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云海

读张向荣的《祥瑞 : 王莽和他的时代》，有种看大片的观感。作者为王莽立传，不以历史成败论英雄，直言“篡位”之说等同于污蔑，而是重塑了一个追求“儒家圣王”但有着冷酷极端性格底色的丰满的人物形象。同时，作者还纵论西汉二百年，尤其是厘清了儒家如何逐步掌握官方话语权的道路，着重论述了拥有外戚和儒者双重身份的王莽如何取得成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更为难得的是，该书以文学之笔法，以祥瑞为渲染，引领我们走进王莽和他的时代，画面感、故事性、代入感都很强。总之，读此书，如同观影，体验极佳。

在中国历史上，王莽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以外戚身份从日渐衰微的西汉王朝手中受禅为皇帝，建立新朝，整个过程中没有挟天子以令诸侯、没有黄袍加身、也没有血流成河。王莽的成功，除了他外戚的身份（王凤和王昭君铺了路），还得益于儒家的成长。儒家经过元、成两代帝王的推崇，到哀帝的时代已演进为朝野深入人心的信仰。汉宣帝设计的中朝外戚、外朝儒臣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也因为外戚王氏家族的儒家化而消解。王莽作为外戚王氏家族中极少数的有为青年，不像其他贵族子弟一样骄奢淫逸，而是精研儒学，在儒家的改制中成就了自己，最终得以抓住早逝的汉哀帝留下的权力真空、凭着对儒家理想的坚定承诺而和平登上帝位。可以说，王莽的改朝换代，在当时得到了海内外尤其是日益壮大的儒士群体的广泛支持，可谓是众望所归。

当权后的王莽始终践行儒家理念。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王莽身上，可以读出很多现代思想的身影：自尧舜以来第一次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类似于今天的民主政治）、把货币看作万恶之源而致力于解决贫富问题（币制改革）、设计了与对方财政收入相挂钩的俸禄体系（绩效激励）……对于王莽的改制，张向荣解释道，新朝从“王田私属”到“五均六筦”的改制，其思想源头是儒家崇尚民本、仁政、患不均，以及崇尚“大一统”和圣王统治，警惕利益集团侵害百姓的政治精神。这两种政治精神，在当时是通过《周礼》体现的。而《周礼》的经济措施，近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之后才出现的“极权主义与统制经济”。难怪有人惊呼王莽为穿越了近两千年的现代人。

然而，依靠儒家上位的王莽，又恰恰是在追求儒家圣王的幻象中一步步地葬送了江山。后世有人评王莽说：“其意但贪帝王之尊，并无骨肉之爱也。”但张向荣指出，这句话后半句正确，前半句可商，王莽所贪的并非帝王之尊，而是圣王的幻象，是道德伦理的终极裁判权。新朝试图将中央集权的法家王朝改造成华夷有别、垂拱而治的儒家王朝。然而，新朝在迈向儒家目标时，采取的是管制的办法，走的是秦制的老路。轰轰烈烈的新莽改制，并没能撼动甚至触及秦制最根本的三个要素：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有些方面甚至还加剧了。

与此同时，新朝基于儒家华夷观念的对外政策，先是破坏了与西域各国的和平关系，长年陈兵边境又不打仗，沉重的对外战争负担进而引发了关东各地的动乱，造成了新朝的内忧外患、秩序混乱、离心离德，最后土崩瓦解。张向荣一针见血地指出，王莽之败，源于他再造了一个秦皇汉武所面临的危局，而王莽又缺乏秦皇汉武应对危局的政治能力和运气，无力应付危局。

此外，书中还描述了王莽的性格，“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异之。”说明王莽极端固执，一意孤行，难以沟通，即使是亲儿子，也不敢直接劝诫父亲，同时，他还极其相信灾异和祥瑞。从早年摔碎玉石剑柄，到挖掘丁、傅两太后的坟墓，逼杀两个亲生儿子，再到以毒物污物诅咒叛乱者，直到京观，等等，都暴露着王莽性格中激烈、极端乃至有些变态的一面。不过，相比于改制的失败、极端的统制以及战争的损耗，张向荣指出，王莽的个性在他失败的诸多诱因中，重要性只能退居次要了。

掩卷回首王莽的一世浮沉，可以说是，成也儒家，败也儒家。张向荣对此有一句公论，“儒家虽然帮助王莽成功登基，但没有帮助他坐稳帝位。儒家虽然崇尚经世致用，但儒家思想本身对现实政务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这是两千年来儒家的一大软肋。但这恰恰说明，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现实，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驯服君主，是古代中国政治天平上的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