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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 《经久不衰的影像》一书记录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左翼导演是如何将散文电影作为一种激进工具的。

在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出版的《经久不衰的影像:新左翼电影的未来史》(Enduring Images:A Future History of New Left Cinema)一书中,媒体学者摩根·亚当森(Morgan Adamson)以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新左派激进主义为背景,探讨了散文电影的政治潜力。虽然亚当森致力于美学研究,但她的主要关注点仍是将电影作为一种激进的工具:她的工作主题包括了美国“新闻片集体”(Newsreel Collective)对反战运动的纪录片研究;意大利的女权主义电影;早期的视频小组,如“Videofreex”(1969-1978,一个开拓性的视频组织:使用便携式磁带录像机Sony Portapak进行的反文化视频项目,由David Cort、Mary Curtis Ratcliff和Parry Teasdale在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相识后创立);以及法国“吉加·维尔托夫小组”(Dziga Vertov Group,由Jean-Luc Godard和Jean-Pierre Gorin等政治激进的电影人于1969年成立)和阿根廷“第三电影”(Argentina’s Third Cinema,一场始于1960至70年代的拉丁美洲电影运动,它谴责新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和好莱坞电影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作品。

《经久不衰的影像:新左翼电影的未来史》一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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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久不衰的影像:新左翼电影的未来史》一书封面。

这本书的中心论点之一是,纪录片图像远远不只是一个纪实索引。这并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观点 —— 在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和女权主义者)之后,我们欣然地接受图像的意义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然而,亚当森的贡献在于她对散文电影如何在语境中创造变化的深入分析,并在此过程中有助于提升读者的政治意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之一是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1921-2012,法国作家、摄影师、纪录片导演、多媒体艺术家和电影散文家)的《日月无光》(Sans Soleil,1983),这是一部采用Found footage(伪纪录片风格的“旧片重制”,其表现形式通常被设定为遗弃或丢失后被重新发现的录影)拍摄手法的科幻电影,马克在片中重新使用了他拍摄20世纪60年代政治斗争的照片。亚当森认为马克找到了左翼失败的种子 —— 在描绘遥远地方(如旧金山和日本)有组织的青年抗议活动的图像中,这些图像在创作时带有一种更偏胜利者的基调,他们忽视了和未能阻止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崛起。之后出现的便是马克对当下的独特理解,这为未来的左翼发展铺平了道路。

《日月无光》(1983)电影海报,导演:克里斯·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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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无光》(1983)电影海报,导演:克里斯·马克。

亚当森将散文形式的起源追溯至16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92),并引用20世纪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95,后现代主义)和居伊·德波(Guy Debord,1931-94,情境主义国际创始人)的作品,声称散文电影的独特之处正是其作为一种真正辩证的形式,它强调事态的过程,拒绝廉价的娱乐价值,并主张客观性。德波在其开创性著作《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1967)中对电影作为奇观的批判,这对亚当森的论文也尤其重要,因为亚当斯亦将散文电影视为一种自相矛盾的景观。从最纯粹的角度来说,新左派的散文电影也是反导演化的。亚当森指出:“对电影文化特有的等级制度的广泛批评(......)是打破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分工界限的斗争中的一部分。”因此,新左派电影反映了更广泛的阶级斗争,并为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劳动力重组树立了榜样。

因此,书中讨论的散文电影大多是在集体下的努力。其中就包括“新闻片集体”的50分钟真实/直接风格(verité-style,结合即兴创作和非叙述方式来揭示真相或突出隐藏在现实背后的主题)的电影《哥伦比亚起义》(Columbia Revolt,1968),它捕捉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行政部门和反战学生抗议者之间的混乱对峙。尽管亚当森承认这部电影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给抗议活动中的黑人领袖一个发声的机会,但她赞扬了影片对公共精神的表达,以及对组织者创造力策略的展示。另一部重要电影《终于得到消息》(Finally Got the News,1970)则描绘了底特律的黑人工人组织起来,直至发生被称为“大叛乱”的暴动,从而驳斥了美国蓬勃发展的工业化正在消除种族不平等的观点。

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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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运动。

  • 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运动(Columbia University protests of 1968),是1968年全球各地的学生示威运动之一。是年春天,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发现该校与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关系甚密,间接卷入越南战争,加之哥伦比亚大学校方计划新建一个体育馆中设计了专为黑人学生出入的便门,学生对校方的种族主义政策强烈不满,越战与种族主义催生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这场运动肇始于1968年4月23日,以4月30日凌晨纽约市警察局暴力清场告终。

《终于得到消息》(1970)电影镜头。纪录片,片长:5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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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得到消息》(1970)电影镜头。纪录片,片长:55分钟。

正如关注种族斗争的电影揭露了白人运动中隐藏的偏见一样,女权主义电影也揭示了男性活动家对女性问题的傲慢态度。亚当森分析了意大利女权主义团体“罗马电影女权主义集体”(Colletivo Femminista di Cinema-Roma)的电影,他们的座右铭也来自卡罗尔·哈尼施(Carol Hanisch,1942,美国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那句著名的宣传口号“个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这意味着,只要家务劳动不被视为劳动,生育权利不被重视,那么革命就会发生。

最后,在专门讨论早期视频的章节中,亚当森追溯了后来被称为“视频艺术”(video art)的最初发展是如何具有更多政治目的的。对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活动人士来说,视频是一种反文化的姿态,它预示着社会变革。网络思想家和视频艺术家保罗·路易斯·瑞恩(Paul Louis Ryan,1943-2013)是1971年发表的宣言《控制游击战》(Cybernetic Guerilla Warfare)的作者,该宣言的标题呼应了第三世界电影将电影视作反抗武器的理念,瑞恩预见了新技术可能在未来的民主媒体生产中发挥深远作用。

鉴于左派当前的危机,亚当森的著作问世得正是时候。虽然《经久不衰的影像》并不总能说明电影是如何推动现实生活中的组织进程,但它令人信服地展示了电影在扩大左翼言论和议程方面的巨大作用。亚当森对集体主义和参与模式的价值充满信心,她希望电影,尤其是边缘电影,能继续在先锋性和激进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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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ABAGo”艺术主理人快乐大胖原创,不可转载或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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