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描述了红军进据通南巴，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情况。
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背靠巴山南麓，俯视川东盆地，物产丰富，地势险要，易守而难攻。
四川军阀田颂尧盘多年，是他赖以同各路军阀角逐争雄的要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下旬，我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山后，田颂尧正出动三十个团的主力，参加成都的军阀混战，站在刘湘一边，同刘文辉部打得鸡飞狗跳，难解难分。
趁敌人后方空虚，我们于苦草坝决定兵分三路，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夺取通南巴。
以七十三师为右翼，西出进击南江；十师为左翼，东出进击洪口；方面军总部率十一、十二两师居中，直下通江，进取巴中。
苦草坝为战略后方，西北军委机关、后勤部门和医院、伤病员等，暂留在那里。
这是我军西行转战以来第一次分兵作战，我们要求各师神速运动，机断专行，加强联络，一定要打好入川的第一仗，在大巴山下取得立脚点，创造新局面。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们行进在川北的深山密林峡谷中，方知我国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里，长歌咏叹，感慨系之，确有因由。
大小通江河两岸，悬崖壁立，怪石嶙峋，狰狰然似欲搏人；水流湍急，鸟道崎岖，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虽是严冬季节，但阳光和煦，满山青绿，一派生机，与风雪交加、举目荒凉的秦岭山区相比，迥若两重天地。目睹这里的山势、地形、自然条件，竟使我们这些长年累月同山林打交道的人，也耳目一新，惊叹不已。
指战员们高兴地说：“川北真是好地方，这下我们可找到落脚点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十二师先头部队出敌不意，首先攻占通江县城，守敌一个营及当地团防，大部被歼，仅小部逃窜。我军乘胜向前发展，控制了通江的大部地区，方面军总部和军委机关，随即进驻通江。
通江县城不大，约千余户人家，三面临山，一面傍水，四周环有相当之坚固的城墙，主街道两旁有些店铺，经营日用百杂、山货土产、饭菜小吃之类。
白木耳甚多，一块光洋能买一大堆，部队不知道那是高级营养品，买回来成锅煮，当稀饭吃，而盐巴、布匹、医药则极为短缺。
民房一般为木质结构，大都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最令人嘱目的建筑，要算一座宽敞的孔庙和一座坚固的天主教堂了。
方面军总部和西北军委机关，临时设在这两座建筑里，城里有个小小的公园，站在园内小山包上，全城的轮廓，便尽收眼底。
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割地自肥，向来不顾人民死活。所以，尽管川北的自然条件利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但群众生活却苦不堪言，简直贫困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不论县城或乡村，我们见到的多是些“打精巴子”的男女老少，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佝偻着身子，缩成一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围着块棕片遮身。
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人们简直透不过气来，据老乡们说，仅田赋税一项，田颂尧早已预征到三十年以后去了。
山坡平坝的大片良田，被勒令种植鸦片，供大小军阀、官吏吸食和贩卖。
“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一座千余户人口的通江县城，竟有百户人家以开大烟馆为业，瘾君子之多，可想而知。
有些青少年甚至也染有抽鸦片的恶习，弄得骨瘦如柴，不成个人样子。土匪（当地人叫“棒老二”）猖獗，啸聚山林，经常打家劫舍，绑票杀人。
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军阀地主统治下，成了兵匪为患、烟毒遍地、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群众实在活不下去，便奋起造反。
早在一九二八年，由李家俊、王维舟领导的川东农民起义，就震动了川北。一九二九年，旷继励领导了蓬溪兵变。
我军入川前夜，阆中、南部一带，又爆发了地下党领导的两万多农民的起义。
川北人民的抗捐抗税运动，此伏彼起。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南江农民为反对“预征烟款”，潮涌般地结队去县城请愿示威，持续两个多月，终于迫使反动政府宣布“延期征收”。
通江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抗捐斗争，无数贫苦农民，手持矛刀、扁担、棍棒，进城大闹公堂，搜捕团总、保长、提款委员，张贴“官逼民反”的标语传单；被反动政府拘捕的闹事“要犯”，塞满监狱，直至我军解放通江，才予全部释放。
巴中县的大批饥民，也纷纷起来“吃大户”，成群结队，到财主家闹粮食吃。
川北农民同军阀地主的矛盾，已经尖锐到冰炭不容、一触即发的阶段。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