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沿文化彩陶纹饰辨析两则

小河沿文化彩陶纹饰辨析两则
邵国田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发表的小河沿文化彩陶纹饰中，有三件陶器上的纹饰至今未能正确解读。两件出土于敖汉旗白斯朗营子南台地遗址第4 号房址的彩绘陶尊和器座上所谓的“彩绘图案”和八角星,至于尊上图案画的是什么没有答案,其实是一只蛙纹;而器座上的八角星纹并不是纹饰主体,主体纹饰也是蛙纹。另一件出土于翁牛特旗大南沟第55 号墓的彩绘陶罐,肩部所绘 6 只鸟而误读为“立兽纹”。
现就这两种彩绘纹饰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彩绘陶尊和器座上的蛙纹及相关问题
(一)彩绘陶尊和器座上的蛙纹解析
在 1974 年发掘的敖汉旗原小河沿公社(现改为四道湾子镇)白斯朗营子村南台地小河沿文化聚落址的第 4 号房址中，出土一件彩绘陶尊和一件器座(原报告称为彩陶,不确,实为彩绘陶)。两件彩绘陶均出土于房址的“小屋”中,“该房址的东边另设一小屋,形成双室。小屋南北长 2.15,东西宽 0.9,壁现存高度为 0.5-0.6 米。小屋与大屋之间有一道0.1 米厚的夯土隔梁,小屋比大屋稍高,略成慢坡状。在发掘中,发现小屋陶片成堆,其中有大型双身罐(F4:2),彩陶尊(F4:1),八角星彩陶器座(F4:3),带孔环形石器和彩陶器口沿(F4:6),由此可见小屋是专门用来存放物品的地方。”（图一）

图一

从发表的 F4 平面图上看,绘有蛙纹的彩陶尊和八角星纹彩绘器座为一组,出土于小屋的中部,两者相对应。简报中所说“彩陶器口沿”应是器座的上下沿,或是上述器座的一部分。修复后的两者为一组,即器座上的花纹与尊上的花纹相对应,将尊放在器座之上也大小合适。这是迄今所见小河沿文化中最为精美的一组彩绘陶器之一(图二)。

图二

这组陶器的主题纹饰即绘于尊之颈部的蛙纹和绘于器座的腹部的蛙纹。对尊之颈部的蛙纹,原报告是这样描述的:“在尊的颈部,有四幅对称的图案,图案中心是两个对称的三角形,围绕三角形,以连续三角形与平行斜线相结合构成几何形图案。四幅图案的中间用四条花纹彩带充填颈部空白,上下画两条轮廓线,使颈部图案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叫在中心部位的两个三角形的组成的各一菱形方块,块内加一圆点。

图三彩绘陶尊颈部蛙纹及腹部变形蛙纹展开示意图

1.蛙纹原始图 2.蛙纹四肢展开 3.蛙纹单元演变4.腹部变形蛙与颈部蛙纹的比较(颈部蛙纹横截图)

其余隔出的两个三角均涂成黑色,两个菱形方块又点睛,可以肯定是一双大眼睛,故从整体看这是一只动物。环绕中心纹饰所谓的“以连续三角形与平行斜线相结合构成几何图案”,是动物的四足,至两端折回是四足叠起的表现形式(图三,1)。

如果我们将叠起的四足略拉开一定角度，就能清楚地看到这只动物其实是一只蟾蜍类蛙纹，足端三个实心三角所表现的是蛙带有蹼的趾。四只蛙头均向上,为静止状态(图三,2)。

四幅蛙纹之间的竖向条纹条带花纹共两种且相间分布。其中一种为连续的正反三角纹组成,每个三角纹与中心图案的大三角相同,只是菱形方块内没有代表眼睛的圆点。这类条带纹样也见于器座腰部的隔带花纹上,只是三角顶部的菱形块涂实,两个三角为空白。这显然是上组条带纹饰的变异。这种以三角为单元的条带纹是蛙纹的简化,即表现的是半个蛙纹的身躯,四肢简化成一条隔线,一方连续分布是表现一群幼蛙交错向前游的场景(图三,3)。
另两条纹带均以线条表示，其特点是以三角纹为主体又勾出细小的三角纹与双边斜线纹,当亦是群蛙游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尊的腹部所绘的纹饰均由蛙纹的单元要素组成二方连续正反三角纹共六组。在正三角纹中,有三组为斜边各有平行的双斜线边框内填有代表蛙趾的三角纹共三个相连,均在右侧。左侧者内填勾连纹。在三角纹内均于左侧出一与斜边平行的双线边框,内填直线。这排三角纹是由尊之颈部整体蛙纹中的单元要素组成的，如果我们将整体蛙纹从中间横截一半,即是尊之腹部的纹饰,只是略有简化,如前肢成为八字形两个边框,每条腿为两只蛙的互相共用(图三,4)。

图四

现再说明一下彩绘器座的蛙纹。原简报叙述很简单“器身花纹为一个(其实是 4 个)八角纹”,中间的格条纹带并未说明。由于观察角度不一样,只注意八角星纹,而未关注蛙纹的部分。其实这是蛙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本文的后边我们再与其他材料的比较之下进行相关讨论(图四)。
二、绘有神蛙纹的彩绘陶尊应属原始宗教活动的神器

通过上述对彩绘陶尊的解读,我们认为,这组器物不会是生活中的实用器,而是用于原始宗教活动的神器。彩绘陶器就不宜于使用,遇到水就会全部脱彩。蛙又极具生育能力,是原始宗教崇拜中的生育之神。小河沿文化陶器上的这组蛙纹具有图案化和神秘化，是此时的主体纹饰,也是主神之一。

现在,我们再回到出土彩绘陶尊所出土的 4 号房址的小屋。原简报认为是“专门用来存放物品的地方”。看来并不如此简单。这座房址位于遗迹中部,是已经清理的 4 座房址面积最大并处在中心位置的一座,而且是双室。主室中央有灶址,这个灶址与其他房址的灶址大不一样,别
的房址是一片浅坑式的烧土片,而4 灶址不仅摆五块石块,还筑出高于居住面约 7 厘米的椭圆形“灶台”;灶旁发现成堆的螺丝、蚌壳及动物碎骨,但在主室却不见陶器等生活用具。在房址外的西南方向还发现一段路土,说明这座房址出入的人数和次数比较多。这些迹象表明,F4 不是
一般人的居所,这里应该是公众议事或举办宗教活动的场所。高于主室地面“小屋”应是供奉蛙神的“庙堂”或祭祀场所,那个独特的灶台也应是宗教活动的设施,其周围蚌壳和碎骨也许是供品的残留物。所以那里出土有蛙神的陶质神祭器就理所当然了。

三、各博物馆收藏的小河沿文化陶器中蛙纹举例
在小河沿文化的陶器中，见有蛙纹的不只是白斯朗营子遗址中出土的两例,还散见于国有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中,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例。

图五

（一）翁牛特旗博物馆展出的一件彩绘陶器座上蛙纹在器坐外表涂一层白色的外壁上绘有四只蛙纹，每组纹样的中心画一个不规则六边形的蛙纹,中部为亚腰的图案,并上下贯通一竖线,
其两侧为对称的菱形双目,目内填回形纹或菱形纹。近上下两端之两侧均为三角纹和梯形纹。两个蛙纹间均为对顶三角形(或为十字交叉纹),内填三角纹和斜线纹,当代表蛙之四肢(图五)。

图六

同样的蛙纹尚见于松山区玉源博物馆的彩绘陶罐的残片上，仅存从口沿到腹下的部分(图六,1)。在这片陶片上基本保留完整的一个蛙纹,双目较大,均由菱形回字纹组成,在亚形纹之上下各出三角纹至两端。环蛙纹之两侧均为由连续的三角纹和斜线纹以代表蛙之四肢。这种类似眩目纹的回字纹,在小河沿彩陶器蛙纹的双目中多次出现。
在该馆尚见一片彩绘陶钵的残片，从口沿至腹下涂白部分绘以黑红两彩。均为反正三角形,每个三角内有代表蛙趾的成排三角形纹,还有代表眼睛的菱形纹(图六,2)。

图八

图九

（二）翁牛特旗古代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蛙纹大陶瓮这件陶瓮已在报纸上多次报道，是迄今为止小河沿文化陶器中体有了这个蛙纹,我们再返回看白斯朗营子遗址 F4 出土的那件彩绘器座上所绘的蛙纹就很清楚。这同样也是一件外壁铺有黄底色,纹饰的部分绘以红褐色勾黑边的彩绘陶器，在发表时仅将勾边的黑线画出来没而标出红褐色彩。其实,在绘制陶器纹饰时,把要表现的物体均绘与地彩不同的红色,至少以上几件器物是这样。这次我们将原来的褐红
因色彩用细点标出，就可看当时的绘画者表现的主题是四只蛙纹而不是八角星纹(图九,1)。如将其中一只蛙单画出来,看得更加清楚。所谓的“八角星纹”只不过是两只蛙间的空地。当然,这些“画家”在绘画主体纹饰时,充分考虑所留空地,以“锁印纹”的形式空留出“八角星”图形,并在中心部刻出两个相连的“F”形符号,使“空地”更加抢眼。过去一般认为这种八角星是代表龟,是龟的形象符号、盖天说的表象。此处八角星形的空白处所表达的也许更为神秘的内容,但无论怎样的含义,都当与蛙有关,是两只蛙之间的事情,是在歌颂生命的繁衍(图九,2)。
纹饰的绘画者似乎和今天的研究者开了一个玩笑。在尊之颈处的条带纹是相邻两组蛙纹的分隔条带,但在器座上,同样的条带纹却成为蛙纹中心部位。在实际的蛙中，蛙之脊部均为条状纹带并多数从头贯穿到尾部,最明显如黄条蟾蜍的脊是整齐的一条黄带。在上举几例蛙纹中均注重表现脊部纹饰。此器座也是一样,在脊部中心竖带呈正反三角形纹以代表小蛙,两侧是红条带,腹较大,并绘有双目。四肢作伸开状,两只蛙的空间巧妙地预留出八角星形的空白处。这和上图恰恰相反,精妙的设计便误导了今天的研究者以为条带也是分隔带,中间的八角星纹是主体纹饰,形成了暄宾夺主的认识偏差。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今天,在发表同样的纹饰的彩绘陶器座在纹饰的描述上仅说“绘四组八角星纹”一句了之。

图十

前举最近发表的蛙纹器座上两蛙纹间还见两条相互勾连的长后腿。如果我们把这两条勾连的后腿再横向画一下,就可以解读白斯朗营子器座上下沿的纹饰(图十,1)。原报告并未做解读,仅一句“绘有斜平行线组成的图案”一语带过。我们细观之,这种图案共八条,每条框线并不平行，一端略粗至细端有折回且相互勾连，形式如同这两只蛙单后腿,八条腿应分别表示器座上的四只蛙在水中游动的场景(图十,2)。

通过这种比较分析,我们还可以解读出大南沟墓地第 32 号墓出土彩陶壶肩部的纹饰(图十,6)。原报告认为是“曲折勾连的似雷纹的图案”",如果我们与上述蛙纹腿相勾连的纹饰比较,这件壶上的纹饰由蛙腿演变而来。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在一件器物的同一条纹带出现风格一致却且粗细、疏密不同的两种纹饰。我们数一下两种纹饰各有五个单元即各表现五条蛙腿,一种宽大而长,一种较细而短。这是蛙的前后腿的分别表现,是前后腿均分别勾连在一起的描绘,可能表达的是蛙之交配的状态(图十,3、4)。
由直线勾连纹向曲线勾连纹转化，如克什克腾旗上店 B遗址出土的高领彩陶罐的腹部两道平行线里彩间绘以曲线勾连纹，斜向二方连续分布,每个勾弯自起始向勾端也如直线勾连纹由宽渐细,这便符合蛙之后腿的特点(图十,5)。

（四)对蛙纹的分类和蛙纹演变

如果我们将同一遗址的同一房址出土的两件彩绘陶器的蛙纹进行分析；尊之颈部总体呈菱形的蛙纹归为一类（其中也包括六边形的纹),这类蛙显然属于静止状态的蛙纹(也可能表现的是蛙在冬眠时的状态),我们暂且将其归为A 型。器座上的蛙纹则是四肢伸展,我们将其归为B型,其总体特征是长方形或扁方形。这种类型的蛙纹是运动型的蛙纹。由静止到活跃,可能是记述四季更迭中蛙纹的变化。
A 型蛙纹的变化是:由复杂的六边形(玉源博物馆的蛙纹陶片),发展到简单的六边形(翁牛特旗博物馆陶器座),再发展到菱形(白斯朗营子 F4 出土的彩绘陶尊)。
前文已述彩绘陶尊腹部纹饰是由菱形蛙演变而来，即将菱形蛙从正中横向截取即是腹部的横向二方连续的蛙纹。这种再发展到有蛙趾纹和双目纹彩绘纹带(玉源博物馆彩绘陶钵),再发展折现与平行线的正反三角纹(大南沟第 76 号墓出土的彩绘陶罐),再发展的折现纹加正反三角纹,再发展到交错分布的三角纹或对称三角形,最后发展到仅为生条平行的折线(图十一,1)。
当然，我们尚见于绘于尊等器物带网格的菱形纹以及上下对称的六边形纹也是A型蛙的表现形式。
B型蛙最显著的特点是四肢伸展，蛙作方形或长方形的外形更突出脊部的条线纹,即正中部有竖向线或纹带,故此在彩陶或绘有这种三道或四竖线的纹饰者即是 B 型蛙最明显的标记。其间所绘对顶三角纹、重环纹均是表现蛙之四肢。要说明的是有认为出现在陶器上这种半环纹是鸟的简化。但我们认为,如果是单独的环形纹或半环形是鸟的符则有可能性,绘于竖线间的半环纹则不能解释成鸟。因为解释成鸟,其两侧竖线又作何解释呢。它们绝不仅是为了装饰的分割线。B 型蛙纹最后演变仅是成组的竖线等距离分布(图十一,2)。

图十一

（五)蛙纹图案中出现的一些符号分析
在本文举例的这些蛙纹中,出现了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主要是在蛙之双目上出现有 8 个之多,反复出现回形纹、交叉纹等。这些符号出现在双目之上,反映对蛙神双目的刻意美化,突显神秘而灵动和超凡的法力。蛙纹间出现最多的是“刊”,最复杂的是翁牛特旗古代艺术博物馆的那件大彩陶瓮的两行蛙间的那个符号,报道称为回字纹,不确。结合这件陶的蛙纹,它是表现蛙的符号,即将四肢变向右转的同一方向,中心处的小菱形即是蛙身，伸出的四肢就变成这类符号的四个“旋转曲臂”形。我们在查找此符号时,竟然看到有一个在“臂端”出现了连续三个三角纹,与蛙蹼趾纹相同。还有一个为“F”形。有一件陶钵的蛙纹中用这个符号来代替三角纹。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符号即代表蛙神,体现天地轮回、生生死死不断变化的宗教观。同类尚有两“F”相连“z”“回”字形等符号均是生殖不息的表达(图十二,1)。

图十二

在彩绘陶的器物口沿内侧往往绘有一些符号，如表现蛙趾的锯齿形,有三个一排,有五个一排,还有代表蛙之头部的双三角纹,双半环纹等,其组数与壁上蛙纹的个数相一致。有些符号在小河沿文化分布区相隔几百公里均有出现,所表达的含意得同部族的广泛认同,这便具备文字的特征。还有一种符很重要,即绘于脊中部的表示条带的连续回字形勾连纹,也是蛙身最鲜亮的部分。这一符号表达的是繁衍无穷的含义。还有在中偏上部出现和“亚”字形的符号,这在蛙背部颈后也确有白亮的花纹,但将之符号化也传递出这个符号的重要性,说不定是所谓“人
角星”纹的原型。(图十二,2)

二、彩绘陶罐上的纹饰不是兽纹而是鸟纹辨
在大南沟小河沿文化墓地第 55 号墓出土一件彩绘陶罐,在其肩部铺白色画黑彩纹饰,原报告认为在五组“原始雷纹图案”之间,画有“立兽纹”共六个。
从发表图和照片看,这六个“立兽”造型一致,均向右立,有一个较大的空间画有两个。从个体观察,这六个所谓的“立兽”纹除头部有些像兽形外,整个躯体和总体造型不具备兽的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所画的是动物的侧影,所谓的兽总该有四条腿,但这个“立兽”分明是两条腿。或许有人认为其右侧的两腿被左侧腿所掩盖,侧看即是两条。即便如此,前后两条腿也过高过近,与整个躯体不成比例,不是前后的四条兽腿,而是禽类的左右两条腿,而且这两条腿有左右的透视关系。
第二,其足部扁开前伸,应是带有蹼的水鸟类爪而不是兽足。
第三,整个躯体为鸟身。如果是兽当有臀部以驱动后肢,也应有长尾。这只动物既没有突起的臀部也没有尾巴,呈渐细的禽尾状态,到尖端部微上翘,是尾翎的特征。

图十三

以上三点便足以说明它是一只鹳类水鸟而不是兽。至于说它头部较大,双后扬Y形的双角,这也不足以证明它是兽,我们可以理解所谓双角应鸟之冠,常见的有鸮等猛禽头顶后有两个肉角。也见鹳鸟之类,如现今只在非洲生存的锤头鹳,鲸头鹳等鸟其头很大,成年鸟的头顶部即长出如Y形的羽冠。更像彩陶罐上的鸟即雷鸟，不仅有两绺较长的羽冠,额部也前突并折回。其喙也如彩陶罐上的鸟喙(图十三)。
现在,我们着重讨论的两鸟之间所谓的“原始雷形纹图案”。说其为雷纹未免过于牵强,故冠以“原始”二字,标明编写报告及后来的研究者在看此图时心存疑惑,未能弄明白此“图案”要表达的真正含意。
其实,此“图案”是一支大鸟的符号化表达,上边正中的倒三角是鸟之首部,两交叉线至上端各向内折回成对称的两个回字形,是展翅飞翔的两个翅膀的展现，下端正中的大三角是在飞翔时尾翎全部展开时的形态。这是飞翔高空的全景式的大鸟的简化符号,与红山文化全影式玉鸟一脉相承(图十四)。

图十四

图十五

写实的立鸟与鸟之符号同出一器,相间分布,表达崇拜鸟的宗教理念,符号与图案相呼应地出现在一件器物上,已是小河沿文化纹饰的一种固定模式。如前举蛙纹与其间的图案相关联。还有一例更为明显，即出土在大南沟第 36 号墓的一件彩陶盆,其柄是圆雕一立兽(原报告认为是狗),就在盆之折腹之上绘有倒正两种、相间分布的立兽的正视图(原报告称为“鳞纹”,不确),发表时对兽除绘出侧视图外还绘出了动物的正视图。如将正视的线图与盆腹壁所绘的兽之正视图相比较,相差无几,因此这种所谓“鳞纹”是立兽符号化的图案(图十五)。由此也可以反证出第 55 号出土的彩绘陶罐所谓的“原始雷纹”就是鸟纹。小河沿文化的这些绘制彩陶纹饰的艺术家对立兽有过长期认真的观察，而且以简练而准确的线条来表达立兽最基本的特征，绝不至于将立兽画成一只鸟。
绘以类似鸟纹的小河沿文化彩陶尚见赤峰市元宝山区哈拉海沟墓地出土的一件彩陶豆,环外壁绘对鸟纹共 5 组,水鸟长足长颈两两相对而立,似在水中引颈高歌。其身及足类似上举鸟纹!"。除此外尚出鸮形彩陶壶。所有这些说明小河沿文化继承了红山文化尊崇鸟神的传统,不同的是水鸟占有很大比例(图十六)。

图十六

小结
在解读这组彩绘陶蛙纹神器和纠正了将水鸟误读为“立兽”纹之后,我们再回过头看已发现的小河沿文化彩陶器时,就会发现:
一、蛙纹是小河沿文化彩陶及彩绘陶的主体纹饰,其彩陶中的蛙纹及蛙之局部单元所简化纹饰占百分之八十多。
二、蛙是小河沿文化先民崇拜的主神之一,并设有专门的崇拜或祭祀场所。
三、由红山文化多种动物神的崇拜发展到小河沿文化以一神为主的崇拜,反映出小河沿文化宗教理念的变化,更注重生殖与繁衍。蛙应同娃,与中国神说人物女娲有一定的关联,即尊崇生育之神,更期望族群的兴旺。
四、本文所分析的蛙纹和水鸟纹,均与水相关,说明在距今五千年前后这里是河水纵横、沼泽遍地的生态环境,很适宜两栖动物及水鸟的生存。在荷塘之傍月色之下蛙声一片,在阳光初照湿地之上鸟鸣声声。
这是阴与阳的和谐,是对生命的赞美,是对大自然的讴歌,也是对小河沿文化时期的社会祥和稳定的生动写照。尤其是蛙类动物受到了小河沿文化先民们格外的崇拜,是他们的族群之神。他们所创造出来的高度概括、繁杂神秘的蛙神图像和由此产生的各种符号,是我们揭示其宗教
信仰和辽西古字的发展脉络的重要途径。
由此看来,从微观着眼,去认真研究一件器物或一种纹饰的真正含义，也许是我们解决辽西地区史前诸考古学文化诸多问题的一种必需的手段。这样的研究方法所获得的认识的也许更能接近史前历史的真厦。
注:由玉源博物馆王淼绘制部分线图

邵国田：原敖汉旗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理事，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1972年从教育调到文化系统的40余年间，致力于文物保护、考古调查、抢救发掘、征集文物、筹建博物馆等。

重要是在1981-1988年，组织开展了敖汉旗的文物普查，共发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和墓地3800余处，居全国之冠，创造出普查的“敖汉模式”。其中发现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等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以及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和墓地，填补了我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参加了小河沿、大甸子、兴隆洼、兴隆沟、撒水坡、四分地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主持清理了草帽山红山文化积石冢、西山小河沿文化墓地、乌兰堡铁匠沟战国墓、康家营子、北三家、沙子沟、大横沟、英凤沟、姚家沟、皮匠沟、下湾子、喇嘛沟、娘娘庙、七家、羊山、水泉、台吉营子、喇嘛洞梁等辽墓百余座，揭取墓中壁画50余幅。多次受到赤峰市和旗政府的奖励，并分别于1986、1989、1996、1999年评为全区文物战线先进工作者，全区思想理论战线先进工作者，受到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和内蒙古文化厅的表彰。2002年被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级“文博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