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整个抗日战争，亿万中国军民浴血奋战，但我们的敌人，只有日本侵略者吗？

我们要面对的不光是野蛮凶残、毫无人性可言的现代化日军，还有面对汉奸。

侵略，从外而来，汉奸，从内部成长，由内而发，就像癌细胞，它们不断啃噬肌体，最终耗尽生命最后一点儿能量。

侵略，要发动战争，要派出军队、动用坦克大炮，与之相比，培养汉奸的成本极低。

旅个游、参个观，吃顿寿司、看看歌舞伎，连吹带捧，时不时再给个甜枣，就能让它们把祖宗卖了；还有些人品低下的，甚至连甜枣都不用给，上赶着当汉奸，要用绵薄之力，给敌人立奇功。

1937年7月底，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部署了一项绝密军事行动——封锁江阴要塞。

经南京最高国防会议决议，命海军出兵，于1937年8月12日封锁江阴要塞一带江面，从而控扼长江流域。

一是防止日军通过长江航路，直接进军山西、陕西、四川等省份；

二是截断长江中上游日军第11战队的归路，获得战场主动权。

然而，封锁江阴要塞的行动还未实施就流产了。

1937年8月11日及12日两天，日军第11战队的13艘舰船，还有大量日本商船，集体冲过江阴江面，向长江下游撤离，同时随船撤离的还有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的众多日本侨民。

很显然，事前制定好的“封锁江阴要塞”计划，被泄露给了日本人，才让对方能如此及时的行动。

而日本舰船撤离，却做得非常隐蔽，不但通过江阴要塞时，没有引起军方注意，而且，长江两岸的日本侨民集中消失，也没有引起当地的注意。

等到海军部醒悟日军第11战队已经撤退时，早已错过最佳的截击时机。

事后调查发现，向日本传递军事情报的，是时任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濬，他负责最高国防会议的记录工作。

对于身处要职的黄濬来说，他泄露的是一份绝密军事任务，而对于整个战局来说，损失无法估计。

由于未达成封锁江阴要塞的作战目的，让围堵歼灭变成了阻击作战。

1937年8月16日，日本侵略者兵力集结完毕，从海、陆、空三个方面扑向江阴，江阴海战拉开序幕。

这是抗日战争中罕见的陆海空三栖立体作战，中国海军死守封锁线近三月，没让一艘日本军舰突破防线循江而上。

为此，海军第1、第2舰队主力全灭，成为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海军遭受的最重大损失。

如果说这个惨烈代价，是黄濬一手造成，这不太合适，而且他也承担不起；

但是，如果说黄濬凭一己之力，将战局拖入困境，让海军将士面临牺牲，这并不过分。

江阴海战开战不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专门小组展开调查，很快，黄濬及其长子黄晟等同党十余人全部落网。

1937年8月26日，黄濬以叛国罪被处死刑，成为抗战中最早被处决的汉奸。

然而，就在黄濬被处决之前，竟然有不少文化界人士，替他奔走求情。

因为在他们看来，黄濬这个铁证凿凿的汉奸，只是个业余汉奸，担任行政院主任秘书也是兼职。

为什么有这种论调儿呢？

这就不得不说黄濬的另一个身份——文史专家。

这个黄濬，出生于福州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爸爸黄彦鸿是清朝翰林。

黄濬自幼随外祖父读书，从小有“神童”之誉，1902年，年方11岁的黄濬来到北京，就读于京师译学馆。

聪慧过人、一表人才的黄濬，有着少年人特有的锐气，很快得到福州同乡陈宝琛、严复、林纾等人的重点关照，后来，黄濬又因为能力强、博学多才，受知于当时的政界巨擘梁启超。

由于家庭出身，黄濬对满清历史及宫廷掌故知之甚详，写有一本《花随人圣盦摭忆》。

其中“盦”同“庵”，所以，这本书也经常写作《花随人圣庵摭忆》。

陈寅恪评价黄濬这本书“援引广博，论断精确”，是清代掌故诸著作中的上品，直到今天学界依旧看重其史料价值，甚至将之“伦比洪迈之《容斋随笔》”。

另外，由于黄濬的学问特别好，经常为梅兰芳参谋戏目和办理文案，可以说，梅兰芳先生的成功与黄濬的尽心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黄濬被处决后，齐如山成为了梅先生的主要编剧。

起点高、人脉广、后台硬，黄濬妥妥“位面之子”的人设，而且，他自身能力也够，可是有句老话说得太深刻——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黄濬在京师译学馆求学后，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他有位同学名叫须磨弥吉郎。

随着日本逐渐加快侵华部署，各种各样的日本间谍深入到中国各地刺探情报，而南京更成为情报搜集的重要阵地。

当时，日本间谍总指挥部，就设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

而黄濬的这位同学须磨弥吉郎，被派往中国担任驻华总领事，他以外交官的身份作掩护，大量收买汉奸，不择手段地搜集各种情报，黄濬自然也成为他主要的攻略目标。

经过一番金钱、美女的狂轰滥炸，贪图享受的黄濬变节了，接下来是黄濬的儿子黄晟，他同样留学过日本，在父辈的旗帜引领下，很快成为汉奸。

这对父子联手，在南京国民政府中，用重金收买了参谋总部、海军部、军政部中一些失意的亲日派高级军政人员，组成了一个间谍集团，为日本人窃取机密大开方便之门。

黄濬案发后，他承认多次向日本人传递情报，泄露“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部署，只不过是日常操作而已。

每次向日本人传递情报，以质论价，黄濬获得的情报费不尽相同，在他记录中，最高一次曾得到日本人600法币的酬劳。

600法币……

尽管如此，处决黄濬，还是让文化体系的一些人感到惋惜，叹一声“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而对于黄濬来说，他可是心甘情愿的，打心眼儿里认为佳人从贼、何罪之有？！

“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当汉奸也是有心理建设的，它们认为自己只是形势所迫，事到临头逼不得已，或是顺势而为，虽通敌但不卖国。

就像当年汪精卫、陈公博等人，还要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美化为“曲线救国”，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汉奸，致死不肯悔改的原因。

战争时期有汉奸，如今和平时期，汉奸还有没有呢？

只要精致利己这片菜园子常青，就缺不了汉奸这棵壮硕的苗儿。