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云海

外交是通过谈判来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和平的行为。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对外邦交的智慧。比如，远交近攻，就是战国时期秦国采取的一种有效的外交策略。而说起宋代的外交，我们想起的是外敌兵临城下之后，被迫签订的檀渊之盟、绍兴和议，以及秦桧等权臣所奉行的投降路线。宋代外交总给人一种“屈辱求和”的印象，似乎乏善可陈。

知名历史学家陶晋生在《宋代外交史》一书中，则针对这种刻板印象，提出新的见解。他认为，被近代史家批评为“屈辱”甚至“卖国”的两宋外交政策，其实是两宋面对现实，基于理性考虑，为了维持和平而不得不采取的弹性外交手段，其政策目标只是为了求得与外夷达成适当的“包容”之道，以求取赵宋政权的生存。

不同于汉唐大一统时期的中原皇帝主宰四夷的朝贡体系，两宋时期（960-1279）所面临的国际体系，是中原四分五裂、多个朝贡体系并存，是契丹、女真、蒙古三个民族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形成大宋与辽、金、蒙元三大帝国并存的多元国际体系。面对拥有强大武力的三个强敌，逐渐衰微的宋朝不以征服为目标，只能以外交手段配合军事行动，试图解除强敌的威胁和侵略。

而两宋朝野人士提出的外交政策，基于对辽、金、蒙元三朝认识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主和派和主战派。不过，陶晋生指出，这种两分法过于简单，无法真实反映两宋的外交政策。两宋对三朝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和、战、守三策的交互弹性运用，其基本目的是维持与强大外夷的和平相处而不是征服。

宋钦宗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理性和务实的弹性外交运作下形成的“檀渊之盟”国际规范，也确实给两宋营造了延续近三百年经济发展、文化兴盛的和平环境。比如，“檀渊模式”就给宋辽带来了120年的和平。相比之下，北宋末年昏聩无能的宋徽宗和好大喜功的蔡京、童贯等人，盲目追求恢复燕云，不惜打破“檀渊之盟”以来形成的宋辽之间的和平关系，采取了联金灭辽策略，结果不仅在轻率的军事冒险行动中被金人看到宋军的弱点，还不遵守与金朝订立的和约，最终导致北宋灭亡，徽钦两帝被掳北迁，宋人视为靖康之耻（1127）。

靖康之后，金人扶持的傀儡张邦昌不敢就位，于是迎立康王赵构，是为宋高宗。南宋之初，高宗一面抵挡金兵，一面甘为金朝附庸。陶晋生指出，宋高宗没有恢复中原、报君父之仇的大志和野心，只想巩固自己的皇位、控制诸将，尤其不想金人放回宋钦宗（p322）。到了绍兴八年（1138）以后，南北已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尽管大多数群臣反对和议，高宗仍然任用迎合自己的秦桧，与金人达成绍兴和议。至于南宋之所以能够与金朝签订和议，原因正如主战派李纲所说的，能战方能和。南宋能和，是因为岳飞、韩世忠等能战。外交以武力为后盾，自古以来都是至理。高宗一朝的宋金和战，背后是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激荡争锋，作者在书中着墨最多，颇为精彩。

绍兴和议之后，宋金之间也维持了将近百年的和平。到了13世纪初，蒙古部落成吉思汗骤然崛起，金朝不敌蒙古铁骑，逐渐衰落。南宋君臣体察到金朝的颓势，决定调整对金政策，取消了绍兴和议规定的对金岁币，引来了金朝的入侵（1217）。于是，南宋忽视唇亡齿寒的道理，仍然采取联蒙古灭金的政策，以求一雪靖康之耻。可惜灭金之后（1234），宋人对蒙古的外交屡次失误，最终导致南宋灭亡（1279）。陶晋生认为，南宋末年对蒙古的外交，由于军事实力悬殊，外交实际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一旦蒙古调整政策要征服南宋，在征战欧亚大陆无敌手的蒙古军队面前，南宋就很难再通过外交手段苟延残喘了。

由此可见，外交成败能够影响政权存亡。在与辽、金、蒙古势均力敌的时候，外交成为两宋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而宋人的两次外交失误——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都直接导致了北宋和南宋的覆灭。

而在两宋外交政策的评价上，是屈辱求和还是弹性外交，作者没有囿于近人成见，而是在大量搜集整理时人的评论、诗词、书信等材料基础上，从一千年前的历史语境出发，以当时人的视角综合评判时局应对的得失，所得结论也就更为公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