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诺奖为何颁给安妮·埃尔诺：她用社会学的方法，写女性最私人的经验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2年10月6日13:00（北京时间19:00），瑞典学院将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授奖词是“因她勇敢而敏锐地揭露了个体记忆的起源、隔阂与集体压抑”。

而当颁奖现场有记者提问说“这次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安妮·埃尔诺，是不是想向世界传递什么信息？”时，评委会相关负责人只是说：“安妮·埃尔诺在文学上的质量和共性，适合每位读者。”

在世界范围内，安妮·埃尔诺的名气并没有村上春树、阿特伍德、米兰·昆德拉等作家响亮，但她的写作造诣并不低于这些作家。她为什么能够获得诺奖？下面，我们尝试大致介绍她的写作风格和主要作品，分析本届诺奖评委为什么会垂青于她。（本文首发于《凤凰网读书》）

安妮·埃尔诺是谁？

安妮·埃尔诺是一个让中国读者陌生的名字，但在当今法国，她是和莫迪亚诺、维勒贝克一样大名鼎鼎的作家，也是今年关于诺奖赔率榜的热门人选。而这一次，诺奖再次兑现了“十年内必有一位法国作家”坊间定律。

1940年，埃尔诺出生于法国滨海塞纳省的利勒博纳，在诺曼底的伊沃托小城度过了童年岁月，她的父亲是农民，后来在工厂当工人，母亲也是小手工业者，夫妻结婚后在伊沃托的一处贫困街区经营一家咖啡食品杂货店。埃尔诺从小体验了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对普通女性的生存痛感有深刻共鸣，这也是促使她在代表作《悠悠岁月》《一个女人》里反复书写女性私人史的出发点。

18岁的埃尔诺与其母亲

对埃尔诺来说，写作是一种自我救济。她在最艰难的时光靠写作打捞自己，也通过文学和写作改变了自己的生命。青年时期，埃尔诺进入法国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深造，获得教师资格证，在中学讲授现代文学课程，其后成为作家。

但在此期间，埃尔诺也曾背负父辈的不理解，后者一度认为自己的女儿背叛了她出生的世界，成为一名城市中产新贵式的文人，而埃尔诺在成长道路上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个人与社会和时代浪潮的关系，以及写作对于个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受到法国新小说派、普鲁斯特、塞利纳和欧洲流行的个体化叙事的启发，埃尔诺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名叫“无人称自传”。

《悠悠岁月》法文版封面

在自传体小说《悠悠岁月》里，她全篇采用的叙事主语不是第一人称“我”，而是第三人称，法语中无人称的泛指代词on，近似于“我们”的意思。埃尔诺通过这种集体表述，唤醒冷战亲历者的公共记忆，也对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心灵进行了一次细腻的勘探。她以一种犹如幽灵潜游般的语调，回望了冷战时期动荡不定的岁月，在她的笔下既有政权博弈、国家冲突，也有家庭里的琐事、上班族日常的烦恼。

安妮·埃通过无人称自传，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道路，对于女性写作而言，不失为一次重要创新。在她之后，女性可以更加自由、大胆、跨越文体去写作，而不必理会老派文人对于她们“写作格局小”的讥讽。

《纽约时报》在介绍埃尔诺时曾写道:“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埃尔诺的作品主要专注于描写自己的人生经历。她挖掘自己的记忆，并展现个人记忆与人们集体经历之间的微妙互动。不少读者认为，他们在她书里‘简单的激情’中看到了自己。”

如果要进入安妮·埃尔诺的文学世界，《悠悠岁月》是一个比较好的入口，然后不妨阅读《正发生》和《一个女人》（又译作《一个女人的故事》）。在国内，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也跟进了埃尔诺的作品，计划出版《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女孩的记忆》这三本书。埃尔诺的写作并不是纯粹的私写作，她具有社会学的视角，对权力关系、阶层互动、个人审美和记忆背后的影响因素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值得一提的是，她曾透露对自己具有深远影响的两部作品是西蒙娜·波伏瓦的《第二性》和社会学家、思想家布尔迪厄的《区分》。

因此，埃尔诺的作品兼顾了女性的私人体验和社会学方法所带来的公共性，这是她的小说与一般女性私小说不同的一点。例如在1983年出版的《一个男人的位置》（ La Place）里，她在讲述父一代的故事时，也在指引读者思考行塑父亲思维、行动模式背后的环境要素，父权文化如何内化一个人，阶级、地域、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埃尔诺像是在用小说写社会学报告。

在这方面，和她比较像的人恰恰是波伏瓦以及写下《回归故里》的迪迪埃·埃里蓬。我注意到萨莉·鲁尼的《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主人公对话时也提到了安妮·埃尔诺，也许这不是一种偶然。

鲁尼是一位熟读马克思主义的作家，而安妮·埃尔诺又在欧洲享有很高声誉，她自己也是一位积极的公共议题参与者和社会行动者，例如她为女性堕胎议题创作的回忆《正发生》（（L'Événement））、她参与了在法国轰动一时的黄马甲运动，萨莉·鲁尼想必长期地注意到埃尔诺的实践，而她从《聊天记录》到《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的创作，何尝不是女性对于自身情欲、记忆、泛性关系、在社会上所处的权力位置的观察，是一个女人面对自己身体里的黑洞，那个永远空的无法填满的地方。

《正常人》剧照

安妮·埃尔诺写短篇的时候有一种门罗的精确性，她们共同喜欢的是契诃夫。她写长篇会人想起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塞利纳、玛格丽特·杜拉斯，还有作家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鳄鱼手记》，她们的写作都不害怕暴露自我最私人的部分，有一种向内的漩涡般的巨大能量。

她作品的可读性很高，她的书在法国就是畅销书，翻译过来，一部小说也是能一口气读完那种。流畅的意识流质感，又有很强的新浪潮电影感，跳切、横移、自我凝视、从自我延伸到社会氛围的近景、中景、远景，那种自我的对话感特别强烈。看她的小说像是看一个聪明老太太讲话，这一点其实有点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参考《别名格蕾丝》《猫眼》两本书），又像是自己照镜子，其实是需要很大能量的写作，因为作者要不断面对自我记忆中最深渊的部分。

到如今，安妮·埃尔诺的代表作有《悠悠岁月》、《空衣橱》、《位置》、《一个女人》、《单纯的激情》、《耻辱》、《事件》、《占领》等。其中自传体小说《位置》和《一个女人》分别创造了五十万和四十五万册的销量。2019年，安妮·埃尔诺凭借《悠悠岁月》入围了国际布克奖短名单。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安妮·埃尔诺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的影片《正发生》获得了2021年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此片讲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女大学生安在意外怀孕后试图堕胎的故事，《正发生》用“少女怀孕”作为引子，揭露一个女性在社会中常遭受到的多重压力。

根据安妮·埃尔诺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的影片《正发生》

埃尔诺擅于写日常生活和私人叙事，在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里埋藏生活中细思恐极的真相，在个人记忆里发现对集体记忆的记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与维勒贝克疯狂、大胆又自嘲、批判的文学风格相比，埃尔诺的作品更讨温和派的喜欢，也更适合普通人去阅读。比起维勒贝克，她的文学叙事更显温和。早在诺奖开奖前，许多欧洲评论家就预测，如果法国要出下一位诺奖得主，不是埃尔诺，就是维勒贝克。埃尔诺的赢面显然更大一些，因为维勒贝克的场外麻烦委实不少，在他头上顶着的帽子有:色情作家、法西斯、种族分子、大酒鬼……他以“三厌症”闻名于法国文坛，分别是：厌母、厌女和厌世，他从不惮以最悲观的眼色来看待人类世界，甚至他对于伊斯兰教的辱骂、他对主流文学的批评，乃至于他在《基本粒子》中反映的悲观厌世，都使他的赞赏者和仇恨者足以排成长队。

2001年，维勒贝克在他的第三部小说《平台》（Plateforme）上讽刺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他甚至在采访中直言“伊斯兰教是最蠢的宗教”，此举曾引发法国人权联盟、世界伊斯兰联盟和巴黎清真寺等多个组织以“引发种族仇恨”为由将米歇尔·维勒贝克告上法庭，但最终法庭以“言论自由”为理由宣判米歇尔·维勒贝克无罪。2015年1月7日，法国发生《查理周刊》枪击事件，同一天米歇尔·维勒贝克第六部小说《Soumission》出版，他在小说里虚构了一个穆斯林政党统治法国，再次引发争议。可以说，维勒贝克是继塞利纳后法国最有争议的作家。

但出言不逊的维勒贝克在文学上的成就同样闪耀。他曾于1998年发表小说《基本粒子》一举成名，该小说英文版获得2002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2010年，他又凭借小说《地图与疆域》获得法语文学最高荣誉龚古尔文学奖，一举奠定了他在法语文学中的地位。维勒贝克是癫狂的文学革新派，他的小说融合了福楼拜时期的现实主义艺术和法国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实验，他在小说中嘲讽自己、嘲讽别人，大胆抨击文学评审会，也批判犹如沉沉黄昏的21世纪人类社会。评论家辛齐亚娜·拉维尼说:“如果瑞典学院不怕激起美学和伦理、道德和政治上的争议，那么现在就该把诺贝尔奖授予维勒贝克，因为他的作品独一无二地反映了时代精神。”

相比起维勒贝克，安妮·埃尔诺的作品和作家形象会更容易得到诺奖青睐。考虑到诺奖近年来评选标准日益中庸，诺奖又渴望挑选德高望重的作家，来重塑自己的声誉，安妮·埃尔诺的获奖也在情理之中。

安妮·埃尔诺的作品多有半自传或自传体的痕迹。这种体裁选择，让人联想起诺奖得主耶利内克。在半自传体小说《钢琴教师》，书中的女主角埃里卡是一位中年钢琴教师，她的母亲被认为是集中了世纪异端裁判所的审讯官和下枪决命令者于一身的人物。埃里卡长期活在性压抑和饱受控制的苦闷中，学生克雷默尔的出现令她渴望自由的一面被唤醒。但在与克雷默尔的相处中，埃里卡又呈现出她渴望摆脱的那个母亲的影子。

相比起耶利内克，埃尔诺的半自传文风更加简约，如果说耶利内克擅于“放”，她更擅于“收”。诺奖评委会给安妮·埃尔诺的颁奖词也值得琢磨：“表彰她发现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的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对于这句话最呼应的显然就是埃尔诺的代表作《悠悠岁月》和《一个女人》。幸运的是，这一次中文世界不再出现“诺奖得主竟无一本中译本”的尴尬。《悠悠岁月》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会出《一个女人》的修订版，定名为《一个女人的故事》。

埃尔诺写作的开阔性在于：读者既可以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待她的创作，也可以从个体精神史、无人称叙事、非虚构与虚构混合的角度来切入。加之埃尔诺是从法国平民家庭出身的作家，所以她的创作里也不乏底层生活、市民社会的气息。

所以，埃尔诺的写作既可以视作女性主义写作，也可以当作一次又一次人类学视野般对于女性自我的研究，关于女性情感、身体、记忆的书写，顺应的是法国19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个人书写叙事浪潮，一种打破虚构和非虚构界限的个人史。埃尔诺写作的开创性在于她不再给自己框定小说、散文、评论、非虚构文体的边界，她继承的是普鲁斯特那种“无限书写自我”、“在向内的跋涉中看见一个时代”的写作精神，但比起普鲁斯特对于贵族文人生活、男性创作者心灵史的关心，埃尔诺更重视女性的身体和情感，女性如何用自己的笔写下自我和世界，写下她们漩涡般的情感和记忆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埃尔诺也是第一位获得诺奖的法国女性作家。

与她同国度的埃莱娜·西苏主张：“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而西苏的另一段话同样值得铭记：

“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写作是一个人终其一生也不放弃对生命观照的问题。”

安妮·埃尔诺获奖的理由

或许是对女性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回应

和去年古尔纳爆冷夺奖相比，今年埃尔诺的得奖属于一个很“安全”的选择。这个选择兼顾了文学成就、写作开创性、个人声望等多重因素。埃尔诺在法国文坛本身就是一位著名作家，加之法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诺奖上次垂青法国作家又已经是八年前的往事（当时颁给了莫迪亚诺），所以早在本届开奖之前，预测者普遍猜测今年诺奖会给一位非英语区作家，其中法语、葡语、西语概率较大。

埃尔诺获奖属于一个实至名归的结果，她的写作兼顾了文学性和畅销性，属于在新小说派里比较获得读者喜爱的一位女性作家。如果我们考虑到近几年欧美的公共议题，会发现女性主义和身份政治的重要地位，202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2022年9月伊朗女性死亡事件、2022年10月初法国多位女演员在直播时剪发，以此来声援伊朗女性的抗争，都可见女性赋权、女性联结在今日欧洲已经是不可忽略的议题。

与之对照，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反乌托邦写作、乌利茨卡娅对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女性命运的描绘等等，都可见女性写作在今日文学世界的力量和厚度，女性写作不只是一种口号，它成为了一种解放性的力量，从安妮·埃尔诺、埃莱娜·西苏到费兰特、阿特伍德，她们为我们展现了广袤的女性文学世界。

另一个层面，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会发现评委对于离散叙事、身份政治、个体主义写作、意识形态撕裂与国家冲突所导致的存在主义困境有一种持续的关注。

比如2021年诺奖授予的颁奖词是：“因为他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 2017年诺奖颁给石黑一雄的时候，颁奖词也提到了全球化下新的危机：“他的小说富有激情的力量，在我们与世界连为一体的幻觉下，他展现了一道深渊。”

对于个体和写作形式的关注也体现在对露易丝·格丽克的评语：“因为她那毋庸置疑的诗意声音具备朴素的美，让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都具有普遍性。”在颁给托卡尔丘克那一年，授奖词有一段：“她赋予原本无名的女人以个体身份，赋予原本消失无踪的仆人以发声的权利。”

安妮·埃尔诺与自己的两个儿子

记录时代洪流下的个体命运，成为诺奖评委的审美偏好。安妮·埃尔诺的写作恰好符合这一点。她探索的是一种用人类学方法观测自我的写作，在浓度极为强烈的个体暴露中，呈现出历史给个人留下的伤口。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春天，埃尔诺曾经到访中国，先到北京，后到上海，应邀出席文学活动。她在对于中国的回忆中写道：

“我在街道和建筑工地的喧闹中、在偏僻的胡同和公园的宁静中漫步。我在最新式的高楼旁边呼吸着平房的气息。我注视着一群群小学生，被货物遮住的骑车人，穿着西式婚纱拍照的新娘。我怀着一种亲近的感觉想到‘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历史不一样，但我们在同一个世界上’。我看到的一切，在卡车后部颠簸的工人，一些在公园里散步的、往往由祖父母、父母亲和一个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和我当时正在撰写的长篇小说《悠悠岁月》产生了共鸣。

在中法两国人民的特性、历史等一切差别之外，我似乎发觉了某种共同的东西。在街道上偶然与一些男人和女人交错而过的时候，我也常常自问：他们的生活历程是什么样的？他们对童年、对以前的各个时期有着什么样的记忆？我会喜欢接触中国的记忆，不是在一切历史学家著作里的记忆，而是真实的和不确定的、既是每个人唯一的又是与所有人分享的记忆，是他（她）经历过的时代的痕迹。”

诺奖为什么不颁给村上等更出名的作家？

颁给更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人

诺奖无潜在规律可言，妄图给它整理出一套评选规律，无异于自讨苦吃。改革评委会后的诺奖，只有几个潜在共识：一、男女作家比例更平衡；二、走出欧洲中心主义；三、在写作上具有创造力，而不只是前人风格的简单模仿。2018、2019年给了托卡尔丘克和彼得·汉德克、2020年露易丝·格丽克、2021年古尔纳，性别平衡、语言和地区平衡，都有体现。

唯一有争议的是这些作家大多处在欧洲，坦桑尼亚出身的古尔纳，其实也在英国定居，用英语混合桑给巴尔语的方式写作。但也可以理解，欧洲仍是目前最强势的文学土壤，英语写作也是世界上最主流的写作方式，诺奖评审们身处欧洲，参考奖项又是布克奖、布克国际文学奖、卡夫卡奖等，在欧洲生活的作家更容易被看见，乃是客观现实。

每年诺奖开奖前，我都会做一次推演。一来是约稿需要。二来是当作游戏，就像打牌一样。今年诺奖前，我列了一份作家名单，希望他们中有人能得诺奖，分别是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米尔恰·格尔特雷斯库、安妮·埃尔诺、安图内斯、乌利茨卡娅、多和田叶子、伊莎贝尔·阿连德、杰拉尔德·穆南、米亚·科托、塞萨尔·艾拉、纳达斯·彼得、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考虑的几个要素：作品风格、潜在创造力、写作技巧、与公共议题的联系。比如说：反战、身份政治、多民族和语言混合叙事。俄乌战争，今年影响可能最深远的一件事。2019年以来的新冠疫情，世界多国兴起的保守主义、右翼浪潮、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等，背后是时代下沉、身份撕裂。大的共识烟消雾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孤岛。带刺的愤怒者面对着后革命时代。诺奖评委们身处时代浪潮，也会感受到这些变化。

诺奖评选有个潜在传统，叫做“给小不给大”。简单来说，尽量不给已经当世德高望重、经典化、不需要诺奖傍身的作家。比如“英国移民文学三杰”，诺奖给了奈保尔、石黑一雄，2021年给了研究拉什迪的古尔纳，愣是不给三人名气最大的拉什迪。无他，或许拉什迪已经不需要诺奖证明自己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过很多如雷贯耳的作家，都没得诺奖。比如：博尔赫斯、卡夫卡、普鲁斯特、赫尔曼·布洛赫等。

人家昆德拉有话说了。我的偶像布洛赫都没得，我得不得有什么所谓。他们心底里应该也看不上诺奖。

得了，也成。不得，无所谓。要是再酷一点，就像萨特那样拒领。

所以，像T·S·艾略特这样已成诗界经典，又获诺奖的，在诺奖历史上，并不是一个高概率事件。诺奖评委更喜欢写作技艺精湛、有潜力经典化、但还没有获得世界声望的作家，比如托卡尔丘克、石黑一雄、露易丝·格丽克，颁奖之前，他们在各自的文学圈子都挺被认可，但还没有被世界读者熟知。

一言以蔽之：诺奖评委喜欢抬人，不喜欢后知后觉。

他们不会没听过那些大作家的名字，比如阿特伍德、维勒贝克、米兰·昆德拉等，甚至可能他们私底下也很喜欢，但让他们评奖，他们也会有自己的算盘。比方说：给这个人意义大不大？Ta还需要诺奖吗？Ta虽然名气很大，可真的有那么好吗？

当然，诺奖也非常在意“不可替代性”，有些知名作家的确名声很大，但有一定的可替代性，作为一个可能代表全球最高水准的文学奖，不可复制，是应该具备的基本考量标准。

作为中文读者，比起把诺奖颁给作品已经蜚声世界、不缺乏多国译本的作家，我更期待诺奖颁给一位风格具有创造力、水准惊人，但仍然缺乏中译本的作家。所以我对于希望村上春树、阿特伍德、昆德拉获得诺奖的呼声无感。因为他们并不是在世最杰出的那一批作家，他们的作品也已经有多国译本，比如村上，他的代表作中译本基本上都有了，得奖除了制造媒体热点，再给村上刷一波他已经不那么需要的流量，好像也没有其他意义。

在这个考量下，将诺奖授予段位不逊色于上述作家，在写作上甚至可能对后辈作家有更大启发的人物（譬如爱丽丝·门罗、托卡尔丘克对很多写作者的启发），尤其是中译本较为缺少的作家，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无疑更有好处。

因为如果不通过诺奖打广告，那些作家的作品，其实是很难被引进的。出版社是商业机构，不会总是为了文学做赔本生意。

像我关注的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诺奖常年赔率热门，出了十几本书，中译本多年以来只有《撒旦探戈》和《仁慈的关系》。

日语、德语双语作家多和田叶子，中译本出版情况好一些，有《飞魂》《和语言漫步的日记》《狗女婿上门》《雪的练习生》等等，但1991年她获得群像新人奖的《失去脚踝》、2011年她获得第21届紫式部文学奖的《修女与丘比特之弓》都没有中译本，《球形时间》只有麦田出版公司版本，没有内地比较好的译本，她的书多年来也比较小众。但我觉得她只是需要一个契机，是有潜力成为一众文学爱好者追捧的作家。

这样的作家还有很多。他们的写作水平未必逊色于大众熟知的作家，只是因为历史机遇、平台或者其他种种原因，亦或者，因为中文出版业整体的困境，出版社没有那么多经费翻译外国作家。所以，对于中文世界的文学爱好者来说，诺奖颁给他们，其实是更具有价值的。

许多人希望村上春树得奖，但在译者林少华2003年初见到村上春树的时候，他说：“写东西我固然喜欢，但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活动之类。说起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乘电车去哪里买东西、吃饭，吃完回来。不怎么照相，走路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生活节奏。而一旦获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这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在这个世道，太出名不见得是好事。今年诺奖赔率第一的维勒贝克就是例子。他的作品同时冒犯了伊斯兰教、女权主义者、日本人、性上面的保守派。如果他获得诺奖，那么，维勒贝克可能就真的要被暗杀了。

我很喜欢诺奖得主托卡尔丘克的一句话：“写作是一种拉伸运动，它拉伸着我们的经验，超越它们，建立起一个更广阔的意识。”

无论诺奖争议如何，但至少，在一个文学声浪式微的年代，每年有这样一个时机，让我们重新讨论文学，哪怕是出于一时的好奇心，看到世界上另一个角落的作家，他们的广阔意识和写作实践，至少在那一刻，文学仍然能给人出神的体验。那是一个我们走出麻木的时刻。好的文学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出神与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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