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汉旗喇嘛沟辽代壁画墓 作者:邵国田
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1期90页
1991年9月,克力代乡大哈巴齐拉村一座辽代壁画基被盗掘,旗博物馆随即对这座墓进行了抢救清理,并对壁画中的一部分进行了揭取。
大哈巴齐拉村位于旗政府所在地——新惠镇之东南约 35 公里,墓地位于村西北约 1公里的山南坡。这里属努鲁儿虎山之北麓，山峦叠嶂,沟谷纵横,墓地所在的山洼为群山环绕。这里又是教来河的源头,墓地南约300 米处有条小河,现河水仍川流不息。这里水土流失严重,墓地周围冲出数条深沟,墓室的东侧壁已露于沟崖,故很容易被破坏。
一、墓葬结构
为八角形穹窿顶砖室墓,由墓室、甬道、天井和斜坡墓道组成。墓底距地表 7.2、距墓顶 4.6 米。顶部用两块巨石封顶,穹窿顶较高,为叠涩砌砖。顶与直墙交界处出一圈檐,外壁至中部出二层台,直壁较矮,高约1.3 米。墓室正面为砖砌棺床(图一)。
图一1
图一
甬道券顶,宽 0.9、高 1.35、进深 0.86米。墓门正面至券顶及顶上部砌出内凹的长方形边框,上方出两个“门簪”,近顶处还墨书3 个梵文(图二,上)。在清理时,墓门上端有出木板腐烂后形成的灰线,均为横板,厚约 4厘米,一直连接到地表。由此证明,墓室修筑好后即填土封实,用木板挡土,留出墓道待下葬后再填墓道。两侧各砌出砖垛,前为墓道,方向 155°。骨架已经扰乱,但可以看是单人葬,头东脚西,为 50 岁左右的男性。骨架局部的肌肉和皮肤尚存。
图二
二、随葬品
墓中的随葬品所剩无几。现分述如下：瓷碗 2 件。均残,一大一小,全釉,釉色细白光亮,略泛青。M1:4,弧壁,短圈足,外折唇。口径 24、底径 7 . 6、高 7.7 厘米(图三,4)。M1:5,碗内底有一圈未挂釉。口径11、底径 3.8、高 3.8厘米(图三,3)。
图三
铜马鞍饰 3 件。分大小两种,均长方形,四角有孔,侧边为斜面,正面一侧有扁孔。M1:1,正面线刻出一朵牡丹花及枝叶,鱼籽地。长 3 .9、宽 3.1、高 0.5 厘米(图三,2)。M1:3,正面花纹为卷草纹,鱼籽地,四角孔穿小帽钉铆合于背面残木板上。长 2、宽 1.6、高 0.5、木板厚 1.6 厘米(图三,1)。推测为木质马鞍上的饰件。
三、墨书诗、
题记及壁画墓室、甬道内壁及门外砖壁均抹白灰面,中间未加泥障,在白灰面上作画和墨书文字。在室内的墓门左侧墨书一竖行共 18 个字,多不识。有汉字中的“日”“月”及数字,似是墓葬的纪年(图四,2)。在北侧的穹窿顶中部墨书四竖行七言诗一首(图四,1),抄写如下“真言梵字觞尸骨,亡者即生净土中。见佛闻法亲授记,连谖无上大菩提”(图二,下)。在北壁、西北、东北及东西两壁至床檐的部分,均墨书橫行梵文佛经,近床的边缘脱落,保存有 200 余字,分成几个部分,每部分疏密不一(图五,2)。所书的梵文即上述诗中所云的“真言梵字”。
图四
墓室周壁除写梵文佛经外,其余的部分绘有 4 幅壁画,现分述如下：
1.西壁“备猎图”(封面)。共绘有 5 个契丹男子,均半侧身向内而立。分前后两排。前排三人。内数第一人袖手,为青年,身着蓝色圆领窄袖长袍,白色中单,腰系红带,腰右带上挂一黄色扁鼓,毙发,向身后飘一辫,足部脱落,双目前视面含微笑。第二人为蓄胡须的年长者,右手似戴手套,擎一淡红色“海东青”,左手作抚摸鹰之胸部羽毛状,身着浅黄色圆领窄袖长袍,白色中单,腰系黄色带,髡发,前额留一排短发,两鬓各垂一辫,挺胸鼓腹,双目前视,面含威严之态。第三人为青年,双手捧一双白面蓝里高简靴,身着红色圆领窄袖长袍,白色中单,腰系蓝色带,足蹬白色靴,髡发,发式同年长者。后排内数第一人为青年,双手抱一红色琴,右手托音箱之底部,左手握琴杆,琴之音
箱为梯形,琴杆首扁宽出尖,有两个上弦的琴轴,身着绿色圆领窄袖长袍,黄色中单,腰系黄色带,足蹬白色靴,额前至鬓角留一排短发,脑后一发辫打结呈团状,八字眉,面含笑容。第二人为壮年,蓄八字胡,右手握一红色弓,左手执箭 2 支,身着蓝色圆领窄袖长袍,黄色中单,腰系深蓝色带,头扎黑色巾,足蹬白靴,八字短眉(图一,1)2.西南壁“备饮图”(图一,2)。共画 3 个男子,内数第一人为青年,正面站立高桌后,右手持一勺伸向左手拿着的白色罐中作舀物状,身着蓝色圆领窄袖长袍扎深蓝色巾,足蹬白靴(图五,4)。第二,长者,右手指向第三人作指使状,身着红领窄袖长袍,腰系蓝色带,足蹬白靴,头干色巾,蓄胡(图五,3)。第三人为青年,正躬身弯向火盆,右手执一双铁筷子作拨火状,身着蓝色圆领窄袖长袍,黄色中单,腰系黄色带,足部脱落(图五,1)。
图五
在备饮图中,绘有陈设三种,一是长条高桌。桌的四周侧边为蓝色,桌面、桌腿为黄色,面与腿相接处加勾云状镶板,腿之间加横撑,两头桌腿加三、两侧腿加一。桌上外侧放一圆形二叠食盒,下大上小,内侧前放圆盘,上放白碗 3 个,后边放 2 个蓝色小罐,一罐肩部贴白色标签。桌前置一黄色酒瓶架,上面有 3 个圆孔,每孔各插一深蓝色修瓶,瓶口加封泥,架侧面的围板上有 3 个扁桃形孔。靠孔侧的火盆为长方形,四角出直腿,盆内炭火正燃,火苗跳动,炭火之上放一蓝色大执壶,似在煮茶。
3.东壁出行图
共绘有 6 人和一马一犬。人物均半侧身面向内而立,分内外两组。内组4 人均为女侍,分前后两排,前排第一人双手托一黄色圆奁,身着淡红色交领窄袖长袍,袍之下沿露出深蓝色内裙边,不露足,白色中单,腰束黄色带,腰前两侧又有两带从两侧斜垂于腰后,发梳成高髻,并从鬓角下垂一绺弯发,双目前视。第二人为少年,双手持一团扇,身着浅蓝色交领窄袖长袍,黄色中单,袍下沿露黄色内裙边,不露足,腰束红色带。髡发,即头顶蓄发并扎一髻,绕顶剔去一圈,其下留发。额前又剪短成一排,鬓角处各垂下一绺弯发脑后下飘长发,双目前视。后排内数第一袖手,身着黄色交领窄袖长袍,头扎蓝色巾,面含微笑,双目前视。第二人亦袖手,着深蓝色交领窄袖长袍,浅兰色内裙露出,扎蓝色条巾,发梳成高髻,立眉。
外一组为 2 个契丹男子,足部均脱落均半侧身立于马首两侧,面向内。里侧者一青年,作插手礼,身着深蓝色圆领紧袖袍,黄色中单,腰系带,袍之两下角均掖于前带中间,并露出黄上衣,下着深蓝色紧裤,头扎墨蓝色软脚巾。外侧为引马的壮年右手握缰,左手执策,策扛于肩上,身着白圆领紧袖长袍,白色中单,腰東蓝色带,袍之下角掖子腰前中间,露出浅蓝色上衣,下着深蓝色紧腿裤。髡发,一辫飘于脑后,蓄八字胡,面含微笑。
马为浅红色,全鞍辔,蓝色鞍桥,黑色蟒,尾扬起打一卷,扬首立耳,双目前视,作静立状。马左侧为白色奔犬,细腰,腿高且粗壮，属猎犬之类(图五,6;图六,2)。
图六
4.东南壁“烹饪图”。
脱落较严重,只存局部。共绘 3 个契丹男子。内数第一人只存下半身,但其侧出现一长柄勺当为他所举起,身着红色长袍。其身前置一带红围子的高桌,也只存局部。第二人半侧身向内而立,左手似持一巾作擦试状,身着红色圆领紧袖长袍,腰系黄色带。髡发,两鬓垂辫,蓄八字胡,八字眉,面含微笑回首对第三人,嘴张开如有所语。第三人蹲坐于一大盆之后,半侧向外,双手伸向盆中用力作洗肉或割肉状,盆内盛满火腿之类,身着白色圆领紧袖长袍,挽袖,扬首面对第二人如
有所语。髡发,发辫尖从鬓角绕脑后又交叉于脑顶并垂于额前。(图五,5;图六,1)。
在“烹饪图”内数一、二人前面,交错放置3 个三足锅,后边者较大,中间者腹深,内煮着两个火腿。每个锅下均正燃木柴,火苗跳励。
除上述壁画外,在直壁上方的突檐上绘有勾云状花边,蓝、红、黄相间,每一种颜色为一组,一组为两朵勾云图案。
五、墓葬年代、壁画内容分析
这座墓未发现明确纪年,但根据墓葬的形制和壁画内容分析,应属于辽代晚期,如八角形墓室,穹窿顶部分加高,这都是辽晚期的特征。出土的鱼子地牡丹花铜带铸是辽代带饰中所常见的。
墓主人当是一个信奉佛教者,这不仅从书写于墓门上方及墓室内壁的梵文佛经可以证实,四句汉文诗更具体地作了说明。“见佛闻法亲授记”,说明他受过佛法之教育且能传授给其他信仰佛教的人,并且能“连该无上大菩提”。这首七言诗是写给墓主人的,是说他为寺院中人。其所葬之地北距辽代武安州不到 10公里,那里有规模宏大的寺院,其人可能是那里传授佛法的重要人物,并在佛界修养达到很高的程度。墓门上方三个梵文中有一字便是梵文“佛”字,墓从外观看又似尖塔形,墓主入葬便进入“净土”世界。
这次清理工作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一批壁画资料。从画技上看,绘画者的水平并不高,或者说在绘画时有了草之感,但写实性比较强,尤其在刻画人物时,注重神似而忽略形似。如有微笑者、有对语者、有慈祥者、有威严者、有静修者、有忙碌者,其面部神态表达的诩诩如生。
西壁所绘“备猎图”,表现的是春猎即将出发的情景。画面所描绘的并不是紧张的狩猎场面,但侍者们所擎之海东青、所持之弓箭、腰间所挂之扁鼓,所抱之琴,这些都与墓主人春猎相关。
鹰是契丹贵族们最喜爱的猎具,因此,也成了画家们绘画时的重要题材,这在以往发现的壁画墓中得以证明。如解放营子辽墓壁画中站在车上的大鹰,手擎鹰者也在敖汉旗的康家营子辽壁画墓中见到一例,那两只鹰亦是淡红色的。喇嘛沟壁画“备猎图”中所擎之鹰把全身都绘成淡红色,和康家营子壁画墓的鹰相一致。
(辽史·营卫志》中关于皇帝四时捺钵中的春捺钵描述的最为详细,即春捺钵在春州东北 35 里的鸭子河泺举行,“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鹅彆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救鹘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
蔫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弋猎纲钩，春尽乃还。”这段记载记述了海东青擒天鹅和天鹅宴的细节。对比喇嘛沟的“出猎图”壁画,不难看出年长者所擎之鹰即为《辽史)所记的海东青。这种鹰产自五国部之东的东海,故名海东青,“辽人酷爱之,求之女真,女真入五国界,与五国战斗而后得。”“因此,女真为辽国进贡海东青不胜其苦,也是辽末女真叛辽的主要原因之一。
史书说海东青“小而俊健”,这从喇嘛沟辽墓壁画中亦可证实,这一振翅欲飞的鹰通体长与人身宽相等,又长着一身微红的羽毛,真是体小而美丽。诗人们夸张地说:“海东健鹘健如许,韃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不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晴空一击雪花坠,连延十里风毛腥。
在记载春捺钵时,有一句“远泊鸣鼓”的鼓是什么样子,也可从这幅壁画中得到启示,前排内数第一人腰间所挎之黄色扁鼓当是这种彆鹅之鼓了。宋人晁迥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出使辽时,见圣宗于长泺,观其捕鹅,记云:“泺多野鹅鸭,辽主射猎,领帐中骑,击扁鼓,绕泺警鹅鸭飞走,乃纵海东青击之,或亲射焉。辽人皆佩金玉锤,号杀鹅杀鸭锥。每初获即拔毛插之,以鼓为坐,遂纵饮,最此为乐。”“这一记载说明惊鹅鼓是扁的,野外纵饮时,可以坐着这种扁鼓,想见这种鼓不会太大,又能随身挎于腰间携带,随手可击。它不是演奏之鼓,能敲响惊走天鹅野鸭即可。晁迥将金玉钱和杀鹅锥混为一谈,实际是两回事。(辽史)说:“各备连键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金玉链鎚在康家营子辽墓壁画驾鹰上见有下垂一链,有可能是这种金玉链。“备猎图”还有持弓箭者,也是为春猎作准备的,即飞于空中的天鹅,野鸭亦可用箭射下来,我们在敖汉旗北三家 3 号辽墓中见到背弓箭者,那是一幅“出猎图”,但画面未交待是否是春猎,因不见海东青。画中还有抱琴者,琴之音箱极似现代蒙古族特有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之音箱,但属弹拔乐器,带着这种琴去狩猎,当是在举行“天鹅宴”野炊时为助兴演奏而备。
史载春捺钵时,要将天鹅、鱼等猎物就地烹煮,曰“天鹅宴”“头鱼宴”,在宴饮时要奏乐起舞。流传下来的胡環《卓歇图)就有这样的情景。
还有捧靴者,这一内容似乎告诉我们春猎一天中的出发时间,那就是早晨,即史书所载的“晨出暮归,从事弋猎”,壁画用给主人拜靴这一动作,便交待出主人刚刚起床,尚未蹬靴。
史书上所记载的是皇帝行猎的场面,民间春猎是个什么样子则很少反映,可以想像自然不如皇帝那样壮观。喇嘛沟壁画中的“备猎图”只是描绘早晨作行猎准备的那一瞬间,没有描绘捕鹅的情节,但通过这一画面命名,使我们联想到墓主人生前春猎时侍从们前呼后拥并各司其职的情景。还可从辽宁省法库叶茂台 7 号木棺壁画中的狩猎图中,看到民间狩猎的状况。有骑马驾鹰者,地上还着意画三排小草,故虽不是鹰捕天鹅而是追射一小动物,但我们也有理由认为那是一幅春猎图。姜夔诗中说:“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这些都说明春猎在一年四季狩猎中占有重要位置,是诗、画乃至音乐的重要创作题材。
皇帝所举行的春捺钵也不全是在鸭子河泺,上引宋人晁迥的记载就是在长泺,其地理位置大约在今敖汉旗北部的长胜至奈曼旗的工程庙泡子一带,这里是孟克河之下游。孟克河是内陆河,其水全部注入其下游的几个大泡子中,即东西长约百里的湖泊里,其中游还有个辽代城址,其一说这座城便是阿保机春天行帐多驻于此的降圣州。如今这条河还有数百只天鹅、野鸭至春天飞来。《辽史》还载:“春放飞杏埚,皇帝射获头鹅,蔫庙燕饮,乐工数十人执小乐器侑酒”,“杏埚”即武安州之早期称呼,皇帝放飞即是放海东青飞于天去捕天鹅,并射获了头鹅,还举行了头鹅
宴。这便是在武安州旁的袅罗个没里水(即现今的教来河)举行的一次春捺钵。这一举动自然会影响属于武安州的臣民们,故喇嘛沟辽墓壁画中出现“备猎”的画面,就在情理之中了。
东壁所绘的“出行图”,与西壁的“备猎图”是相呼应的,也是为墓主出猎作准备的,主人“出猎要骑马,又有猎犬相随,这均与狩猎有关。所绘 4 女侍,与西壁的捧靴者相同,是为主人出行狩猎作准备,如捧奁者,执团扇者,或许她们也跟随出猎。在《卓歇图》中有女侍乐和舞者,那么,这 4 女侍是侍奉主人,起床时为其打扮,在天鹅宴时可能是侑舞人。
契丹女子髡发,这不仅从豪欠营出土契丹女尸中得以证实,在以往发现的辽墓壁画中也见到一些资料,对此,林沄先生已有论及。喇嘛沟东壁所绘的髡发女侍,再次展示契丹女子髡发的发式,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又提供了新的材料。所绘的女人均不露足,具露出内裙边,内裙下摆宽大,这些在以往辽墓壁画材料都很少见,为研究契丹女人服饰提供了新鲜内容。
墓中所绘烹饪、备饮两图,均为男仆忙碌的场面,三足铁锅,四足铁盆这些可以移动的炊具反映出契丹逐水草游牧、狩猎的生产、生活方式。将盛有酒的修瓶插入酒架上,这是辽墓壁画很少见到的,口加封泥,说明辽时即有窖酒的工艺。
总之,喇嘛沟辽墓壁画又提供了一批研究契丹族社会风情的珍贵资料,尤其是对春猎、服饰等方面又获得新的内容。我国著名史学家史树青先生看过此画后欣然题诗,其中一句便是“又见胡環卓歇图”,这话是很有见地的,因为这座墓的壁画民族特点明鲜,真实地记录契丹族的生活习惯。
注释
①〈大金国志》
②一④博乐焕:(辽史丛考)
⑤邵国田:(辽代武安州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1 期。在这篇调查报告中,对“杏埚”一词认为是契丹语,只解释为耶律阿保机的“斡鲁朵”对“杏”字未能解释。文章发表后,朋友提示我,“杏”字即“新”字的转译。阿保机掠来汉人首先在木叶山建立“斡鲁朵”,又将这批汉人迁到武安州为之建筑新的“斡鲁朵”,即“杏埚”,故《辽史》亦称之为“新城”。
⑥林沄:(辽代壁画研究两则),〈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 年出版。
邵国田
邵国田：原敖汉旗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理事，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1972年从教育调到文化系统的40余年间，致力于文物保护、考古调查、抢救发掘、征集文物、筹建博物馆等。
重要是在1981-1988年，组织开展了敖汉旗的文物普查，共发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和墓地3800余处，居全国之冠，创造出普查的“敖汉模式”。其中发现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等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以及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和墓地，填补了我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参加了小河沿、大甸子、兴隆洼、兴隆沟、撒水坡、四分地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主持清理了草帽山红山文化积石冢、西山小河沿文化墓地、乌兰堡铁匠沟战国墓、康家营子、北三家、沙子沟、大横沟、英凤沟、姚家沟、皮匠沟、下湾子、喇嘛沟、娘娘庙、七家、羊山、水泉、台吉营子、喇嘛洞梁等辽墓百余座，揭取墓中壁画50余幅。
多次受到赤峰市和旗政府的奖励，并分别于1986、1989、1996、1999年评为全区文物战线先进工作者，全区思想理论战线先进工作者，受到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和内蒙古文化厅的表彰。2002年被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级“文博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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