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义隆北伐失败之后，虽然北魏在北方一支独大，但以当时北魏的国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坚守黄河以南地区。

拓跋焘虽然在与刘宋战争期间两次讨伐夏国，但都是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在前线取得了重大胜利的情况下，他却总是浅尝辄止，匆匆返回平城。其根本原因还是兵力不足，也担心柔然和北燕乘虚偷袭老巢。当魏军对宋军取得胜利以后，司马楚之曾上书拓跋焘称“我受命南征，日夜忧虑，废寝忘食，屡屡派人南渡长江，宣传大魏的美德，江南人民莫不翘首北望。刘义隆兄弟知道江南人心不稳，派遣臣的仇人来当司州刺史，统领淮河以北七郡，代替垣苗镇守悬瓠。自从宋军在洛阳、滑台失败后，刘义隆恼羞成怒，将到彦之削职为民，在寿阳把姚耸夫诛杀，在彭城将竺灵秀斩首；王弘称病退位，檀道济也被贬斥。刘宋已成土崩瓦解之势，因此，我请求趁此良机，一举荡平江南，统一天下。”但拓跋焘以部队疲劳为由，没有同意。

除了防备柔然和北燕之外，拓跋焘还需要时间去消化庞大的新占领区和数量同样庞大的新近归附的民众。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北魏接纳了大量的柔然、高车、夏国等各族部众。前不久，新近归附的柔然、高车部众还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叛逃事件，而北魏并州地区的山胡也蠢蠢欲动，这一切都不允许拓跋焘继续他的兼并战争。不过，这些因素属于军国机密，他自然是不会明确告诉给司马楚之的。为了争取宝贵的时间，巩固国内的统治，拓跋焘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

一是主动向刘宋示好，请求实现两国的和解。魏军攻占滑台后，即于同年六月向刘宋王朝派遣散骑侍郎周绍提出和解。拓跋焘还向宋文帝刘义隆提出和亲，刘义隆既不好严词拒绝，又不愿勉强接受，只能含糊其辞地给予答复。魏军占领滑台后，并没有继续南下或者东进，基本上驻守在原来划定的边界上。拓跋焘担心主战的司马楚之会在边境上惹是生非，打乱他既定的战略部署，很快即任命其为散骑常侍，将其从黄河以南调回平城，而任命崔浩之弟崔恬的女婿王慧龙担任荥阳太守。

二是向柔然继任可汗示好。魏国边境的骑兵部队抓获了柔然南部二十多名巡逻兵，这些柔然巡逻兵被送到平城以后，拓跋焘不仅没有杀掉他们，相反，还赏赐给他们衣服，将他们安全送回。拓跋焘此举让柔然上下非常感激，也就是在这一年，即神嘉四年（元嘉八年，公元431年），继位一年有余的柔然新任可汗吴提向北魏派出使者表示与北魏实现和解————当然，柔然敕连可汗吴提的这一举动，也有他自己的道理∶就当时的客观情况而言，柔然根本无力再与北魏为敌。

三是在国内制造休兵安民的假象。神嘉四年（元嘉八年，公元431年）九月二十五日，拓跋焘下诏称∶“如今大夏和刘宋两个敌人均被我们击败，我们将停止发动战争，发展文化事业，重新拾起因战事而忽略的事情，寻找隐居不仕的贤人。拓跋焘对外宣称将“偃武修文”，并采取实际行动征召汉族士大夫到中央任职，既有利于实现统治区内的政治稳定，又对北燕的汉族士大夫们起到一定的吸引作用，还能够进一步地迷惑北燕政权的统治者们。在征召汉族士大夫的同时，司徒崔浩还决定重新品定士族门第，确定官员出身门第的高低。卢玄是卢谌的曾孙，也是崔浩的外甥，他建议崔浩说∶“创建一项制度，要选择适当的时机。欢迎这项改革的，能有几人?请三思而行。"但崔浩不从，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四是修订法律。北魏的法律可以上溯至拓跋什翼犍时代，那时的代国才开始有明确的法律，拓跋什翼犍规定∶"反叛的要族诛，其他犯罪允许交纳金子、马匹赎罪。允许杀人犯给死者家属马、牛、送葬品私了。盗窃公家财物的，要赔偿五倍的财物；盗窃私人财物的，要赔偿十倍的财物。”道武帝拓跋珪入主中原以后，仍然感到过去的法律比较烦琐，又进行了删减。但到拓跋珪晚年，他随意诛杀，刑罚变得严酷起来。明元帝拓跋嗣继位后，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神嘉四年（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十月，拓跋焘命令崔浩修改法律，废除了四年、五年有期徒刑的条款，增加了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的情形；对于用巫术害人的，在其背上绑上羊，胸前绑上狗投入深渊；九品以上官员可以用官阶赎罪怀孕妇女待其生产一百天以后，再执行刑罚；在各级政府门前的左侧设置登闻鼓，方便群众擂鼓申冤。

宋文帝刘义隆的这次北伐以失败而告终，南北重新恢复了和平。除了主将到彦之是个常败将军以外，刘义隆身边再无一位得力的军事参谋人才大约也是这次失败的另一个因素。刘裕时代不仅猛将如云，而且谋士如雨。像士如刘穆之、谢晦、傅亮等人，也都为北伐尽了力。如今，刘宋朝廷中的宰相王弘、刘义康，还有为数不少的“如宰相”们，不仅事权不一，相互之间推诿扯皮的事情也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像王弘、王昙首兄弟这些出身大族的子弟，他们治军治国并无太多的办法，却工于心计，深谙明哲保身之道，他们关注的焦点就是如何在风云变幻的政坛上保全自身，保护好家族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