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之前，“巫蛊”社会危害严重，在唐时，更是直接将其纳入十恶

在我国古代社会，巫蛊作为众多巫术中的一种，历来成为统治者所严厉打击的对象。唐朝时期，巫蛊纳入十恶之不道，进一步凸显了统治者对巫蛊的重视。

在唐朝之前，由于“巫蛊”社会危害严重，历来为法律所严厉打击，最早可追溯至商代。

查阅古籍，当时已出现对巫蛊进行惩戒的法律规定。商代甲骨文中记载为“犬蛊祝”。

此外，《周礼·秋官·庶氏》中也有对此的规定，东汉郑玄注解，认为蛊毒是一种虫物，能害人生病。

《礼记·王制》中有记载假托鬼神、时日、卜筮等手段招摇撞骗用以蛊惑人心的，要杀死。

西周，对巫术犯罪进行处罚的法律日益明确。到汉朝时巫蛊入律初步确立，“巫蛊”成为“不道”众多犯罪行为之一。

东汉《贼律》中记载了这样一条刑律，“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可见，东汉时巫蛊犯罪被收入刑律中处以弃市的刑罚。同时东汉时与巫蛊相关的犯罪片段增多，处罚亦更加严厉。

如因妻子用巫蛊害人而被斩，因受巫蛊牵连而被灭族还有因祝诅上而自杀、受到斩之酷刑。

更有文帝十三年时，下令废除秘祝制度，秘祝将其咎移至下层百姓和官员，是对国家禁忌的触犯。

在这里，巫蛊是害人之术，也是祝诅上之重罪，需加以严厉惩处，犯罪之人要遭受斩、丧命、灭族的处罚，处刑更为严厉。

随着汉朝巫蛊入律的确定，魏律有载黄初五年，因迷信巫蛊而特意颁发的一道诏令。

当时正值世道衰乱之时，然而宫殿内外却因盛行巫蛊，朝野上下风气大乱，甚至流行用酒浇地进行祭奠。于是曹丕下召规范祭祀，凡行巫祝之言论，皆按触犯左道罪处置。

由此观之至汉代，对于巫蛊的惩处更加明确，并开始由商周时期的仅由法律惩治，到涉及触犯不道。

由于此时的不道范围广泛复杂，仍处于不断分化时期，尚未完全确立，但可以肯定的是，巫蛊已成为不道众多犯罪行为之一，统治者对于巫蛊行为的惩治重视程度加深。

01唐朝巫蛊入十恶及内容

唐朝时期，巫术巫风进一步繁盛，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巫蛊正式纳入十恶制度，并属于十恶中的不道，甚者于唐之后的宋代，虽在巫蛊规定上存在些许变化，但区别不大。

这表明巫蛊这一巫术犯罪行为，经历了从西周时期进行法律规制的萌芽，到汉朝时期在立法中初步确立，最终在律典中得以正式确立。

这是巫蛊行为与十恶、不道相互影响的过程，也是对巫蛊行为的惩戒，日益具体化、规范化的过程。

唐朝时期唐律所体现的主要基本法律原则，包括以下三类，其一是十恶重惩原则；其二是皇帝、官僚减免原则；其三是其他刑法原则。

十恶在唐律中的地位，约等于我们今天刑法总则的地位，对于整个刑法典，具有奠定总基调的作用。

而十恶位于五刑之后，也充当了规定唐律基本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的作用，其中体现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重惩主义原则，也就是对于严重犯罪行为，要严厉加以打击。

巫蛊一直以来属于国家所严厉打击的对象，且其危害程度可以与十恶其他重罪相抗衡，满足重惩主义原则的要求。

其次，唐朝时期的立法思想也在不断演变，其最重要的就在于礼法结合的立法思想。因为“礼”与“法”的相互渗透，形成唐律的礼法刑罚相结合的总的指导原则。

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影响着国家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且礼与法互相渗透。

礼与法的结合不是一蹴而就的，两汉的出现为引礼入法打通了多种渠道，奠定了礼入法、礼融法的基本前提。

随后的唐朝，以及之后的历朝历代，都在此基础上实践并完成了礼与法的结合。如果说唐律代表了礼与法的成熟与基本形态，宋律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承继与沿袭。

因此唐律的结构、内容以及注解，映射出了古代以宗法为核心的系统化的礼，是对封建等级与制度下的礼的法律化，并强化了礼与法间的内外联系。

礼是法的内核，是其不可分割的灵魂，同时法也是礼的外在表现，总之礼与法既相互融合却又难以分离。

以上礼法间的这种关系，也正是产生唐朝巫蛊入十恶，这一现象的鲜明体现，进一步验证、体验了礼法结合的过程。

最后，“礼”与“法”之间相互渗透，也会产生相互作用力。唐朝时期的巫蛊入十恶，也正体现了礼对于律的指引。

提及十恶，常言其“为常赦所不原”，之所以有此形容，关键在于纲常之礼是唐律的主要内容，而十恶正是对“三纲”即“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封建纲常礼教的违反。

从唐律制定之初直至成型，礼指引律法而致律法变动的现象屡屡频发。例如为了考虑血缘亲属关系远近对处罚的影响，原本因犯罪而被处以死刑的罪犯，也需作出相应调整。

因而犯“谋反大逆”罪的处置由则其父子、兄弟处以绞刑，而祖孙配没改为父子绞而祖孙、兄弟配没，即修律者在祖孙与兄弟关系轻重之间，作出比较与权衡，因礼而调整了处死之范围，也是礼入律并影响、指导律的制定的直接体现。

此外，有些礼法未经适应、调整，直接指导律文并入律。《礼记》所规定的孝子养老的要求以及父母健在，钱财交由父母保管的规定，是十恶之“不孝”条的法律化。

即触犯“别籍异财法”、“父母供养有缺”需分别处以徒刑三年、二年。因而礼指导律的制定，甚至直接入律的现象不胜枚举，而律从总体上接受礼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