教育发展竟这么执着，我内心深处突然生出一种敬意。更重要的是，杨先生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对人才的迫切需求，才急于建校育栋梁，报国兴中华。

“离父别母四十载，重返故乡。高堂倾，坟夷墓平，心怵神伤。归盼彩衣娱膝下，不期乘鹤竟弃养。问苍天，知我爷娘魂在何方? 化悲痛为力量，输万金建学庠，兴文教成立基金会，坊乡邑清贫优才子，尽馈膏火助寒窗。聊献我区区寸草心，报家邦。”这是1989年杨先生第一次回到家乡后，写下的词《满江红》。

故土牵挂了先生的心，每隔一段时间就回来一次。在一次次的交谈中，先生不止一次地说，穷的根子是科学技术落后，人才匮乏。他就在心里打起了算盘，想了很多法子，最终想到了设立一个文教基金会，用以鼓励学子上进.攀登科技高峰。

他本想回大陆不再做生意，想将积蓄全部投入到文教基金会，可又一想，那钱总会有一天枯竭。为了让基金会永久生存下去，并使基金源源不断,他想独辟蹊径，欲将在台湾的储蓄拿大陆投资做生意，用做生意的盈利，每年向基金会增注。这想法他先存自己心里，不向人宣告，自己运筹起来，为即将出世的基金会营建起造血工程。

1995年11月24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由杨先生独自出资30万元人民币的“杨景尧文教基金会”在长葛市后河镇正式挂牌成立。全体理事到位，社会各界前来恭贺，让人振奋的是，杨先生宣告每年将自己独资企业利润的十分之一,合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百陆续注入，年而复始川流不息,不断扩大基金会的基金。河南日报于当年11月28日对基金会成立进行了报道。到2010年共资助大学生995名，硕士研究生68人，博士生11人。

基金会成立十周年时，我曾赋藏头诗一首以示祝贺：

基业铺展游子心，金玉良言泽黎民。会当凌云健笔时，成诵一首报君恩。立信扬名读圣贤，十载寒窗省自身。周情孔思乡贤意，年高德劭励后人。

那年春节前夕，我随校领导班子成员专程看望先生，其间提及许多受过先生恩惠的人，都表示将来要报答杨先生。杨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说：“报答我有什么意义？有条件的时候，也去帮助困难中的人们，那才有价值。我自己是一盏灯，光焰微弱，可是如果我能点燃十盏灯，这十盏灯再点燃一百盏灯……照这样下去，光明和温暖就能充满世界。”

爱与奉献当然是有回报的。不过在先生看来，这种回报不是基于物质利益的“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而是奉献爱心时自己心里的那份愉悦。那份重重的期盼！

杨先生接着说：“在你给别人帮助的同时，你已经得到了回报，看着别人摆脱困境，心中的喜悦和满足是难以言表的。”

因为有内心的喜悦作为回报，先生也不追求虚浮的名声。他所追求是人才辈出，中华复兴，国富民强。我清楚先生的事迹在社会上传开后，不少新闻媒体想报道他，但都被拒绝了。在名利面前，先生始终保持着淡泊和宁静。

这时杨先生站起来，指着他的住宅说：“这些东西是我的吗？它们虽然今天记在我的名下，但我能永远地占有吗？天地者万物之逆旅，我们不过是这世界的匆匆过客，拼命地追逐财富地位，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人的天职在于创造，人的价值在于贡献。”

先生的话虽不多，语出惊人，如珠落玉盘，似座右铭，这些都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

在当年的实验班开学典礼上，杨先生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你们是未来国家的栋梁，国家振兴靠你们。你们一定要立志高远，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大学、出国深造，如果在求学路上遇到困难，我将继续帮助你们排忧解难!”，

行如所言，杨先生的承诺一一兑现：1992年他向佳和高压电器有限公司投资了200万元人民币;向宇利达(深圳)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投资了100万美元;向漯河金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入了300万元人民币;向洁达陶瓷有限公司投资了25万美元。1993年向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投资了30万美元;向水上世界投资了5万美元;向许昌市科委科技开发投入了30万元人民币;向山东金埠石材开发有限公司投入了150万元人民币，与二瓷、葛天宾馆联合创办宝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投资130万元人民币1995年向裕利达（长葛）粉末有限公司投资35万美元;向河南富基电脑图像彩印有限公司投资50万美元。1996年又向裕利达（深圳）粉末有限公司投入100万美元……

这些投资的收入，都倾注到教育基金会，对莘莘学子助困解危。

杨先生对社会的投资与个人生活的简朴形成强烈反差。那天我到基金会办事和他的侄子坤岭交流，说到了先生的 “抠门”时坤岭说：“逢年过节或过生日，小辈们想给他买件衣服、鞋子之类表表孝心，他却告诫子侄们:‘不要买，不要花钱，还有穿戴。’有时买衣服他问问价钱多少、一件上衣超过50元，一对鞋子超过20元都嫌贵，如果谁买了就免不了受几句数落。

我还亲眼看见，他批评自己的孙子：“餐巾纸撕够用就行、成团扔掉不就可惜了！”他深知“成由勤俭败由奢”，要把钱花到最有用的地方，并从一件衣物、一张纸、一顿饭上节省开支。这种道德情操，深深打动了我。

期间，尧叔住在漯河京普花园时，委托现同（当时时常在先生身边）约我去漯河见面。为了和杨先生见面，我早早乘车上午十点前赶到了漯河。初次到漯河，加上路盲，先生让他的仲孙文杰（我的学生）驾车在车站接我。上车后文杰说，家很好找，见写有‘四知世家’的便是。

“四知世家？”我品评着这新奇的名字，来到了杨老先生的家里。

这是我第一次到漯河杨先生家做客，与两个月前老家里的他一样，一褂中式对襟棉袄,西式裤子，衣着得体而端庄。杨先生把我让进西会客室。客室面积不大，正中一个大茶几,上摆一盆花草，茶几左右各有一软包小杌；北墙挂一卷轴，友人送的，上书杨先生的《满江红》。东墙是一面锦旗,略已褪色，上绣“爱老济贫”，落款是后河村委会。

刚坐定，我便道出了我的疑问：“四知世家，‘四知’指什么？”

杨先生略作沉吟，神情庄重地说道：“汉朝有个叫杨震的太守,一个夜晚，在野外属官向杨震行贿，说，杨大人，收下吧，没人知道。杨太守回答说，怎么没人知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没人知道！拒收那人的贿礼。皇上得知，御笔赐杨震‘四知世家’，我们杨家的祠堂就叫‘四知堂’。”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杨先生以此自勉，还方方正正地高悬于门前,让人品评，接受监督，难啊！可见其人品高大，处世清正。

曾有一件事对我震动很大。那天杨先生的仲孙文杰找我 “诉冤”，我站在葛仙灵池旁听他诉说。事情是这样的，文杰那段时间因绿卡丢失回不到美国，看到母亲为全家人做饭很是辛苦，向爷爷提出要为母亲分担，先生说：“当然可以呀，你们两个每人四百元。”原来先生为了让家庭每一个人能够自立，对于操劳这个家庭事务的儿媳每月支付800元。文杰的话对我震动很大，先生对待家人这样的“抠”似乎不合情理，可大把大把地把钱奉献社会，合理吗？

基金会成立十五周年前夕的一个下午，我受理事会委托，正在为纪念特刊撰文，门外响起上台阶的“嘚、嘚”声。听声音知道是老年人来访，因为这些年我一直整理地方文化，不断走访老年人，也有不少有兴趣的老者造访。

我急忙放下笔开门迎接，见杨先生掂一手提袋，已拄杖站在门前，我忙上前搀扶，作为晚辈我调皮地说：“尧叔，悄悄地进村。”给老人让座后，边倒茶边说：“上门收作业，我还没完成呢。”杨先生笑着说：“岂敢，岂敢！”简短的话语里略带疲惫。我急忙奉茶后站在先生身边，先生见我不坐就要起身，我急忙搬凳坐在先生对面。

先生稳稳神，一字一句说道：“全印，一事相托，我的回忆录第三部已完成，你抽时间斧正。”说着把厚厚的文稿双手递给我，我诚惶诚恐，笑着说：“胆敢，能荣幸知道您不平凡的一生就够了。”杨先生接着说：“一事相商。我年事已高，近几年做事力不从心，天命难违，近段准备拟遗嘱，征求一下你的高见。”

当听到先生遗嘱的大致内容，多是为国、为教育、为家训遗风之事，我更敬佩先生高尚的人格，也就没多发表见解。

那天谈的，多是令他自豪和敬佩的“老大人”杨佩璋，因为我写了有关杨佩璋的书，杨先生一直表示感激。

杨先生除扶贫助教外，还酷爱文化事业，资助过《葛天文学》，帮我们出版了《葛天故里》。杨先生让我继续把杨佩璋写下去，说实话，我没有辜负重托，几年来与杨应甫老师合作以杨佩璋为题材完成了大型古装戏和长篇说唱《御扇记》的创作，可惜先生未能目睹。

当时杨先生又谈了基金会的持续发展等，近两个小时畅谈很是投机，这也是我与先生独处最长的时间。几年过去了，那谆谆教诲与高尚人品记忆犹新。

2018年12月25日上午，我驾车从石固到许昌办事，电车放在天宝宫附近。刚坐上公交车，手机响了，朋友说：杨先生凌晨去世，享年96岁。

当时我就懵了。半月前我们还在一起为他祝寿，只是被搀扶，并无大恙，且喜笑颜开，饭后大家又合了影。怎么会走得这么突然？——匆匆办事回到后河，因为不相信，所以专门途径先生门前，见门前停有车辆，有帮忙打杂的人，我不得不信。来到街上以农村风俗拿了一刀纸，进屋后跪在了先生灵前失声痛哭。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走了，在实现了他的“立德、立言、立功”后走了。他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也希望我们先生的大爱和善举能够薪火相传，帮助和支持家乡发展，为国家多培育栋梁之材。

尧叔，愿您在天之灵安息！

作者简介

袁全印，后河镇后河村人，退休教师，河南省民协会员，省诗词协会会员，长葛市民协顾问，杨景尧文教基金会理事，著有长篇民间文学《话说翰林杨佩璋》、《华夏德星陈太邱》、《葛天钟氏》、《葛天氏故里》（合作），大型古装戏和长篇说唱（同名）《御扇记》（合作），中篇民间文学（故事）《三国故事》（合作）《古雪为心》、《乡绅刘仰廉》《仗义豪侠曹海印》《杨佩璋与河南烩面》等，现受聘于后河镇文化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