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教仁逝世后，有多部宋教仁文集出版，但是由于搜集不全、校对不严等原因，不仅存在诸多错讹，而且还多有遗漏。《宋教仁全集》书稿运用求全、求原、求源、求真、求实的理念和方法，更正原文集中93篇文章的错漏350余处，发现并新增宋教仁各类佚著350余篇，应为迄今为止收集最齐全、考订最严密、规模最大的宋教仁著作结集，对于推进宋教仁以及辛亥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宋教仁（1882-1913）

二、《宋教仁全集》书稿的编纂理念与实施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名垂青史！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和民国初年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振兴，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他的遗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和物质财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其搜集好、整理好、出版好，使其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世代流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重要贡献。

鉴于前人所编辑的宋教仁文集存在诸多问题，我们决定重新搜集并编辑更为齐全和准确的《宋教仁全集》。在搜集、整理和编辑工作中，我们坚持以下理念和方法：

第一，求“全”。历史人物的文集，收录的著作越齐全，其学术价值也就越高。在搜集宋教仁遗著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以下方法：一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我们既注重运用现代内容庞大、功能多样的历史资料数据库，如《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爱如生》《大成故纸堆》《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等，又采取直接到全国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尚未数字化的纸质历史文献资料的传统方法，扩大搜集范围，提高效率。二是境内与境外相结合。在境内搜集的同时，我们还注重搜集境外的相关史料，并通过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在境外的相关数据库和图书馆搜集宋教仁遗著，以补充境内现存报刊资料的缺失。三是深入与广泛相结合。在历史书籍和当时报刊中深入挖掘宋教仁遗著的同时，我们还将搜集面扩大到档案馆、博物馆、文物收藏界以及近年来出版的各种史料集。

通过以上“三结合”的方法，近十年来，我们认真查阅了境内外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报刊、书籍100余种和相关档案资料、史料集，搜集到大量的宋教仁佚著。

例如，鉴于前述《民立报》因“机器铅字修补”，停止出版铅印版刊，改以石印版出刊，导致宋教仁在石印版《民立报》上发表的社论及杂文均未收录于三部宋教仁文集之中，我们特意查找到这一时期的石印版《民立报》，从中发现《云南边事伤心谭》《现今中国外交形势论》《不肯作宰相》《片马附近略图》《滇边南段界务未定地带说》等珍贵的宋教仁佚文。

又如，除了《民立报》，我们还在国内其他报刊如《神州日报》《太平洋报》《顺天时报》《民主报》《亚细亚日报》《江西民报》《中华民国公报》《浙江公报》《滇南公报》《长沙日报》以及境外的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等100多种报刊上新发现了大量宋教仁的重要文电、启事等。

再如，宋教仁不仅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位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诗人和书法家，生前留下了大量的书法作品。这些作品或为警语箴言，或为励志诗词，或为题字题词，是宋教仁及战友们相互表意明志、砥砺志节、寄托理想的产物，也反映了宋教仁在当时社会中活动和交往的轨迹。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文物市场繁荣，又有一批宋教仁书法作品及书信原件陆续被发现和展出。我们又从中发现了大量宋教仁的书法作品，特别是“淘”到了宋教仁当年致萱野长知、罗参谋等人的信函。

宋教仁致罗参谋函

第二，求“原”。在宋教仁遗著的搜集、整理和编辑中，我们忠实原创、原作、原意，注重搜集和选用宋教仁著作的原文、原件、原电等原始文献，同时加强考辨和校对工作，力求宋教仁著作的原始性和正确性。

例如，1988年，拓晓堂在《文献》第4期上发表《宋教仁关于“间岛问题”的两封信》一文，辑录了1908年宋教仁致清政府驻日公使李家驹的两封信，并被郭汉民收入其所编之《宋教仁集》，命名为《致监督星使书（1908年5月30日）》。但经对照原件，笔者发现拓晓堂抄录的这两封信中错漏多达30余处。为此，我们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对照原件，对此二信重新作了订正。

1908年宋教仁致清政府驻日公使李家驹等信

又如，前人所编《宋教仁集》中《致各省都督及咨议局电（1911年12月1日）》，录自中国史学会所编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源自清军机处电报档案，但由于译电的原因，电文中本身就有不少错误。而当时参加会议的吴景濂所著《组织临时政府各省代表会纪事》一书中也抄有此电全文。经比对，后者不仅抬头完整，电末有代日韵目“真”，而且文中10余处的表述明显比前者更为准确。因此，我们采用吴景濂所抄版本。

再如，对于前述只抄录了附件部分的农林部致国务院的三函，我们找到原件，增录了其正文部分，从而确保了此三函的原始性和完整性。

这样，《宋教仁全集》书稿所收宋教仁遗著尽量采用原文、原件、原电等原始文献，并进行了认真的校勘工作，基本不用第二手史料，使之所收录的宋教仁遗著直接来自原始件者占比在98%以上，从而有效地阻断了前人在转录或传抄过程中产生的错漏，确保了该集所收著作的原始性，使之更为权威、真实、可信。

第三，求“源”。民国初年，报刊林立，又各有不同的背景和政治倾向，因此各报当时刊登宋教仁文电及文章（演说）时，往往根据各自的信息来源渠道、版面特点或政治立场做出相应的处理。鉴此，我们通过对当时不同报纸上所刊相同内容的宋教仁文电及演说进行溯源，采用内容和要件（电文的抬头、署名、日期等）最全之“源件”，而不用要件或内容不全的删节件，从而确保宋教仁遗著的原始性和完整性。

例如，《宋教仁集》中《在鄂都督府之谈话（1912年11月5日）》一文，录自1912年11月6日《长沙日报》。但据我们查考，此文初刊于1912年10月26日北京《民主报》，《长沙日报》所刊此文系从北京《民主报》转录，故《宋教仁集》中所注日期不确。另经查对原文发现，《宋教仁集》中所录该文错漏多达10余处。[9]对此，我们直接采用北京《民主报》上的“源件”。

又如，郭汉民所编《宋教仁集》中《复昌明礼教社函（1912年８月5日）》一文注曰：“此函发表于1912年８月5日上海《神州日报》，录自杨天石《宋教仁佚文钩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２期。”经查，杨天石文中说的是“本函发表于1912年6月5日上海《神州日报》”，并非“1912年８月5日”。又查，1912年6月5日上海《神州日报》上也并无此函。再查，此函源自1912年6月15日上海《神州日报》第6张的“杂录”栏，故此函的日期应订为1912年6月15日。同时，我们还对照“源”件，纠正了前者中的数处讹误。

再如，《宋教仁集》中《国民党鄂省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1913年2月10日）》一文注明是录自1913年2月13日上海《民立报》上之《宋遯初之危言》。但据查考，上海《民立报》上此文实源于1913年2月8日北京《民主报》上《鄂国民党欢宴谭宋林李诸先生纪事》一文，故宋教仁此次演说的时间应为1913年2月7日。又查，《民立报》所刊此文漏录了《民主报》上的“适才，林先生演说谓”之首句，从而使其后一句误为宋教仁所言。鉴此，我们采用《民主报》的“源件”，从而保证了宋教仁这篇演说词的原始性和完整性。

第四，求“真”。由于年代久远以及当时编辑出版等方面的原因，许多宋教仁遗著存在日期缺失或不全的情况，而前人编辑出版的宋教仁文集，对于这些方面的考证却存在许多错讹，导致部分宋教仁遗著“失真”。有鉴于此，我们加强了考证力度，通过结合文中内容与相关史实的严谨考辨，去伪存真，有效地避免了“失真”的现象。

例如，《宋教仁集》中《致林述庆电（1911年12月3日）》《致徐绍桢林述庆等电（1911年12月3日）》二电均录自1911年12月3日上海《民立报》，文中均未见代日韵目，故该集均取其刊登时间，即以12月3日为发电日期，应误。查《民立报》刊登此二电文前有按语曰:“昨日，南京光复之捷电传至上海后，东南各都督在沪军政府临时集议发出各电如下……”故可知此二电的真准时间均应为1911年12月2日。

又如，《宋教仁集》中《呈袁总统辞职文（1912年7月8日）》一文录自1912年7月8日的上海《民立报》，因文中未见日期，以其刊发时间为写作时间。但据笔者查考，1912年7月2日的北京《顺天时报》刊登此文，文末所署日期为“中华民国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此外，1912年6月30日《政府公报》第61号也刊有袁世凯1912年6月29日对此呈文的批示。由上可证，此文的真实日期应为1912年6月29日。

再如，《宋教仁集》中《与袁子重游武昌联句寄汉元(1913年3月4日)》，系录自1913年3月4日《民立报》，故以刊发日期为其写作日期。但据我们查考，此与史实不符。查宋教仁于1913年2月1日由长沙抵武汉，2月10日后离汉赴沪，此后未再到过武汉，因此，宋教仁与袁子重游武昌应在这段时间，故此诗的写作时间应订为1913年2月上旬。

此外，我们还加强了对宋教仁的笔名的考证，确定1905年8月由翻刻者“将灭犹未灭之一个汉人”和传发者“将灭犹未灭之梦数汉人”所著之《灭汉种策》一书系宋教仁所作，并收入《宋教仁全集》书稿，以恢复历史的真相。

宋教仁书法

第五，求“实”。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些宋教仁的著作因遗漏或其他原因并未署名而没有被收入宋教仁文集。对于这类情况，我们根据史实进行了考证，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地加以利用。

例如，在1905年7月30日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上，宋教仁与黄兴等人被推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员。接下来的几天内，宋教仁常到黄兴住处。据其日记记载：8月5日，“未初，至黄庆午寓，坐谈良久。申初，回。”8月7日，“戌初，至黄庆午寓。亥初回。”8月8日，“巳初，至黄庆午寓。未初，回。”8月11日，“申正，至黄庆午寓。寻回”。十天之内，宋教仁密集造访黄兴，且前三次的时间都在两个小时以上，应是与黄兴商议正在起草的同盟会章程。最后一次时间不长，应是章程最后得以确定。8月20日，黄兴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代表宋教仁等起草人宣读了章程草案。由此可知，宋教仁也是同盟会章程的研究和起草者之一，该章程理应收入宋教仁文集。

又如，《民立报》1911年8月11日、14日，9月4日、5日“新刊批评”栏目中刊登的文章，并未署名。因此，这些文章未被收入宋教仁文集。但经我们认真查考，该栏系宋教仁于1911年6月23日所创设，并在第一期的前言中为之所定的主旨为“师外国绍介新刊之例，于乍出版书籍图经，得览观者，辄籀其大旨，施以月旦，期稍稍有裨益读者”。此后，该栏是宋教仁经常发表新刊批评文章之所在，从未见其他作者在此栏发表过文章。而其他栏目，如“天声人语”“大陆春秋”等均有多个作者署名发表文章。是年10月下旬，宋教仁离沪赴汉后，此栏目也再无出现（其他栏目则一直保留）。况且，8月11日点评的经世学社译《比较财政学》，正是宋教仁所译，且文中列举该书移易术语雅训、译解名辞翔实、删改原文确切等三个“美点”即来自该书之《凡例》。所以，点评该书，宋教仁再合适不过了。而8月14日点评《王文成公全书》的文章，对于早就深入研究过王守仁的宋教仁而言，也是驾轻就熟之事。由上可证，“新刊批评”栏目是宋教仁唱的独角戏，有些文章虽未署名，也应当出自宋教仁之手笔，而应收入其文集。

再如，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因此，宋教仁担任农林总长期间副署的大总统命令既为其履职的表现，也是经其审阅并签名同意的。此外，据我们查考，1912年6月29日《政府公报》第60号刊登的《农林部训令》之《本部暂行办事通则》中明确规定该部所办文件，“由各科主任人员办理，仍由厅司长核定，再送总次长判行”。由上可知，宋教仁任职农林部总长期间，其副署大总统的命令以及该部所发布的部令、训令、指令、任命及公文，均经宋教仁审阅后签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均应视为宋教仁的公牍，而全部收入宋教仁文集。

总之，经过近十年来对宋教仁遗著大范围的深入搜集和精心整理，并经认真考订和校勘，《宋教仁全集》书稿共收入宋氏各种著作625篇，比郭汉民所编《宋教仁集》收录的275篇增加了350篇；凡110万余字，增加40余万字。《宋教仁全集》书稿还对郭汉民所编《宋教仁集》（不含《间岛问题》和《我之历史》，且该集已对陈旭麓所编《宋教仁集》中的错漏进行过一些校改）中的93篇文章进行了修订，改正错漏350余处，无疑是迄今为止收集最齐全、考订最严密、规模最大的宋教仁著作结集。（仍未完） （原载：《武陵学刊》2022年第6期）

本文作者诚征愿意资助该书稿出版的单位和个人，联系电话：15084898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