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别人与爱自己。
作者：刘舒扬
升入小学后，彭霞发觉自己好像陷入了某种停滞。
停滞感首先来源于最直观的视觉体认。110cm，这个代表她身高的数字，已经好几年没有变过。“别人都比我长得高，都比我能跑、能走。”
彭霞的母亲这才想起，这个女儿出生时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胳膊、腿短一截”。再向前溯，母亲记起自己怀彭霞时，曾误食过一种用于治疗“打摆子”（疟疾的俗称）的药物。
从医生口中，彭霞知道了，长不高是一种病，学名“矮小症”（旧称侏儒症）。
今年45岁的彭霞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那时自己是全校乃至全村的“异类”。“小矮子”三个字以及环绕其间的声音、表情、动作等，毫不客气地占满了一个孩子的小小世界。于是，生活也不再向前。
直到1999年，她遇到丈夫傅应辉，一名因母亲早产而导致脑瘫的患者。她把两人的相遇看作一种缘分，更看作是对自己的打捞——从暗无天日的阴影中，一点点走到阳光下。
现在，彭霞被称为“气球妈妈”。数年来，她用售卖气球的钱共计捐助了32名贫困学生；她还是合肥一个公益组织的成员，出现在很多个需要她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身残志坚的故事，但在更广阔的视域下，它关乎如何爱别人，以及如何爱自己。
以下是彭霞的讲述。
气球
我卖气球十多年了，蜀山区南七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附近是我的“根据地”。那里打预防针的孩子多，孩子们喜欢气球；而且离我家也近，中午能回去烧饭，吃饭，上午没卖完的气球，下午再接着卖。
我和我老公加起来，一天能卖五六十个气球，多的时候可以达到七八十个，一个月挣2000多块钱，完全够生活。
卖气球最怕刮风。前段时间合肥刮了好大的风，气球随着风跑，我拽不动，只好顺着它被刮的方向走，气球到哪，我人就跟着到哪，很吃力。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气球系在电动三轮车上，那样不怕刮风，也不怕天冷冻手。但是气球必须拿在手里卖，人家买的话你很快就能递过去，或者绕在小朋友胳膊上。我的气球从来没有“飞”过，我都攥得紧紧的。
每天晚上9点半，我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家里出发去一个工厂进货。去程一个小时，拿气球一个小时，回程一个小时。回来时每骑一段，下车整理整理飘乱的气球，再继续走。到家后，我把气球分好，我和我爱人一人一半，凌晨一点钟左右睡觉。
·每天晚上，彭霞骑着电动三轮车去工厂拿气球，来回共计3小时。《合肥晚报》高博摄
第二天早上6点，我起来做早饭，吃好后把我爱人推出去——他可以自己从轮椅移动到残疾人代步车上。我帮他把那一半气球拴好，再拴好自己的，然后一起出发，他去他的地方，我去我的地方，一天的任务就是把自己手中的气球卖光。
今年夏天，有一阵子气温达到了40度，我卖气球的时候那个汗呦，流得都没停。那天我拿了30个气球，白天只卖了15个，晚上我就到人家跳广场舞的地方去，总算都卖掉了。我到处走，目的就是把气球卖完。
2017年的一天，晚饭后看电视时，我在一档公益助学节目上看到了一个女孩。她腿脚不太利索，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没钱上大学。那个时候我自己的孩子16岁，正在念高一。
我也是个母亲，理解做母亲的心：孩子花一样的年纪，学习那么好，上不了学，心里该多着急啊。我跟我爱人商量：我们去帮助这个女孩，你一帮我一帮，她就能上大学呀。
我捐出了我的第一笔助学款，500元。两年后，这个女孩来我卖气球的地方找我，我一开始没认出她就是我资助的孩子，认出后我好激动，没忍住，哭了。
·2019年8月，彭霞捐助的第一名大学生陆慧敏（左一）来家中看望她和她的丈夫傅应辉（右二）。一同前来的还有安徽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记者丛文，他是较早报道彭霞的记者之一。（图片由彭霞提供）
这个孩子很懂事，她现在在读研究生，不久前还想来看看我。我讲你家里也很忙，你在家里要把爸爸妈妈照顾好，不用担心我。
眼睛
现在我一共捐助了32名学生，大学生每年一次性捐助3000块钱，小学生每个月捐助500块钱。我的事迹被报道以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也收获了很多善意。
有次，一名30多岁的年轻人特地从合肥另一个区过来，想塞给我2000块钱。他说，我看到你的报道了，好心疼你，想帮你改善一下生活。我说谢谢你，但这钱我绝对不能收。
我们两个拉扯好长时间，小伙子没办法，说那我买一个气球吧。哇，买气球可以。我收了他5块钱气球钱。
·彭霞在售卖气球。汪曙光摄
很多人想给我捐钱，但我的生活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苦。我卖气球，自给自足，过得很幸福，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我肯定要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才有能力去帮助他人，而不是别人先帮我，我再去帮别人，这个性质不一样。
我现在很爱笑，也不怕和人交流，以前可不是这样。
小时候我生活的环境里没有人和我一样。我自己也老想，我怎么跟别人不一样？不少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给我起外号。久而久之，别人跟我讲话我也不理，我也不跟别人讲话；不得不与人交流的时候，我始终低着头，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
回家也是窝在自己房间里，吃饭时，我把碗端进来一个人吃。家里有客人的时候，我从不上桌，都是躲着。
初中毕业后，我不再上学。高中学校离我家很远，我走不动，不会骑车——以我的身体情况也骑不了。我没去找工作，天天待在家里，做一些家务活，偶尔翻翻上学时的课本。
有一次我坐在家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织毛衣，突然走来一群小孩，我赶快躲进屋里，等他们走了再出来。
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身高都是一米六。家人喊我一起出去玩，我说我不去，他们也就不再说什么。他们没想过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觉得我活得挺好的，只是不爱讲话。我就这样把自己封闭起来。
1999年，我认识了我爱人。介绍人把我带到他开的小超市门口，当时他坐在轮椅上，讲话不太利索，但很开朗，爱和人打交道，讲得慢一点，对方也能听懂。
我问他，你怎么不怕别人看你？他说，别人看就看，我做我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我觉得这个人挺神奇。
每天晚上，他拄着双拐，在水泥地上来回锻炼，学走路。他能自己照顾自己，超市也是他一个人打理。
一年后，我们结婚了，共同经营小超市。客人来问，我爱人就让我去应对，他在旁边看着。慢慢地，我敢和别人讲话，也敢和别人对视了。这个转变，我用了很长时间。
我们还一起学会了骑车——我骑电动三轮车，他骑残疾人代步车，我们相互鼓劲，一起学。
后来超市所在的那条街拆迁，我们也不能总靠政府补贴，得自食其力。我爱人看到卖气球的生意不错，去打听，人家立马就把相关情况告诉我们，还给了我们气球工厂的电话。
这个职业我们能干，两人都能出去挣钱，挺适合我们。我们生活的钱、我孩子上学的钱、捐助的钱，都是气球带来的。
爱的循环
2008年，我认识了一名女孩，20多岁，也是“袖珍”。她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特别自卑。
我拉着她逛公园、看电影，还带她去商场买衣服，告诉她不要怕，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她慢慢地开朗、自信起来。她和她爸妈都很感谢我。能帮助到她，我也很开心，因为也等于帮助我自己。
2016年前后，这名女孩突发急病去世了。我难过极了。生命真的很脆弱。
我想，我能走上这条帮助人的路，除了受我爱人影响，还要感谢宋国强大哥。
2015年，我偶然在公园看到宋大哥在组织爱心义卖，邀请了本市一些书画家来写字作画，售卖所得全部用于购置轮椅，送给有需要的人。他看到我，问：你要不要加入？我觉得这是好事，当场回答他：“我愿意！我想成为一名志愿者！”
·2016年，彭霞参加了宋国强所在公益组织的爱心义卖活动。（图片由彭霞提供）
我加入了宋大哥的公益组织，逢年过节去看看孤寡老人，天热的时候走上街给交警同志、环卫工人送杯水……做好事真的很开心。
还有教我唱歌、弹琴的老师。10年了，老师每天都认认真真教课，从来不收我们这些残障人的学费，还免费提供教室。还有最早报道我的几名记者。大家都抱有最朴素的善意。
我儿子今年在安徽理工大学读大四，打算明年念研究生。这些年，他捐过自己的奖学金、做过社区志愿者，却从来没和我们说过。
那年他住在奶奶家，参加了疫情防控志愿服务，还是他奶奶告诉我们的。我和我爱人做的这些事，他也是从新闻媒体上看到的，很为我们自豪。
让我特别开心的是，有不少人在我的带动下也走上了这条路。
今年8月，我去给“扭扭车男孩”张亮捐款时遇到一个朋友。她说，彭姐我看到你的报道也想去捐助，能告诉我地址吗？后来，她真的带着她的孩子去了。
还有一个朋友了解我的事以后，也去帮助有困难的大学生上学。我感觉这是个挺好的事，挺有意义。
·2018年1月，彭霞与其他志愿者一起走上街头，铲除积雪。（图片由彭霞提供）
我今年45岁，干到55岁应该不成问题。前几天上午我卖气球，下午就攒够钱又捐助了一个孩子。所以，气球我会继续卖下去，也希望能把我接收到的爱传递给更多人。
《环球人物》记者与彭霞的聊天暂时就到这里。4个小时后，她又要骑着电动三轮车行驶在进货的路上，蓬勃地继续着她的生活。
就像此前有人说过的：“我不愿称呼她为‘袖珍妈妈’。没有谁界定，1.1米的身高，让她成了‘特殊’的母亲。如果有，那是爱的能力，让她与众不同。”
总监制： 吕 鸿
监 制： 张建魁
主 编： 许陈静
编 审： 苏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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