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去世的时候，只有口袋里的六块九毛钱，将自己一生奉献于南开|南开|南开中学|张伯苓|老舍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先生去世的时候，房无一间，田无一亩，只有口袋里的六块九毛钱。就是这样一位将自己一生奉献于教育，为人清廉的先生感动着一大批人。”

1、 人物概况

· 生平简介：张伯苓（1876.4.5-1951.2.23），原名寿春，字伯苓，后以其字行世，天津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张伯苓是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与严修），1919年至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人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张伯苓校长推崇育才强国）

二、主要成就：

· 创办教育：张伯苓毕生的理想追求和教育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从1904年开始，经过30多年努力，在南开学校的办学基础上，一个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南开系列学校教育体系屹立于中华大地：1904年创办私立中学堂（1912年更名为南开学校），1919年开办南开大学，1923年开办南开女中，1928年开办南开小学，1936年开办重庆南渝中学，1937年接办自贡蜀光中学。南开系列学校的异军突起，特别是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心系国家、服务社会的爱国道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公能”品格，充满朝气、面向未来的青春精神，更是造就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独特的“南开现象”。1932年南开学校共有五个部分：南开中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南开大学及南开经济研究所。学生总人数达3000人。

张伯苓（前排右一）与南开大学矿科创办人李组绅等

· 时代“不倒翁”：张伯苓是南开学校的首任校长。1936年年初他预见到一贯坚持爱国主义教育的南开早已引起日寇仇视，因而想到应在大后方有个回旋余地，决定建立重庆南开分校。他在重庆近郊建成校舍，同年9月重庆南开中学开学。从制订计划到建成上课仅用了９个月。面对创办得如此神速的学校，人们赞叹张校长是魔术师。他笑呵呵地说：“我不是魔术师，我是不倒翁，日本人把我打倒，我又站了起来！”

（1919年春，严修、张伯苓赴南京筹集办学经费，与当地人士合影）

· 倡导体育：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张伯苓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一步三摇时，张伯苓就要求严馆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那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南开学校创办后，他更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于是体育教育便在南开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各年级每周都有二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张伯苓还言传身教，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不时亲自带领学生参加比赛。

（1926年天津民园体育场开幕式）

· 办“土货化”：张伯苓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教育的先进代表之一，在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时，最初也曾走过一段弯路。1924年，学生宁恩承在《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尖锐批评南开教育食洋不化、脱离实际。经过反思，先生加快了教育改革步伐。到1928年，他明确提出，南开今后的发展要“以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从全盘引进并照搬西方教育，到主张教育要适合中国国情、办出一个“土货化”即中国化的南开，是先生在学习外国过程中反复摸索得出的正确结论。他的正反两方面的办学经验，对我们今天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仍具有深刻的启示。

（张伯苓（前排右2）在美国考察教育时与南开校友等合影）

· 筹集校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是张伯苓的朋友，有一回他问张伯苓是怎么募捐的，张伯苓曰，“摸着穴位就是一针就是一笔钱。”在美国，“我们这次的理由是中国以前怎样好，将来预备怎样发展，现在虽然不好，乃是因为内政的纷扰，故经济紊乱，所以需款办教育造就有为的青年……使他们看看我们南开的过往，他们便可以晓得我们是时时刻刻在困难中奋斗的……容易的道路越走越狭，难走的道路才可以发达前进。他们给我们钱很小心，可是我们用之也不是随便，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自立精神……又因为中国的问题是未来的世界大问题，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他们所应该的。”

（张伯苓从捐资者卢木斋手中接过木斋图书馆的钥匙）

2. 思想风貌：

· 教育理念：张伯苓反对只空喊口号而不做实际工作的所谓爱国，主张把爱国的精神和报国的能力结合起来。他说：“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学生在求学时期，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在服务时期，必须真切实行救国志愿。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他在1934年颁定南开校训时强调，南开致力培养的是兼具“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的人才。1937年7月，南开大学因师生爱国言行而被日军炸毁。仅仅月余，先生最疼爱的四子张锡祜奉命驾机开赴前线作战，中途遇难殉国。张伯苓听闻噩耗，默然许久，缓缓说道：“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所倡导的爱国精神。

（张伯苓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师生合影）

· 朴实勤俭：张伯苓生活和他的为人一样，始终朴实无华，老舍和曹禺称赞他“不吸烟，也不喝酒，一辈子也不摸麻将和牌九”，始终过着布衣蔬食的生活。他深知俭可养廉，婚后曾对夫人说：“教育清苦事业，所入无多，当量入以为出，家中事悉以累汝。”所以一切家务均由夫人亲自料理，而从无仆役。张伯苓去北京办事，永远坐三等车厢，每次都住在一家一天一元钱，管吃管住的小店。张伯苓性喜安静，但不刻意追求居住的舒适与安逸，当时他的名气已经很大，可是仍然居住在西南角平民区的简陋住宅里。一次，张学良将军慕名来访，汽车在土路上跑了几趟也没找到“校长公寓”。事后张学良惊叹说：“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为始料，令人敬佩！”但是，张伯苓十分注意个人仪表，衣着整洁，朴素大方，他在嘴边上常挂着一句玩笑式的“名言”，叫做：“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 “爱国三问”：“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国家的危难日益深重。1935年9月17日，张伯苓校长在新学年“始业式”上提出“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让师生自省自励，影响深远。这“爱国三问”无异于醍醐灌顶，激昂了学生们的爱国之志！让初入南开的学子们真切感受到了国家的危难和南开人的责任，不少同学从此投身到救国运动之中。1937年7月，滋育爱国精神的南开校园不幸惨遭日本侵略军狂轰烂炸，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毁。不过，正如张伯苓校长所说：“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三、人物评价

· “与时俱进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教育的先进代表之一。可贵的是，他在引进资本主义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时，不是满足全盘照搬外国教育，他从实践中认识到，这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合中国之国情”。他以为，考察西方教育不能只注意学校的组织和外形，而要考察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了解“教育怎样解决他们这些问题”，他主张学科内容不能仅重外国事实，学校制度不能仅仿外国成规。张伯苓先生毕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教育家。他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重庆解放前夕，他毅然留在当地迎接解放。张伯苓先生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表现出一个正直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得到了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的光荣归宿。（周培源：《在张伯苓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 “意志坚强的实行者”：张校长是在早岁即有一个明晰目的，即是终生从事教育，救甲午之战揭露出的弱国。他虽然在哥伦比亚大学随杜威学教育，但他从未以教育家自居；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实行者，从来不说空泛的话。（吴大猷：《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校长的特色》）

· “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张伯苓常对友人说：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任何学校的经费，如在年终，在银行里还有存款，那就是守财奴，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他开办学校可说是白手起家，他不怕支出超过预算。他常是不息的筹谋发展新计划，不因缺少经费而阻断他谋发展的美梦。他对前途常是乐观的。希望教他每个学生都有政治的觉醒，虽则不一定人人参加政府。（胡适：《张伯苓：一代师表》）

· “真诚恳挚乐观的张校长”：1926年7月中旬，我刚到达天津不久就去校长办公室拜谒张伯苓校长，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我立即被他的堂堂仪表所吸引，因为他比一般的中国人都要高大魁梧得多。当时他约为50岁左右，神采奕奕，生气勃勃。多年来，我与他的交往发展到十分亲密的程度，对于他的为人，我了解的也比较多了，张伯苓成了鼓舞我工作的动力。他的语言质朴、真诚、恳挚，他是个著名的、有感染力的演说家。然而在私人交谈中，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听着，很少开口。该他说话的时候，他就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回答别人的提问，非常认真仔细。他把权力下放给各系教师与行政人员，可是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何廉：《我在南开大学的前十年》）

四、主要历程

1. “国帜三易”弃戎从教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承甲午败绩，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派大员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黄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从威海卫归来之后，他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

（张伯苓先生旧影）

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七月，英国强租威海卫，张伯苓随船送清廷官员前往办理移交手续，亲身经历了“国帜三易”的屈辱场面，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是年，他结识倡导新学的严修，共同开启了艰难的办学之路。

2. 华北运动会“勿忘国耻”

1934年10月，在华北运动会上，南开中学的学生打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的手旗标语，并高唱《努力奋斗之歌》，令当时出席运动会的日本驻津最高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坐立不安，向张伯苓提出抗议。张伯苓义正词严地回答：“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在枪炮声中，南开大学的学子们对天下事也了然于心。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张伯苓也早有预感，他曾对全校师生说：“天津如被侵袭，遭受日本人嫉恨的南开学校，其遭遇破坏自属必然。”

一片拳拳爱国之心的张伯苓何尝不知正面抗日的后果呢？可有些事情是明知山有虎，也须得向虎山行的，他张伯苓就做这先身饲虎的先驱者吧。

（张伯苓参加校运动会开幕式，走在队伍前面）

3. “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有一次，张伯苓在南开中学给学生上修身课，他看见一个学生的手指被烟熏得焦黄，就指着那学生说：“看你都把手指熏得那么黄了。吸烟对青年人的身体有害，你应该戒掉它！”那学生头一昂答道：“先生不是也吸烟吗？你怎么倒来说我呢？”张伯苓心里一震，心想：是啊，要教育学生，必须先教育自己。凡事只有以身作则才有说服力呀！他没有犹豫，立即叫来校工，把办公室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拿来，当众销毁。校工感觉很可惜，劝他不必如此。张伯苓毅然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天起，我和诸同学共同戒烟！”那吸烟的同学昂起的头低下了，在场同学都极受感动。此后，在校学生再没有吸烟的，张伯苓也终身不复吸烟。

4. 爱子殉国，忠志不移

高中毕业后，张锡祜带着同学们奔赴南方，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中央航空学校，成为了第三期学员。张伯苓知道儿子考进中央航校后十分激动，多次写信鼓励儿子要好好学习。

当时能进入中央航校的学员非富即贵，许多民国大人物的公子都是张锡祜的学长或者学弟。中央航校不是个享受的地方。航校的训练特别辛苦，考核也十分严格。除了日常的训练外，学校也注重培养学员们不畏牺牲，勇敢杀敌的精神，

在张锡祜的毕业典礼上，张伯苓应邀出席典礼并发表讲话。看着坐在台下，身穿戎装的儿子，张伯苓感到十分欣慰。他激动地说："杭州有个岳飞墓，岳飞在年少的时候，他母亲在他背上刻上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张伯苓先生旧影）

我们这些父母今天也要把这四个刺在各位学员的心上，如果将来御敌失败，各位也没必要回到家里去了，这就是我教育儿子的理念。"

在写成家书后不久后的1937年8月14日，日本飞机轰炸南京，张锡祜所在的部队接到了前往南京迎敌的命令。由于当时气象观测条件不成熟，张锡祜在恶劣的条件下升空后，遭遇险情，飞机最终在临川上空失事，张锡祜以身殉国，年仅26岁。

（晚年张伯苓夫妇）

在收到家书的同时，张伯苓也收到了张锡祜的阵亡通知书。看到通知书，张伯苓默默无语了许久后，突然连声说：死得好，死得好。这句话包含着张伯苓的痛失爱子的心情，更有对儿子为国奉献的赞许，因为儿子实现了那句"阵中无勇非孝也"。

面对周围人的关心，张伯苓反而宽慰大家说：“我早就认为这个孩子会以身许国，如今他真的以身许国了，也是意料中事。这就是求仁得仁，没必要太伤心。”

5. 心系南开，后世“师表”

张伯苓的一生，就是实践他志愿“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的一生。他的成就并非仅仅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连为一体，形成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包罗了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在南北都播下新式学校的火种，培育出无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