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四月,荒尾精向日本当局汇报了有关清朝发展趋势的报告。通过对乐善堂谍情人员获取的情报的汇总和分析,结合自己的见解,荒尾精写出了这份《复命书》。在《复命书》中,荒尾精是这样阐述的:

“当今的清政府已经腐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朝野上下毫无纲纪可言,清廷的官吏们假公济私,满清祖业朝不保夕。鉴于清政府与日本当局“唇齿相保,辅车相依”的政治关系,在西方列强日渐发展壮大的同时,清国一旦灭亡,日本将会面临进退维谷的处境。因此,清国要面对的危机就是日本要面对的危机,日本当局必须做出相应的行动,先发制人......”

随后,荒尾精在《复命书》中给出了乐善堂谍情人员的获取的数据,并通过这些数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现下的清国不只是官场腐败,所以日本当局必须尽一切努力改造清国,进而才能与清国联手对抗列强......”

在对清朝的大势分析这方面,宗方小太郎的分析比荒尾精更加深刻。在甲午战争爆发之际,宗方小太郎修改了前一年已经草拟好的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宗方小太郎拿出了更加直观的数据:

“这一年清国的总财政收入仅有白银9071万两、粮食523万石(根据我国文献的记载清朝这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在8300万两左右,与宗方小太郎向日本当局汇报的数字有出入),对幅员辽阔的清国来说,这份微薄的财政收入简直太低了......”

根据宗方小太郎的调查,清国百姓实际上缴的税款多达四亿两,比清廷入库的银两多了四倍有余。据此,宗方小太郎推测,所有钱全部进了地方官的腰包。

宗方小太郎觉得,自古以来中国贪污受贿的现象就非常严重,地方官对下横征暴敛,对上贪污克扣。为了杜绝这种现象,雍正皇帝还出台了“养廉银”这一制度,具体额度随官员官职的高低变动,在俸银之外另行支给,雍正希望用这种方式让官吏打消贪污受贿的念头。然而,清国的贿赂之风已极其盛行,这种制度根本于事无补。时至今日,“养廉”这两个字早已辜负了雍正的期盼,清国官员徇私舞弊的现象愈发严重。

当时的清国,乃至西方世界,仍有许多先进人士认为大清国即将走向崛起。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均认为以中国地大物博的先天优势,如果清朝统治者能够积极进行改革,势必会使大清国“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

然而,宗方小太郎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有这种想法的都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与观察一个人的道理是相通的,应该先观察内在,然后再观察外在。宗方小太郎认为,清国虽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行着变革,但其本质就像是将老屋重新粉饰,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根本经不住“大风地震之灾”。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项认识上李鸿章与宗方小太郎有着共同语言,李鸿章时常自诩“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以此自嘲,可见李鸿章对国家的看法与宗方小太郎如出一辙。

究其根本,宗方小太郎觉得,大清国的腐败基因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明末。当时的中国百姓均已丧失了信仰,社会风气急转直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说在康乾盛世中,统治者尝试进行了短暂的改革,但这种趋势并没有持续多久。清政府将重点放在了“形而下之事”上,而忽略了人心。

当时清国的腐败呈全局性,宣统三年,仅内务府一年预算便多达一千万两,而咸丰朝内务府一年的预算仅有四十万两,足足翻了二十四倍。至于官员冒领公款、侵吞军饷、铺张浪费的情况在清国屡见不鲜,官员贪污的方式五花八门。

例如: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前往陆军学堂巡视期间,陆军学堂仅招待费便花了几千两银子。更可怕的是,清国军队参与走私的情况非常常见,当时号称跻身世界强军的北洋海军,也因为内部腐败在甲午一战中一败涂地。

宗方小太郎对此感慨道,在清代以前的中国是有精神支柱和信仰体系的。可惜的是,清朝以后的中国人,将这些立国之本当成了科举的材料、入仕的阶梯。读书人们每天兢兢业业地钻研这些东西,无非是为了谋个前途。当他们跻身仕途后,孔孟之道被通通抛诸脑后,是为“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

从中央到地方,奸佞当道,真正的清官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官场从上到下一片黑暗。“朝野滔滔,相习成风”,贪腐惰政的态度就像是传染病一样,迅速在清朝官场中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清政府想要实施仁政治国,也会由于地方无法上行下效而“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好的一本经硬是被这些歪嘴和尚念得一塌糊涂。一些真正有救国之志的高士,只能在郁郁不得志中隐居。后来,这些真正的爱国人士逐渐形成一股力量。

显然,这些人才是真正能拯救大清的栋梁之材,可惜当时的统治者根本看不到这一点。

在贪官横行的晚清时期,以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从客观角度减少甚至解决了该体系下原本难以根治的贪腐现象。这种结果的出现,正是晚清的吊诡之处。例如:清廷将海关税务全权委托给外国团队,这无疑是一种将主权拱手让人的做法。不过,这种做法也是有好处的,至少在外国团队的管理下,海关成为清政府下最廉正的机构。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觉得,由外国人来管理海关只是一种权宜的办法,是在叛乱(太平天国运动)后催生的畸形产物。不过,正是因为海关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井井有条,这一畸形产物的生命才得到了延续。在英国人李泰国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这几年时间里,上海道台竭尽所能,使用种种手段诱李泰国“下水”。

例如:某次李泰国与上海道台在海关视察,当时有两艘商船同时驶入口岸。这时上海道台对李泰国说起了悄悄话,希望二人能将这两艘船的关税私吞,一人一半,结果自然是遭到了李泰国的严词拒绝。类似的情况发生了很多次,直到清正廉明的外国海关负责人成为上海道台的眼中钉肉中刺。中国官员对外国人全权负责海关税务的情况抱有深深的敌意,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宗方小太郎对大清国的理解非常透彻,并指出了当前清朝面临的问题:

“国家就像是人民的集合体,对于这个集合体来说,人民就像是‘分子’。如果‘分子’变得腐败,国家又怎会强大呢?中国的‘分子’集体腐败,致使国家的元气被消耗殆尽,这比清廷的错误政策还要严重。政策上的过错,通过出台新政尚可弥补,但国家元气的缺失,是很难得到补充的。”

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位日本谍情人员还引用了孟子的名句:“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官场的腐败,导致司法系统的瘫痪,清国的刑罚均可以被金钱操纵。蒙受冤屈的老百姓申诉无门,民怨的积压给清国带来了巨大的隐患。这就像一种无法扭转的恶性循环,最后让大清国从内烂到外,再无挽回的余地。

宗方小太郎的判断可谓鞭辟入里,一语中的。他对清国的未来发展做出如下推断:按照当下的局势来看,少则十年,多则三十年,清国势必会土崩瓦解,中国也会出现新的变化。就在宗方小太郎写完这份报告的十六年后,一场准备仓促的革命于武昌爆发,这场革命就像是导火索一样,在中国造成了链式反应,在瞬息之间毁灭了清帝国。

其实,当时的清政府还是有自救的可能的,当时的形势十万火急,统治者应该将“正纲纪”放在第一位,杜绝骄奢淫逸,疏通地方政治,消除民怨。出台惠民政策,休养民力。可惜,宗方小太郎看到的,却是因惯性而麻木的清政府,官员们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而是将精力全部放在即将到来的老佛爷的寿宴,以此“粉饰太平”。

很难想象,这些处处直插大清要害的分析竟是出自一位日本间谍。可以说,他对中国的了解已经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日本当局制定“征清策”时,宗方小太郎的意见受到了日本当局的重视。之所以日本能在接下来的外交中抓住清政府的软肋,也是因为此人的分析为日本当局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个日本间谍,竟能对晚清时期的中国有如此透彻的认识,宗方小太郎的报告在今天读来仍令华夏儿女汗颜。

参考资料:

【《复命书》、《中国大势之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