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画中有三美 谁解此中味——广东韶关学院美术学院教授杨建华画论撷英

【香港联合时报 王长华】

杨建华简介：

杨建华，字灿文，号问学君。1946年生，甘肃陇西人，出生于书香世家。曾任陇西书画院院长，陇西美协主席。原就职于广东韶关学院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韶关美术学院教授，韶关书画院副院长，专业书画家。

多年从事中国画的教学、创作和科研工作。作品参加“长城颂”国际美术大展、全国群星美术展和由文化部、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诗书画大展”，以及第八、九届全国美展，分别获国际创新奖、全国优秀奖、成就奖、一等奖、省级一、二、三等奖、优秀奖、地区一等奖。其中，《丝绸之路文化》获甘肃省委、省政府对文学艺术创作优秀成果的最高奖励——敦煌文艺奖。在《美术》、《美术大观》、《美术观察》、《中国书画报》、《香港华侨日报》、《高等教育论坛》等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美术作品500多件，论文13篇，其中，《创作心象诠释》、《论中国画变形画法》获全国论文一等奖。作品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东南亚等国展出，部分作品被国内外艺术机构和政府收藏。传略入编《中国美术家辞典》、《中国美协会员名录》、《中国美术家》、《世界现代美术家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当代文艺界名人录》等12种辞籍。出版美术理论专著《中国画论与创作》、《杨建华画集》、《杨建华中国画选》。先后在兰州、韶关、广州、深圳、澳门、北京等地举办联展、个展。专题片《泼墨挥毫——杨建华》在广东电视台“古韵今谈”书画名家栏目播出；专题片《杨建华艺术人生》在韶关电视台“三江视线”栏目播出。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美术》主编、著名美术评论家徐恩存先生在《耕耘者在秋天迎来了收获——杨建华的中国画艺术》一文中，这样评价：

成长在西部，定居于南国的画家杨建华，以其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和自身的悟性、才情，在艺术上独树一帜，厚积薄发，40年潜心于绘画，终于自成格局，显示了画家艺术青春永驻的活力与创作激情旺盛的不衰生命力。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认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其实，拿这句话来关照美术家杨建华先生，更是非常妥切。

他“入乎其内”，“写” 出了数百件美术作品；“出乎其外”，他又“观”出了美术创作的规律，其美术理论专著《中国画论与创作》、《论中国画变形画法》，在美术理论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的美术作品，洋溢着一股“生气”，他的美术理论，也达到了“高致”的程度。

本文所要阐述的，主要就是杨建华先生“高致”的美术理论。

中国画的“三美”

杨建华先生认为，笔墨、形式、意境，是中国画的“三美”。

中国画用笔墨写意，笔墨给观者以美感的记忆，它是作者用来体现美感的基因，是画家心灵的物化和对绘画工具性能的掌握和发挥。中国画以笔墨为主，用笔写形在于传神，气韵生动得从笔墨取得，通过对笔锋不同弹性的运用，表现韵律的美感。中国画为什么长盛不衰，主要是笔墨的作用，放弃了笔墨就失去了中国写意画的灵魂。

一个画家的笔墨表现至关重要，它是所表现物象造型法则基础之上最生动、最具本质的可视部分，是绘画的精、气、神。笔墨不是工具材料，而是画家在作画过程中留下的墨彩轨迹，这种轨迹启人美感，令人遐思，也反映出一个人的艺术修养与气质。

中国画论和中国文论一样，在诗画作品的阐释方面，有时显得过于玄虚，使人摸不着头脑。可能觉得这样解释“笔墨”有点难懂，杨建华举例说：

艺术相通。在音乐演奏中，一个持琴演奏者拉出空弦音，就能判断出几分演奏水平；舞蹈演员一两个舞蹈动作的演试，也略能看出其基本功。

同理，在评价一个人的文章水平时，人们经常听到一个词：文笔！说某人文笔好，意思即是说，这人的遣词造句的能力强，运用语言文字表情达意的功夫深。

触类旁通，中国画论中的“笔墨”，其内涵也和文学评论中的“文笔”大概相似。

形式是艺术创作和欣赏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作者情感的倾泻，是心灵的歌唱。艺术是美的创造，它的责任是作者用形式把自己感受到的美，尽可能地告诉别人。要创造“美”，就得打破旧程式，创造新的“形式美”；而构图规律作为“形式美”的表达方式，就是在这种发展中蕴生的。

一幅画作没有形式美，就好像诗词不守格律，音乐没有节奏，书法缺乏律动。

杨建华先生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了17例构图程式，分别是：二部式、三部式、平面散点式、上实下虚或下实上虚式、S形式、Y形式、金字塔形式、C形式、之形式、对角线式、顶天立地式、外虚中实式、中心屹立式、曲形互为对抗式、横平竖直式、平面对称式、圆月苍穹式。

杨建华还认为，在中国画的构图形式上，一定要形成规范，要有标准，要讲程式，但也不能唯程式化。在具体作画时，也可根据笔墨变化所形成的态势，因势利导，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新构图，最后再作整体的调整、补充。

没有长期不懈的创作实践，是难以体悟出这样高深微妙的创作经验的。

意境是中国画表现力的综合体现，是作者主体审美意识和个性特色的展示，它将中国画的精神性推向更高境界，再现作者主观感情和客观物象之间的协调，用更加完美的意境表现中国画的内涵。

审视作品的标准，就是看气韵是否生动，形式是否具有美感，笔墨表现是否过硬，墨彩变化是否多样，内容是否贴近生活，精神性与心象语言是否得到充分展现，而这一切则是创造意境美的必要条件。

中国画的艺术是“意象”艺术，作者的创作心境，不论是欢快跳跃、情绪激昂，秋风萧瑟、心绪惆怅，还是慷慨豪雄、浩荡悠长，或者是思绪缠绵、悲愤交加，都会体现在作品的意境里。不同的情绪，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意境，主客观在这里得到高度的和谐与提升，产生着异乎寻常的感人画境。

中国画的哲理

中国画里的“点”是运笔语言，如花鸟画中的点梅、点蕊，人物画中的点睛，山水画中的米点皴、点垛、点苔等。“点”是中国画造型手段最基本的部分，它区别于工艺绘画中的整齐规则之点，而是具备方向、变化和力度的独立审美语言之点，是情感色彩之点。

“线”也是造型艺术最重要而且最普遍的运笔语言。从状物再现到抒发情绪的再现，从具象写真到抽象写意，无不体现了“线”的艺术生命和它在绘画艺术中特有的审美价值。杨建华在继承和吸取民族传统绘画“线”的表现力中，借鉴国内外各家用“线”的精华，从而形成了自己“形随线至，线富于神”的格调，以求更富文化含量的内涵性气韵。

“点”在不停地运动着，点以运动形式沿着曲线轨迹回转，起点与终点重合，形成“圆”。“线”是“点”的运动轨迹，“圆”又是“线”的运动轨迹，中国画是“线”的绘画艺术，无疑，也是点、线、面的绘画艺术。以点、线、面为造型手段的绘画艺术，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运笔规律。画家的责任就是将这些静止的点、线、圆，描绘成具有动感的点、线、圆。

要将生活认知中的点、线、圆，物化为中国画里运动着的点、线、圆，必须学习和提高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强化三者运动的意象表现技巧，优化中国画表现语言，再现画家对生活的情动和语境思维的把握，在探索与追求中体现这种物化了的艺术语言，在点、线、圆的表现情状中不断提高自我，使艺术语境表达更加理性和深层。

对于中国画的“知黑守白”的论述，是杨建华画论中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

中国画，运用宣纸的特性作“黑白”学问，一件作品无黑无白不成画。古人云：“素以为绚兮”。素，即“白”的意思，素不但为“绚”而存在，更为绚而增光添彩，传统绘画就是以这素白之色来造黑的大象之天地。西方绘画大师赞赏中国画明豁、练达，笔简意赅，殊不知这“素白为绚”之理，正是中国传统绘画产生特殊艺术效果的关键所在。

画面的黑白面积处理与安排，是根据内容与形式的要求来定，白多黑少，如诗一般以虚写实。

无论以空白为主，或以黑为多的布局，都是虚实、疏密、繁简的黑白对比学问，是黑白色块面积的比例变化的显现，疏密是点、线、面结构的艺术组合，虚实是墨彩干湿浓淡的体现，都对作品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黑白对比的安排，是画面整体的神韵与龙脉。空白赋予画家最大限度的自由发挥空间，于咫尺画面中，纵情展示情境，壮怀吞吐，涵千里江山、万里城廓于笔底，再现中国画独特的精神魅力和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特点。

空白具有诗一般的含蓄性，使大美于不言之中，意蕴于有理之内，在含蓄与包容中追求作品的深层意境。

在中国画里，黑白生发着无穷情趣，可将画面意境推向更高境界。对黑白运用的研究，将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深入和完善。

中国画的变形

一个人的艺术欣赏水平会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而提高，并互为交替更新，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改变着旧的格局，冲击着传统模式。在保留优秀传统画法的同时，寻求视觉观念的更新，享受变异中的美感。于是，产生了中国画变形画法。

中国画变形画法古已有之，如梁楷、任伯年的人物画，八大山人的写意花鸟画等。当代中国画变形画法者甚众，却从未形成体系。

中国画的变形，就广义来讲，就是要在原写实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形似”突破和“神似”表现力度，更大范围体现画面的传神与意蕴。画家心追手摹，寻觅变形画法的亮点，不断总结和完善作品的表现力。

中国画变形画法，就是画家以自然美为切入点，顺藤摸瓜，运用概括、夸张、变形手法，表现物象的本质和精神内涵，在“心象意念”的主导下，力求摆脱纯自然的描摹，中发辩证，求不似之神似，抽象之神似，发现丑中之美、扭曲之美和重要特征的夸张之美，以画家对物象的理解和认识为主轴，将形式、神韵、节奏、笔墨、意趣发挥得尽善尽美，使意象思维更趋深化，再现艺术表现的视觉特质。变形，并非意味着脱形、乱形、非形，它表现着主体的“精、气、神”，是作者艺术语言之大美，升华形的变异之美，给人以视觉享受和精神愉悦，启迪心灵，促人奋进。

随着中国画创作者的锐意进取，积极探索，一个具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画变形画法，将日臻完善，自成体系，跃上更高层次。

诗画本一律 形神须兼备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出自苏轼的题画诗《书都陵王主薄所画折枝二首》，已经成为论画的名句，这反映的是国画中的“花鸟画”。“诗画一律”，说明苏轼继承并进一步阐发了欧阳修的观点。欧阳修在《盘车图诗》中将画和诗对称并举，甚至说既然“忘形得意知者寡”，那还“不若见诗与见画”。“诗画本一律”的意思，欧阳修己经表达了，只不过没有说得如苏轼这般明白。“天工与清新”，是对诗和画的共同要求。“天工”，其实己包含着对“形似”的认可，“清新”，也与“形似”不冲突，何为“天工与清新”，“状难写之景，如在日前”就是此种境界。

诗画都属于艺术，从本质上说是同源的东西，所谓诗情画意、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都是在说一律；而天工与清新是说诗画如果不是妙手偶得、上天的机缘所赐佳句，就必须重在清雅新颖。

书画作品中“形”和“神”的关系，也是中国画论中一个极富哲学意味的话题。东晋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南北朝谢赫发展了“以形写神”，强调对象的品格风骨的表现；唐代张彦远又发展了谢赫的“气韵”之说，将“气韵”与“形似”并提，即“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物象必在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元代文人画得以高度发展，倪云林明确提出“不求形似”，清代石涛提出“不似之似似之”是主客观的结合和形、神、情相交融的特色；欧阳修在诗中说：“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不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知见诗如见画”；黄宾虹说：“不是之似，仍为真似”；齐白石论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不似则欺世，太似则媚俗”。中国画家始终坚持着这样一种形似观，因而有别于西方写实派和抽象派。

杨建华先生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了中国画的艺术规律：独特的绘画意识：画中有诗；独特的形神关系：不似之似；独特的写生方法：并记在心；独特的造型路线：骨法用笔；独特的色彩方法：水墨为上；独特的构图方法：置陈布势，堪为精辟之论。

中国画的民族性

中国画是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和画家艺术心境的体现。中国画是代表中华民族的绘画，它是广大人民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独特审美方式，表现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精神理念，表现出伟大的民族气节和精神风范。

当今，中国画越来越引起海内外的关注。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学习中国画，已成为国内外不少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突破口。

杨建华先生曾参加过几次国际美术大展，他从国外华人中获悉，西方很多人致力于中国画的学习和中国画理论的研究。在中国画的评委中，一半以上竟是西欧等国家的人，评选出的获奖作品也很准确，这是中国传统绘画独占鳌头并跻身于世界艺术之林的有利因素，也证明了中国画这一民族艺术具有世界性。

由于中国画内在的美学规律，能够以革新了的外在形态表现新时期的审美理想，因而它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始终充满了生命力。事实证明，凡在国际上打响了的中国画家和中国画作品，多带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只有坚持中国画的民族性，中国画才会有辉煌的未来，才会越来越加快走向世界。

中国画的现代化，只有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谓中国画的民族性，除了统摄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之外，在传统文化圈里，又包容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自身的文化特殊性，形成了多元文化。世界大文化里包容了各个国家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传统的中国民族文化，则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艺术，愈是民族性，才愈具有世界性。这是我们在当前国内现代化建设中，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只有以此为基点，才能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中国画。中华民族几千年民族心理的历程所形成的历史积淀，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中国人会将中国画更中国化。

坚持中国画的民族性，坚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情趣意愿的。只有这样，中国画才能真正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绘画，才会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真正成为全球大艺术的一部分，与国际艺术接轨。

从《元宵古镇》到《冲动的古城》

深刻的绘画理论来源于丰富的创作实践，反过来又对杨建华的创作起着指导作用。这里，通过他的几幅代表作的创作过程，来说明这个道理。

杨建华先生的创作题材中，甘肃的风物占了很大的比例，因为这里是养育他的故土，也为他的艺术创作刻上了深深的地域烙印。

《中国美术》主编徐恩存认为，在杨建华的作品中，西部山水是历史与文化的符号，画家是借西部山水符号表达对历史与文化的沉思和感怀，抒发自己由衷的景仰和追念，笔墨间流露的怀旧情绪与当下的时尚文化形成对比，愈加显得弥足珍贵。从拉卜楞寺，到黄河边的白云，从陇西古城到嘉峪关城楼，以及敦煌莫高窟等等，都不是真实场景的再现，而是心绪、情怀、历史、文化的象征，这是一些永恒不朽的符号，以此为画，就是以文化修养入画，就是以史入画，而这仅凭技术是难以达到的，需要的是文脉的贯通、文品的使然与文气的融入；就此而言，杨建华先生的独到之处是别人难以比拟的。

在一次偶尔的登城采风活动里，陇西县城中心东街的S型透视景深，开启了他创作原型的大门。那华丽的过街牌坊、威武的虎座门、鳞次栉比的店铺和布局严整的四合院，以及巍峨高耸的威远楼，都镶嵌在这个S型的街体中，形成了带有节奏的曲线流动美。那一刻，杨建华被深深地打动了，在早已准备好的速写本上记录下几个不同角度的写生稿。此后，他开始酝酿突破一幅以闹元宵为主题的大型创作。1990年10月，他尝试着勾了几幅草图，开始了艰辛的创作。他先用淡墨勾线画城内全部建筑群，重墨勾画人物活动画面……追求一种含蓄中的古城之美，在作品意境中突出正月十五雪打灯的特殊天象气氛，经反复加工修改，终于完成此作，定题目为《元宵古镇》。1992年夏，他参加了甘肃省文化厅主办的丝绸之路艺术节“甘肃省美术作品展”，这幅作品获得省优秀奖。

展出过程中，大家对这件作品的整体效果一致认同，并认为此作的形式与意境、生活与艺术的表现较为完美，有所突破，但在综合气氛和深化表现力上还须进一步加强。

1992年下半年，杨建华开始了再创作。

在绘画的材质上，他采用仿古宣，以表现古城的悠久历史；在颜料的选择上，建筑物屋顶上染以银粉，力求乍暖还寒的薄雪覆盖感觉和一种古朴典雅的民俗之风；在人物表现上，追求力的动感之美，体现出西部人所特有的刚毅性格；舍弃个别现代建筑，统一为民族式建筑；在乱中求法度，严谨中求开放，求人性化的张扬和古风民俗的和谐交融；在散点透视中表现画面的整体美感，运笔踏实到位，笔墨表现不落俗套，使高原人迎春的气息融入幸福的笑容，展现元宵节冲动的古城。

经过三遍精心绘制，于1993年4月完成该作，定题目为《冲动的古城》。

1993年6月，参加了文化部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全国群星美术大展获奖作品展”，获全国优秀奖。作品收入“全国群星美展获奖作品集”。

从《元宵古镇》到《冲动的古城》，除去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和构思阶段，真正动笔花了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辛勤的汗水，换取了成功的喜悦。

“丝绸之路”题材的作品，是杨建华的创作主题。

《丝路渊》以较大的篇幅隐约表现躺在酣梦中的涅槃，梦魂萦绕在广袤而神奇的沙海。结合画面中的其他元素，共同谱写了一曲丝绸之路的历史壮歌。

《沙州唐市》浓缩了唐时沙州城内商贸交流的盛况，集中展现了这里的经济繁荣景象和地域性的风土人情。

《丝绸之路文化》组画以盛唐文化作背景，以个性化绘画语言为基调，再现了具有开拓精神的唐王朝，敞开胸襟，无可畏惧地吸纳异域文化，广泛开展经贸往来的雄伟气魄，连环画《丝路史话》共分12个画面，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丝绸之路的历史沿革和发展概况，描绘了自秦汉至宋元时期各阶段的政治、经贸、文化和人物的友好往来。

《赛里斯路之歌》运用工笔重彩的形式，渲染和勾勒出内容丰富、含义深刻的特定历史内容，也体现了中外商人、各基层人士、骑士、舞女、少数民族、文人骚客、贤人达士于一体，具有中外民族大团结下的共融性，是一首赛里斯路放歌。

西部雄浑之风与南方隽润之气

2000年初，杨建华先生从西部古城陇西，调动到粤北重镇韶关工作。

工作环境的变化，更深深地影响到了他的作品风格。

美术评论家、《中国美术》主编徐恩存在谈到杨建华的画风时，注意到了他南北交融的特点。

他的生命与艺术同在，他的快乐与事业同在；与此同时，他的艺术亦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丰富，而丰满与成熟起来。在绘画的形式、风格、笔墨与技法上，渐以南北画风的兼容为特点，致使作品具有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在致广大与尽精微之中，仍然洋溢着北方绘画的苍茫浑然，也体现出南国精致细微的情趣意味；在对南北画风的整合过程中，扩大了画家观察世界的视野，开阔了审美的胸襟，充实了艺术的诗意情怀，使我们在杨建华的作品中，不但读到了苍凉、沉雄，也品味到清新、愉悦。在内涵愈加丰富、形式愈加新颖之中，画家的艺术给我们以成熟的深刻和充实的美感（《耕耘者在秋天迎来了收获——杨建华的中国画艺术》）。

近年来，随着粤北高校教育的飞速发展和专业创作、教学的需求，引进了几位西北美术骨干力量，充实了教学、科研和书画院的专业创作群体。这股来南的风，对粤北稳定封闭的创作氛围构成一定的冲击，改变着原有的创作模式。而杨建华先生，正是这股强劲的“西北风”的代表者之一。

伴随着开放、变革、完善、发展的美术新形势，这种艺术流的渗入，将对群众美术创作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西部雄浑之风与南方隽润之气的双重性画风呈现新的契合，在追求创作个性，把握绘画风格上寻求新的定位，在南北相寸与共融中寻找新的坐标。

中国民族书画院副院长阮宗华先生说，杨建华先生是从陇上走出来的画家，他的艺术旅途经历了诸多艰辛和寂寞。他在西部有着古代深沉文化大背景的土壤里，用生命浇灌了他独具个性的艺术感召力。现在，他又怀着将多年西部文化苍莽雄浑的艺术积淀融入清润灵秀的美好理想，从陇原走到了南粤，开始了新的旅程。他善思考，勤耕耘。我们祝愿他在新的艺术田地硕果更丰！

香港联合时报·文化东方

【作者资料】 王长华：香港联合时报签约撰稿人，《人物春秋》专栏主编。甘肃陇西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杂文研究会会员；政协定西市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员；政协陇西县第十届、第十一届委员会文史研究员；出版有杂文、散文、随笔、论文集《奔涌的地火》；出版有报告文学集《春秋渭水——陇上学林撷英》（团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