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保定很多地方流行着这样一个故事：村上有个老乡去了几天北京，邻居来串门，便问道，哪天回来的?出门的老乡回答说，昨天晚上。他爹听到儿子说“昨天晚上”，气不打一处来，“我让你撇京腔!”抄起笤帚就打过去。儿子赶紧改口说：“野了个黑介回来的。”

由“昨天晚上”到“野了个黑介”。故事的核心是“普通话与方言”的较量。在这个故事中，儿子因为说普通话而挨打，父亲因为儿子“撇京腔”而动怒。人们每每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会发笑，人们津津乐道的是父亲对方言的捍卫，嘲笑的是挨打的儿子。今天听来故事有点夸张，也是笑谈。但在过去，这样的事儿真的就发生在生活中。那时，改革开放之前的广大农村交通不便，也没有外出打工一说，经年累月，乡亲们都在村子里生活。偶尔有从外地回乡的，口音夹杂了普通话的味道，人们就说这是“撇京腔”。

所谓的“京腔”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就是普通话。事实上，从语言学的严格意义上讲，普通话和北京话不是一个概念。普通话只是以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为标准的，和北京话是有所区别的。尤其是北京土话有很多是不规范的，但生活中人们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在保定，把普通话说的不标准的就叫做“撇京腔”。而如果是地道的北京人说北京话那就不算“撇京腔”。保定因为距离北京比较近，很多人有北京的亲戚朋友往来，真正的北京人说着北京土话，无论在哪个县都不会被说成是“撇”。如此说来，“撇京腔”一词，关键在于“撇”。

撇，是装、摆，有表演、弄虚作假的意思。先来说这个“装”的含义。世代生活在一起的乡亲们每天都说着家乡话，对它的语气语调都太过熟悉了，对这套语言系统早已有了一种心理认同和文化认知，所以日常的交流中感到只有说方言、听乡音才踏实。因为方言的背后是他们共同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是相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他们固执地认为，生活在这个特定区域里的人就应该说着相同的话，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装模作样。再说为什么要“撇”，要“装”。语言的生存和经济发展向来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不仅影响着语言本身，更决定着它的生存和发展。因为交流的增加，更因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曾经一度以说一口甜腻腻的“港台腔”为美。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普遍以说普通话为傲的。一方面国家提倡，另一方面也因为北京作为首都在人们心中的至高地位。而北京话更是代表着首都，是现代化的象征。所以在保定地区，一方面是年轻人把说普通话、模仿京腔当成时尚，另一方面是这种时尚不被乡亲们认可。一种文化心理上的排斥，两种观念的冲突，从而被说成了“撇”字。

从方言本身来说，“京腔”来自千年古都北京，融合了满、蒙、汉等多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北京方言。北京话因为卷舌音和儿化音的装饰，再加上大量使用轻声，听起来轻松跳跃生动，韵律感十足，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那么，无论是“撇”也好，还是“模仿”也好，“京腔”还是深入人心的。

“撇京腔”一词的出现和使用是有着时代的印痕的。“撇京腔”之“撇”指不标准的普通话，表示带有拿腔作调的成分。但这个词本身是存在着语言误区的，有着语言的排他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开放，人们交际圈子也越来越大，走出家乡，闯荡天下，说普通话变得再正常不过了。即使不标准，也不会被人认为是“装”或者“表演”什么的了。特别是在交通便捷，开放又快速发展的保定各县区，走出去的人更多，视野也更广了，对语言的包容性也更强了，所以“撇京腔”一词也变得生疏了。

需要说的是，保护方言，并不意味着排斥普通话。语言是用来交流的，能听懂是首要。出门在外，说普通话还是必要的，哪怕不很纯正，也不能算是“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