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书那些事

文/梁晓声

依我想来，人和书的关系，大抵可分为如下的四个阶段—— 童年时听故事的阶段；少年时看连环画的阶段；青年时读小说的阶段；中年时读书范围广泛的阶段。由此，以后成了一个终生具有读书习惯的人。

童年时居然不喜欢听故事的人不是没有，有也极少。不喜欢听故事的儿童基本分为两类—— 一类不幸是先天的智障儿童；另一类属于天才儿童，自幼表现出对某方面事情异常强烈的兴趣，如音乐、绘画、科学问题，所以连对故事都不感兴趣了。实际上，这样的儿童几乎没有，不喜欢听故事不符合儿童的天性。情况往往是这样—— 大人们主要是他们的家长们，一经发现他们对某方面的事情表现出异常强烈的兴趣，便着力于对他们进行专门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以期使他们在某方面成为日后的佼佼者。

目的能否达到呢？

应该说，能的。

毕加索和莫扎特都是如此培养成功的。

在中国古代，皇族的后裔基本是听不到故事的。一个孩子一旦被确立为第一皇权接班人，那么他就被专门的教育“管道”和方法所框入了。在那种“管道”里没有故事，只有大人们希望他们获得的知识和经验。

但此种示范若成为一个国家学龄前教育的圭臬，对整个国家是不幸的。《红楼梦》中有一个情节是—— 宝玉因偷看闲书而误了“家学”作业，受到惩罚。可以想见，宝玉的童年是不大听得到什么故事的。他是贵族子弟，对他所进行的教育也是以贵族对后裔的教育为圭臬的。进而言之，一切希望自己的子弟有出息的贵族之家、商贾之家、书香之家乃至平民之家，都是那么对子弟进行教育的。教育目的也只有一个—— 使子弟们成为“服官政”的人。

这种教育，一方面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符合皇权要求的“干部”，另一方面使国家产生了一批批能诗善赋，个个堪称语言大师的诗人，于是中国的诗词成果丰富。

而这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值得深刻反思—— 自然科学几乎停止了发展，现代哲学毫无建树，工业创造力远远落后于别国，使中国在近代的世界成了一个大而弱的国—— 人弱了。

所以，我们得到的具有教训性的答案是——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不喜欢听故事的儿童多了，肯定的，绝不是好事。值得重视的仅仅是，哪些故事才是大人应该多多讲给孩子们听的好故事。只要是应该讲给孩子们听的好故事，何必分外国的还是中国的？那些在此点上首先强调外国中国之分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十之八九是伪人。他们明里鼓噪只有中国文化才适合中国人，暗地里却千方百计地要将儿女送出国去。

不说他们了吧。

接着说人和书的关系—— 喜欢听故事的学龄前儿童识字以后，会本能地找书来看，于是人类的社会就产生了“小人书”。“小人书”是特中国的说法，外国的说法是童话书，意为用儿童话讲给儿童听的故事书。“小人书”也罢，“童话书”也罢，都是大人们的文化给予现象。大人们的给予，也是社会的给予，这是人类社会的特高级的现象。从本质上看，却并非唯人类才有的代际现象，在具有族群依属本能和社会性的动物之间，类似的代际责任表现得不亚于人类—— 如在象群、猩猩、狒狒、猴和非洲鬣狗的家族以及雁、天鹅、企鹅们的“社会”中，代际间的族群规矩和生存经验的“教育”之道，亦每令人类感动和叹服。只不过在人类看来，它们对下一代的“教育”不具有文化性。

但，具有文化性或不具有文化性，是人类的看法。在动物们那里，其实未必不是族群文化。

民国前的中国，有蒙学书，没有以插图为主的“小人书”。《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龙文鞭影》《幼学琼林》一类蒙学书，以文为主，故事基本是典故，侧重知识灌输和品德教化，忽视满足孩子们对童话故事的兴趣。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及《山海经》中的某些内容，便是那时孩子们所能听到的故事了。《海的女儿》《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狐狸列那》之类童话，在民国前的中国是不曾产生的。

“小人书”并不就是连环画的民间说法。在中国，“小人书”曾专指给小孩子看的书。民国前的中国虽已早有绘本小说，却还根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连环画。其1930年前后才在上海逐渐出现。所以，上海，对此后的中国孩子们是有特殊贡献的。连环画产生后，“小人书”和连环画，开始混为一谈了。

从内容比例上讲，连环画的成人故事比儿童故事多得多。也可以说，连环画并不是专为儿童出版的书籍，但事实上获得了青少年的欢迎。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们，当年都很重视连环画对青少年们的文化影响，曾同心同德地为当地的青少年们选编适合于出版为连环画的中国故事。

一个孩子成了小学四五年级学生，其阅读兴趣会大大提升。于是，连环画成为他们与书籍产生亲密关系的媒介。他们会主动寻找连环画看。他们已不再仅仅是喜欢听故事的“小人儿”，也是喜欢“看故事”的未来的“读书种子”了。

少男少女喜欢看连环画的兴趣，往往会持续到十八岁以后。一过十八岁，便是青年了。青年们的阅读兴趣，会自然而然地转移向成人书籍。首先吸引他们的，大抵是文学书籍—— 诗集、散文集、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因人而异地受到他们的关注。

除了有志于成为童话作家，若一个青年仍迷恋于阅读童话，难免会被视为异常。但，一个青年很可能在喜欢阅读文学书籍的同时，仍对连环画保持不减的喜欢程度。见到文字的文学性较高，绘画又很精美的连环画，每爱不释手。他们是文学书籍的忠实读者的同时，往往也会成为连环画的收藏者。这乃因为，他们对某部文学作品发生兴趣，起初是由于看了与那部文学作品同名的连环画，不但记住了作品之名，还牢牢记住了作家之名—— 比如我自己，是先看了《拜伦传》《雪莱传》这样的连环画后，才找来他们的诗集看的。也是看了连环画《卡尔·马克思》后，才对海涅的诗产生兴趣的。身为青年而爱好收藏连环画，从文化心理上分析，不无对连环画的感恩情愫。

青年是人生较长的年龄阶段。往长了说，十八岁以后到四十岁以前，都可谓青年。在这二十多年里，不少人会因为当年对文学书籍的情有独钟，而成为作家、散文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或理论家。如果他们喜欢校园生活，也很可能会成为大学里的中文教授。

若他们在人生最宝贵的二十多年里，阅读兴趣发生了变化，由文学而转向了哲学、史学、政治学或其他人文社会学方面，往往会成为那些方面的学者。即使后来成了政治人士或走上了科研道路、艺术道路，二十多年里对读书这件事的热爱，肯定会使他们的事业和人生受益无穷。即使他或她终生平凡，那也会在做儿女，做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和朋友方面，做得更好一些。起码，一个少年时期看过不少连环画，青年时期读过不少文学作品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能讲一些对儿童和少年的心智有益的故事给自己的儿女、孙儿女或外孙儿女听，而那不但会给他们留下美好的记忆，也是自己多么美好的天伦之乐呢！即使一个人四十岁以后，由于各种人生境况的压力，不再有机会读所谓“闲书”了，而他或她终于退休了，晚年生活相对稳定了，读书往往仍会成为重新“找回”的爱好之一。养生、健身、唱歌、听音乐、跳广场舞，旅游、练书法、学绘画，自然都是能使晚年生活丰富多彩的事，再加上喜欢读书这件事，晚年生活将会动静结合，更加充实。

在我是中学生的年代，20世纪60年代初，全中国出版的著名的长篇小说也就二十几部，著名诗人也就十几位，著名的散文家只不过几位，包括外国文学作品在内，一个爱读书的青年所能看到的书籍，加起来五六十部而已。当年，新华书店里是见不到一本西方哲学类和史类书籍的，中国古代文学类文化类书籍也无踪影，除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再就难得一见科普书籍—— 像我这样的从少年时起就酷爱读书并在“文革”中上过大学的人，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知道林语堂、张爱玲、徐志摩、沈从文的名字，才开始读他们的书——从前，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因被问到对他们的诗、小说的看法，陷入过尴尬。

当年，有几部中国小说发行量超过百万，而中国当年七亿五千万人口；这意味着—— 如果一所中学有一千五百名学生，那也只不过仅有十几人可能买了一部发行百万以上的书。读过的人会多些，肯定多不到哪儿去。当年，各省市重点中学的读书氛围相对较浓，一般中学几乎没有读书氛围可言。如我所在的中学，全校也就几名喜欢读书的学生，他们全都认识我，因为我与他们之间每每互相借书看。

在城市，在底层，在我这一代中，小时候听父母讲过故事的人是极少极少的。我们虽出生在城市，但我们的父母都曾是农家儿女。我们的是农家儿女的父母，未见得肚子里没有故事。农村是中国民间故事的集散地，他们肚子里怎么会没有点儿故事呢？但他们一经成了城里人，终日感受着城市生活多于农村生活的压力，哪里还会有给自己的小儿女讲故事的闲心呢？所以，如果一个底层人家没收音机，也没有喜欢读书的大儿大女往家借书，那么不论这一户人家有多少个儿女，几乎全都会与书绝缘。与当年的农村孩子们相比，城市底层人家的孩子们的成长底色，反而更加寡趣。鲁迅小时候看社戏的经历，我们肯定是没有的。“拉锯、扯锯，姥姥门口唱大戏”，这种农村童谣，对于城市底层人家的孩子，如同听梦话。我是比较幸运的，小时候听母亲讲过故事；四五年级时，哥哥不断往家中带回成人小说；即使在“文革”中，我家所住那一片社区，居然仍有几处小人书铺存在着。而我的同学们，却只听过比他们大的孩子所讲的故事，或听我当年讲故事给他们听—— 这是他们当年喜欢和我在一起的原因之一。

如今，沉思人与读书这件事的关系时，我头脑中每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倘若当年中国喜欢读书的青年较多，比如多至十之五六；并且，所读不仅是“红色书籍”，也普遍读过一些西方文学名著，那么，即使“文革”照样发生，暴力的事是否会少一些呢？

如今，对于绝大多数中国青年，花四五十元买一部书看，已经根本不是想买而买不起的事了。中国的读书人口之比例，在世界上却还是排在很后边。

为什么某些国家读书人口多，爱读书的人每年读过的书也多呢？这乃因为，在那些国家，城市人口的比例甚高，农村人口仅占百分之几。即使那百分之几，文化程度也高，大抵都能达到高中水平。还因为，那些国家城市人口的城市化历史悠久。不少城市人家，几可谓“古老”的城市家族，城市居住史每可上溯到十代以前。一般的城市人家，城市居住史也大抵在五六代以前。在没有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年代，读书看报成为人们打发闲暇时光的主要方式。代代影响之后，书与报既成了城市基因，也成了人的记忆基因，如同小海龟甫一出壳，必然会朝海的方向爬去。

我们中国人对基因现象有一个认识误区，以为主要体现在生理方面。实则不然，人的基因现象也体现于“灵之记忆”。若一个家族的几代人口都是喜欢读书的人，那么下一代在是胎儿的时候，大脑中便开始形成关于书的遗传“信息”了。也就是说，“精神”在生理现象方面也可变为“物质”，家风可以变为后代的遗传基因。胎儿出生后，成长期继续受喜读书之家风影响，日后自然会是一个读书成习的人。先天基因加上后天影响，那是多么“顽固”的作用啊。这样的一个人，除非弄死他（她），否则他（她）对书的好感终生难改，正如除非毒死一只小海龟，否则无法阻止它爬向大海。

收音机出现后，报的销量有所下滑，读书人口反而上升了。因为收音机也使关于书的信息广为传播。电视机、电脑、手机出现后，一些国家人的读书兴趣也会大受影响，但他们很快又会从沉湎中自拔，因为喜读基因在继续发生作用。还有一点也应一提—— 在他们的国家，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童书极为丰富多彩，起码从前是那样。因而一个事实是，不论一个时代怎么变，相对于人的精神的新现象多么地层出不穷，那些国家的读书人口都会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

中国的情况很不同，中国的城市人口刚刚超过农村人口一点点。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农村的所谓“耕读之家”是稀少人家，大多数农村人口是文盲。1949年后，农村的文盲人口一年比一年少了，至今，可以说到了稀少的程度。但许多农村却又变成了“空心”农村，青年们皆进城打工去了，农村完全没有了读书氛围，“农家书屋”只不过成了一厢情愿的概念性存在。在城市里，我这一代人的父母大抵便是农民，他们的一生，是为家庭终日辛劳的人生，不可能有闲情逸致亲近书籍；何况他们多是文盲。我们的父母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可能从小受到什么读书氛围的影响。而我这一代人本身，大多数是命运跌宕的人——“饥饿年代”“文革”“上山下乡”“返城待业”……有了工作不久又面临“下岗”……凡是对人生构成严重干扰的事，我这一代都“赶上”了—— 要求这样的一代人是有读书习惯的人，实可谓“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何况，这一代人还经历过十一二年举国无书可读的时期，那正是人最容易与书发生亲密关系的年龄。

所幸，1980年代开始，中国极快速地扭转了无书之国的局面，遂使我这一代中的极少数幸运者，得以与书建立“晚婚”般的亲密关系。虽晚，毕竟幸运。不但自己幸运，也促进了下一代与书的关系，对下一代便也幸运。而我这一代的大多数，不但错过了与书的“恋爱”年龄，后来也难以与书建立“晚婚”关系，下一代对书的态度便也如父母般淡漠。

我这一代的下一代被统称为“80后”—— 他们是在电视文化的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不久又置身于电脑文化、手机文化、碎片文化、娱乐文化的泡沫之中。总体而言，他们在声像文化的时代长大成人，大抵一无基因决定，二无家风熏陶，对书籍缺乏兴趣，实属必然。

前边提到，在某些国家，在漫长的时期，读书是人们打发“闲暇”时光的习惯。但如今之“80后”，多数也已成了父母，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甚大。而且，他们都被迫成了加班一族，多数人每天工作十一二小时，早出晚归甚而夜归，除了天数多的节假，平日哪里有什么“闲暇”时光？故他们即使有读书心愿，实际上也难以实现。眼见得，“90后”甫一参加工作，很快也成了像“80后”一样的“辛苦人”。

前几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号召“构建书香社会”。在全世界，唯中国政府一再鼓励人们读书，足见多么重视。“农家书屋”“职工书屋”、校园读书月、街头爱心图书亭，愿望都很良好，目的只有一个，使读书之事，逐渐成为人的基因、城市的基因、整个国家的文化基因之一，以期使中国在社会肌理方面，能够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人人都感受得到的文化气质。

但，读书习惯是有前提的。倘人们一年三百六十几天中闲暇时光甚少，大抵是无法养成读书习惯的—— 神仙也难做到。而此前提，非个人所能心想事成。今日之中国，是到处加班加点的中国，仿佛不如此，中国之方方面面就会停摆似的，政府短时期内也改变不了此种局面。

我们不妨推演一下—— 如果，从某年开始，普遍的中国城市人口（强调城市人口，乃因农村的实际居住人口，不可能与书发生多么亲密的关系），也享有相当充分的闲暇时光了，喜欢读书的人是否便会多了起来呢？

答案是肯定的—— 当然会。

但，不会明显多起来。

中国是一个从物质平均主义演变为贫富悬殊的国家，而曾经的物质平均主义时代，使人们对于贫富差距异乎寻常地敏感，并由此产生了心理贫穷现象，即虽然我的生活水平已大大改善了，可有人却过上了比我好得多的日子！于是愤懑与痛苦无药可医，也不是社会分配措施所能一下子抚平的。又于是，全社会笼罩在物质和金钱崇拜的价值阴霾之下，由而导致几乎与一切生活方面有关的实利主义态度。

“读书对我究竟有什么好处？”

“不读书对我究竟有什么损失？”

这两个正反归一的问题，委实难以极有说服力地回答得明明白白。何况，以上问题中的好处，是指立竿见影的好处；以上问题中的损失，是指傻子都不会怀疑的损失。那么，问题就更难以回答了。

而我想告诉世人的一个真相是—— 你是普通人吗？如果你是，那么读书一事，恰恰是可以改变普通人命运的事。进言之，书籍是引导普通人不自甘平庸的、成本最低的，也最对得起爱读书的普通人的良师益友。普通人，特别是底层的普通青年，除了此一良师益友，还能结识另外的哪类良师益友呢？即使你头悬梁锥刺股地考上了名牌大学，甚至是国外的名牌大学，一踏入社会成为职场人，不久你便会发现，其实社会不仅认学历、能力，更认关系、家庭背景以及由此构成的小圈子，而那正是你没有的，所以你很可能照样成为那一层级上的失意人。

君不见，在这个世界上，某些人不读所谓“闲书”根本不对其人生构成任何损失。特朗普的女儿和女婿便是那样的“某些人”，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那样的“某些人”，中国最多。即使他们，如果同时还是喜欢读书的人，也会进而成为“某些人”中显然的优秀者。

君不见，在这个世界上，另外的“某些人”起初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记者、科研人员、园艺师、教师，但后来，忽然成了社会学学者、科普作家、专写植物或动物趣事的儿童文学作家、史学家或哲学家—— 而此种变化，不仅提升了个人的人生价值，对社会也做出了超职业的贡献。

他们的变皆与爱读闲书有关。

说到底，爱读所谓闲书，表明一个人保持着对职业关系以外的多种知识不泯的获得欲望和探究热忱。否则，其变不可能也。

另一个真相乃是—— 人类的社会中从没有过这样的事—— 某人从少年时便喜欢读书，二十几年中爱好未变，但书籍对他的心智和人生却丝毫也没发生正面影响。

是的—— 古今中外，无人能举出这样的例子。但请别拿古代科举制下的中国读书人说事，那不是人和书的正常关系。

谁能举出一个驳我的例子来？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异乡客Outsiders”，作者：梁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